張家康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魯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每個星期都要到章太炎先生處聽課，見面機會雖然有了，但卻很少說話。那時，魯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志在灌輸俄羅斯波蘭等國之崇高的人道主義，以藥我國人卑劣、陰險、自私等等齷齪心理。」錢玄同讀了《域外小說集》，認為「他們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
他印象很深，魯迅為使翻譯的文章更符合漢字的訓釋，特意向章太炎先生討教，「以期用字妥帖。」這樣，「《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訓，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
回國後，魯迅在教育部供職，錢玄同則執鞭教學。1917年1月，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將《新青年》由上海帶至北平，使它成為北大文科的同人刊物。陳獨秀慕魯迅的大名，很想讓他加入《新青年》行列，寫寫文章，以壯聲色。這就是魯迅後來所說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此時，作為「願意給它(《新青年》，作者注)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的錢玄同，已在《新青年》發表了很多戰鬥性的文章，他的文章風格獨特，如魯迅所評：「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瞭然，無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文學革命是錢玄同和陳獨秀所共同努力的目標，而讓這個陣營壯大發展，又是他們的願望和企求。
這一年，中國已經經歷了太多的震蕩，面臨如此多的變故，魯迅失望了，沉默了，用他自己話說，「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整天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把這當作「惟一的願望。」
陳獨秀想到了魯迅，錢玄同更想到了魯迅，因為，他對魯迅的了解畢竟要深入得多。他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周作人先於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章，而魯迅還沒有文章送來，錢玄同有些急了，他說：「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了。自此以後，豫才(即魯迅，作者注)便常有文章送來」。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初做小說是在1918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據周作人的記憶，錢玄同來紹興會館，也就是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說的S會館，時間當在8月，一共來了三次。這天晚上，錢玄同戴著深度眼鏡，夾著公文包，來到紹興會館，他的微胖的身軀剛一落座，臉上便沁出一滴一滴的汗珠。
錢玄同翻著魯迅抄的古碑文，以不經意的眼光望著魯迅，問道：「你抄這些有什麼用？」又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魯迅當然清楚，這是他在邀自己「入夥」，為《新青年》寫稿件。《吶喊·自序》中記下了他倆當時頗有意味的對話：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被說服了，再也不抄古碑文，以筆作投槍，鋒芒所指，當然是這「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它的意義就絕非是一篇白話文小說，而是周作人所說：「如眾所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顯而易見，如果不是錢玄同的催促，魯迅的創作也許要推遲許多年，進而言之，文學革命的成果也許會是另一種表述文本。
魯迅稱錢玄同是「我的朋友」，錢玄同也說自己是魯迅的「老朋友之一」。他們之間的交往長達二十九年，這個過程被錢玄同總結為尚疏、最密、極疏三個階段。「頭九年(民國前四年至民國五年)尚疏，中十年(民國六年至民國十五年)最密，後十年(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五年)極疏」。這種交往關係，既能使他近距離地接觸和了解魯迅，又能使他以一種超然的心境來認識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