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用扇的激增，在推動摺扇風行的同時，也推動了制扇業的興盛。明代制扇工藝的精緻，是中國扇面藝術發展的高峰。扇子在拓展藝術空間的同時，也延伸了社會交際的意涵。謝肇淛云：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為之不懌。即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為之，未有折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國朝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如謝氏所云「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誠然，宋元摺扇，至今已難覓其蹤。索書者用扇面多於絹紙，乃因扇子「出入懷袖殊便」，這從十七世紀的《利瑪竇與徐光啟像》中就可見得：這是一幅具有西式風格的畫作，從人物服飾判斷，時令應非暑天，然二人卻各執一把摺扇，當非用以搧風。
利瑪竇到南京後，除其至密徐光啟外，還與當時中國的文化名流多所交往，李贄便是其中之一。萬曆二十六年（1598）的春天，李贄曾拜訪過利瑪竇，並書詩扇相贈。
春日贈扇，可知扇子非為引風取涼，而是社交手惠，持扇者藉此也為展示自己的優雅風度。扇子被文人賦予了雅意，成為讀書人身份的標榜。因此，文人們喜歡將詩文書寫在扇子上，隨信札或其他物品（如詩文集、書畫、碑帖等）附贈同好，既作為自己書法或詩文的門面展示，又作為禮物以便請益於人。隨觀明人文集，有關於此者屢見不鮮。
如前文所論安徽汪氏一樣，徽商是書畫鑑藏最為熱心的群體，晚明江南藝術市場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乃因有徽商作了有力的經濟支撐。徽商對於藝術市場的參與，不僅在於藉此附雅博譽，藏富射利，同時也鼓動自己的藝術創作，進而推動地域文化的興盛。如在高利貸商人方用彬的藝術交往中，扇面書畫的酬贈答謝便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從陳智超先生所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所收信札來看，以方用彬為核心的藝術圈中，扇面贈酬的記錄隨處可見，經筆者初檢，相關者竟有近百通，除了索畫題寫的扇面，其他的很多是作為禮物，隨信附送。這個數字還只是信札中體現的記錄，不難想像，未記入信中的扇面，恐不會少。就僅這近百通而言，比例如此之大，實已可見當時扇面應酬之盛狀。
扇面不僅作為文人之間的社交禮贈，就連煙花之地，也頗受寵（如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一個重要情節便是侯方域題詩扇贈名妓李香君）。文人們留連風月，與青樓女子之間常以扇作為酬答。由明入清的餘懷就是此中常客，他曾結識一位叫李宛君的妓女，此女命運多舛，晚年潦倒，餘懷深為同情，想如唐代杜牧之於張好好，便將杜牧《張好好詩》末段「書於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鄰壁」。清初朱彝尊藏有晚明名妓趙麗華的書畫扇，其「楷法極佳」。其他如馬湘蘭與王穉登、柳如是與錢謙益等之類故事，亦不乏類似的贈答。
書法扇面不僅可以薦納客僚、留情紅顏，甚至可以博得宮廷的青睞，藉以顯名。如李維楨記載邢侗書扇之事云：
（邢侗）深得右軍神體，極為海內所珍。內豎以字扇進覽，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摺扇形制本不方正，書寫時必須根據所書內容調整形式，因此對書寫者的要求相對較高，書家多有為難，如趙宧光就苦於小字和扇面，自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或以小字見委，每為苦之。至於書扇，尤非所長也。莫廷韓（是龍）在書扇時也有類似體會，在一封給友人曹芝亭的信中說道：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然而，對於多數好納客、喜交遊的文人雅士來說，並沒有太多如趙宧光、莫是龍們那樣面對應酬時的畏懼感，由於「日用尤切」，扇面書法成了他們基本的場面工夫———即使這工夫並非如那些以書法立名者精到。
生活在晚明的孫鑛（1542—1613），對於時人的逐扇風尚，興論之餘，別有所感：
