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稱錢玄同是「我的朋友」，錢玄同也說自己是魯迅的「老朋友之一」。他們的交往長達29年，這個過程被錢玄同總結為尚疏、最密、極疏三個階段。「頭九年（1908—1916）尚疏，中十年（1917—1926）最密，後十年（1927—1936）極疏」。
章門弟子
錢玄同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魯迅的，那是在1908年，他們都是章太炎的學生，每個星期到太炎先生處聽課。
那時，魯迅和周作人正在翻譯《域外小說集》。魯迅為使譯文更符合古漢語的訓詁，勤向太炎先生請教。這樣，「《域外小說集》不僅文筆雅訓，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這給錢玄同留下深刻印象。
回國後，魯迅先在紹興，後受蔡元培之邀供職於教育部，錢玄同則在北京執鞭教學。
1917年1月，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將《新青年》由上海帶至北平。陳獨秀早慕魯迅的大名，很想讓他加入《新青年》行列，以壯刊物之聲色。這就是魯迅後來所說的：「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此時，作為「願意給它（《新青年》）當一名搖旗吶喊小卒」的錢玄同，已在《新青年》發表了很多戰鬥性的文章。
文學革命是錢玄同和陳獨秀共同努力的目標，讓這個陣營壯大發展，又是他們的願望和企求。其時，魯迅甚是沉默，在紹興會館內抄寫古碑文。
陳獨秀想到了魯迅，錢玄同更想到了魯迅，他對魯迅的了解畢竟要深入得多。他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
周作人先於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章，魯迅還沒有文章送來，錢玄同有些急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了。自此以後，豫才（魯迅）便常有文章送來」。
《狂人日記》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初做小說是在1918年，因為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
據周作人記憶，錢玄同來紹興會館催稿，時間當在8月，一共來了三次。這天晚上，錢玄同戴著深度眼鏡，夾著公文包來到紹興會館。錢玄同翻著魯迅抄的古碑文，問道：「你抄這些有什麼用？」又說：「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記下了他倆當時頗有意味的對話：「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魯迅被說服了，不再抄古碑文。於是，有了《狂人日記》。其在文學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如周作人所說：「如眾所知，這篇《狂人日記》不但是篇白話文，而且是攻擊吃人的禮教的第一炮，這便是魯迅、錢玄同所關心的思想革命問題，其重要超過於文學革命了。」
疏離起因
1926年6月，顧頡剛的《古史辯》第一冊出版，轟動了學術界。這恰是魯迅、錢玄同兩人關係不睦的起始。
「古史辯」派大膽疑古，為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倡導，而顧頡剛成績最大。
魯迅是不贊成「古史辯」派觀點的，又討厭顧頡剛，撰文進行抨擊。顯然，他批評的不僅僅是顧頡剛，也包括錢玄同。魯迅與錢玄同開始疏離，關係罩上了黯淡的色彩。
1929年，魯迅自上海北上省親。一日，他到孔德學校拜訪馬隅卿，錢玄同也在座。看著名片上所印「周樹人」三字，錢玄同笑問：「你的姓名不是已經改成兩個字了嗎？怎麼還用這三字的名片？」
魯迅正色而嚴肅地說：「我從來不用兩個字的名片，也不用四個字的名片！」
這裡說的四個字，錢玄同知道是在譏諷自己的筆名「疑古玄同」，頓時臉上也布滿了陰雲。這時，顧頡剛走進來，兩人都愣了。魯迅最不喜歡顧頡剛，錢玄同則是顧頡剛最要好的朋友。魯迅坐不住了，很快便起身離開。自此，兩人再也沒有坐在一起。
魯迅很不愉快，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還不忘描述這次鬱悒的邂逅，「途次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少頃，朱山根（即顧頡剛）叩門而入，見我即躊躇不前，目光如鼠，終即退去，狀極可笑也。」
三長三短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於上海。錢玄同寫了《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章回憶了他們之間交往，指出魯迅有三長三短。
他說魯迅的三大長處是：「治學最為謹嚴」，「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他特別推崇《中國小說史略》，是「條理明晰，論斷精當……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書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這些著作都體現魯迅的求真精神，「極可欽佩，青年們是應該效法他的」。
還比如，他治學和寫作決非沽名釣譽，而是任憑「自己的興趣」。《會稽郡故書雜集》本是魯迅編輯，且又作了序，可他在署名時，「不寫"周樹人"而寫"周作人"」。
再比如，他的文章抉發的多是中國社會的痼疾，「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
除此，錢玄同指出魯迅的三點短處，那就是：多疑、輕信和遷怒。
多疑往往使魯迅「動了不必動的感情」；輕信往往使魯迅在發現自己中了說「好聽話」的人的圈套後，與這個曾「認為同志」的人，「決裂而至大罵」；遷怒往往使魯迅以自己的好惡為準則，他「善甲而惡乙」，甲亦應隨之而惡乙，切不可與乙善，否則，「遂遷怒於甲並惡之」。
錢玄同說他對魯迅的批評，是基於他與魯迅交往的事實，而除此之外，「我都不敢亂說」。
錢玄同和五四那代人中的陳獨秀、胡適相似，評人論事，不挾私見，力求共允，所謂「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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