兩漢以前尚篆隸，多用之章疏檄牒；晉以後尚行草，多用之簡札。邇來此兩則率胥人代書，其自書者，軸、卷、冊、扇四種及赫蹄小簡而已。而扇於日用尤切，尤堪賞玩。其敝者，或用為軸、為卷、為冊、為屏。餘感司寇扇卷，因效為一冊，殊橫闊，不便置几案。又書扇時，自有行款法，今改為橫幅，則傾斜失度。又扇自別有一種風度，改作冊亦失本真。且翰墨在扇間，即如花木在庭除、亭館在巖谷，天趣悅人……若謂不宜以供揮暑，則但可置之笥篋中，日取展玩，與卷冊同用，而不失扇書本趣，似更簡便耳。孫鑛在此不僅強調了扇面書法的書寫規範，還批評了當時人們扇面裝幀方式的失真，他也點明了扇面書法的核心用意：風度的標榜、優閒的展玩。
在此意義的觀照下，晚明書扇的內容就有了別樣的社交隱喻。如王穉登曾書金箋詩扇，末署「送申駕部還朝。王穉登春宇先生」。「申駕部」指申用懋（1560—1638），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因曾任兵部職方郎中，故稱「駕部」。其父申時行（1535—1614）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蘇州狀元，官至內閣首輔。申、王二家同裡，「交相推重，軒車賓從，兩家巷陌不相下」。晚明山人風尚盛行，而「聲華烜赫，穉登為最。申時行以元老裡居，特相推重」，可見二家關係之親密。受贈者「春宇先生」，疑為張廷榜（1545—1609）。有趣的是，扇面所書內容乃是送申用懋還朝的詩，用意頗可玩味。
與王穉登所為異曲同工的，是其友人張鳳翼（1527—1613）贈給一位叫敬虞的人詩扇。扇上共書五律二首，詩本俗套，意境難稱佳制，然題款卻頗有意思：
右二詩，其一寄王元美，其二王答也。原來此扇所書二詩，是張鳳翼與王世貞（元美）的唱答詩。世貞為「後七子」之首，乃當代文壇泰鬥，亦是朝廷重臣，作為一介布衣的張鳳翼能與之結交，當有幸焉。
摺扇小巧，收放自如，藏諸懷袖，便於隨時展玩和示意。文人們在席間常分題步韻，作詩填詞，畢後書之於扇，互贈同誼。又或為所攜扇面有限，或為集藏之利，或為單人書寫不能滿紙，便多人合書一扇，表達互相之間的交誼和志趣。這種合書扇，明人多有此例。如周鼎（1404—1487）、陳寬二人曾合書有一金箋行書扇面，從題款內容上看，似乎為合書扇增添了新的隱意。周鼎題款云：
右雪屋一律為徐山人作。維時誦而忘之，更以佳扇託陳梅雪錄之，以長在口手，梅雪又讓之，老醜使自錄也。疑舫居士。陳寬題款云：
餘賦楚江秋曉詩一律，維時求書，遂書於扇。醒庵。明代中後期的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人也不乏有合書之扇，實隱有某種世俗之意味，同時也多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文化意義。
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王穉登、張鳳翼和周天球三人合書扇，扇面上所書三人之詩，王氏款署「元日送顧益卿之薊州，王穉登書呈聞庵先生求正」，張氏款署「右送戚少保作，呈聞庵兄丈」，周氏款署「右贈戚大帥一首，周天球書似聞庵兄世誼求正」（聞庵，未詳待考）。王穉登詩贈的顧益卿，名養謙（1537—1604），時議顧氏必能辦倭，起為兵部侍郎；張、周二人詩贈的「戚大帥」「戚少保」，即是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戚、顧二人皆為當朝名臣，一般文人能與之詩酒酬唱，既顯自己交遊之不凡，更可標榜自己非等閒之輩。
更為典型的是張鳳翼、張獻翼、周天球和王穉登四人的合書扇，每人各錄其詩，共書一扇，同贈「笠湖」（未詳待考）。有趣的是，四人所書之詩，都不是為笠湖所寫。四人皆籍蘇州，向有山人習氣，又常相交遊，同學吳門。名雖不重，而人脈甚廣，標舉文才，皆為雅好。故清初張潮（1650—?）云：
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文人之間，大率如此。而一扇之握，已足見品位與身份。張潮生活的時代去晚明不遠，由此可以想像扇面在文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可以窺知晚明扇面應酬烈甚於前的原因：商品的流通自然帶動整個社會的流動，進而推動了人際交往的頻繁，應酬日漸增多，同時也愈加考究。明代中前期以來就已開始為眾人所使用的摺扇，也容易成為這種社交文化的中介角色。摺扇易攜，便於取涼。染翰其上，不僅可資欣賞，尤可用於社會交際。在這扇面上，贈、受雙方都能通過這一握之物，在贈與與受謝、書寫與閱觀之間，互相品察著對方的心態。其中的委婉和含蓄，實為難以直言的文化隱喻。
《燕閒清賞：晚明士人生活與書法生態》，吳鵬著，中華書局2020年3月。(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