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是個謎一樣的人物，他的思想宏大深邃，源遠流長，但作為歷史上的一個客觀人物，其人其書的真實面貌我們卻知之甚少。他的生卒年、故裡以及該書究竟哪些出自其本人之手等重要問題，至今都沒有完全考證清楚，爭議性的說法很多。至於他的生平事跡、興趣愛好、家族背景以及寫作過程等等，史書留下的客觀記錄就更少了。
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由此可以確知的是，莊子名為莊周，戰國時期人，很有學問，思想根植於老子，對孔子思想多有批評，其書以「寓言」為主，《漁父》、《盜蹠》、《胠篋》三篇是他所作。此外，他淡泊名利、個性獨特、終身不仕，過著簡單的生活。但是，「蒙地」究竟是今天的哪裡，他生活在戰國時期的哪一時段，《漁父》等外、雜篇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等問題都很複雜。
關於莊子的故裡蒙地，目前有兩種最為主流的說法，一說屬宋國，即今天的河南商丘境內；一說屬楚國，即今天的安徽蒙城境內。
宋國說，有三個比較明顯的古代文獻證據：《史記•莊子列傳索隱》說莊子乃「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莊子名周，宋蒙縣人」；《漢書•藝文志》班固說莊子「名周，宋人」。馬敘倫在《莊子義證》之附錄《莊子宋人考》中又提出兩個有力的證據，一是《史記•宋世家》所據《左傳•莊公十二年》的「宋萬弒湣公於蒙澤」；一是《史記•宋世家索隱》所據莊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闢［按：闢乃宋桓侯名字］，蒙人止之，後為狂也。」以上都證明了莊子是宋國人。當代持這一看法的學者相對比較多。
楚國說，始於宋代，多是從莊子的思想風格上來推斷的。朱熹在《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中說：「莊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還有很多學者認為其與屈原的風格有相似之處，譬如光怪陸離的想像、恣意放蕩的筆法、意味雋永的隱喻。康中乾則認為：「莊子的文風有楚文化的特色，這確是實情。但不能因此就說莊子為楚人。」他的思考可謂冷靜、嚴謹，畢竟風格相似的作品未必出於一地，關鍵還要看思想指向。楊義在《莊子還原》中則提出了一個比較中和的說法，他認為：「莊子為宋國蒙地人，但莊子思想上承老子，乃為楚學，多有楚人的文化基因。」 書中有大量例證，說明莊子的祖脈在楚，其家族為楚莊王后裔，大約在楚悼王、肅王之際流亡於宋，所以他的思想、風格中都有楚文化的基因。莊子有楚國情結，時常流露故國之思。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根據：
1.楚悼王死後，宗室發生暴亂，莊子家族受到牽連。從楚國北境到宋國有一條由墨者把守的通道，對於因吳起之變而逃亡的楚國公族，墨者會給予救濟。莊氏的某一支可能通過這條道逃到宋國。
2. 莊子「其學無所不」，可見受過良好的教育。其能與侯王直接對話，楚王還專門派「大夫二人」請他去楚國做官，這都說明莊子不是一般的平民，而很可能是「破落貴族後裔的身份」。
3. 《莊子》中描寫的楚人多聰明、智慧、修養很高（如郢人運斤、漢陰丈人、佝僂承蜩等故事），而宋人則多鄙陋（如宋人資章甫而適越等故事）。
4.《莊子》中流露出濃厚的思鄉情結，如《徐無鬼》中的「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則陽》中的「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5.《莊子》中諸多意象顯示出楚民俗信仰，如《逍遙遊》中的「鯤鵬」意象與楚人的「神鳥情結」有密切關聯。這些說法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理解《莊子》的視角，但其中也或多或少有些推測的成分，並無鐵證。總的來說，以上兩種說法各有道理，至今還有很大的爭論，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加，還有進一步考實的空間。其對我們理解《莊子》的哲理思想並不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而只是提供一個更好地理解《莊子》的背景。
關於生卒年，《史記》只說「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具體年份可能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經模糊不清了，所以他沒有具體說。目前學界比較一致認可的是馬敘倫的考證結果，即莊子生於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即魏惠王二年、楚宣王元年），卒於公元前286年（周赧王二十九年）。
《莊子》文本目前流行的是郭象本，共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一般認為，內七篇是莊子本人所著，代表莊子思想，寫於戰國中期。外、雜篇是莊子後學所著，不晚於戰國末期，可能摻入了一些後代文字。劉笑敢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一書中對此作了嚴謹的考證。其概念方面的重要證據是：「內篇雖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詞，但沒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複合詞（由詞根和詞根合成的詞），而在外、雜篇中，道德、性命、精神這三個複合詞都反覆出現了。」 例如，內七篇中「道」字出現四十二次，「德」字出現三十四次，但沒有二字連用的「道德」一詞，而漢語詞彙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漢語詞彙中首先出現的是單純詞，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複合詞才逐步出現。這樣的例子很多，因此劉笑敢斷定內篇早於外、雜篇。當然，還有一些次要證據。
《莊子》內七篇為莊子本人所作，這一點基本沒有什麼爭議。外、雜篇則比較複雜，因為其思想有與內篇牴牾之處，譬如最明顯的是外、雜篇批評孔子的言論甚多，內七篇中則沒有如此。但也有與內篇吻合的地方，譬如《秋水》中視野的不斷開顯與《逍遙遊》中「鯤鵬」的逍遙境界、《齊物論》中「道通為一」的境界都是一致的。所以，很難說外、雜篇沒有莊子的痕跡，有可能是莊子後學根據他的意思修改完成的，也有可能偶爾竄入一些另類的思想。劉笑敢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斷定外、雜篇是莊子後學所作，並且將其分為「述莊派」、「無君派」與「黃老派」，具體內容如下：
「述莊派」以繼承與闡發莊子思想為宗旨，對莊子的本根論、人生論以及方法論都有比較深入的演繹和發揮。與莊子不同的是，這一派的思想更為現實，並賦予其更多的合理性，例如把莊子「無心」、「無情」的主張用於現實目的。《達生》中「佝僂承蜩」、「梓慶為」等故事都說明了這一點，它們不似內篇中庄子追求精神上的超越，而更多地思考如何將精神上的專一用到現實的成功中來。另外，這一派還提出了道家的「性超善惡論」，對道家人性論的建構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無君派」對莊子思想作了很多重要的改造，激烈地抨擊君權及仁義道德，強調因順人性之自然，提出人性淳樸、沒有剝削、萬物平等的「至德之世」（《馬蹄》），而不是逃到「無何有之鄉」（《逍遙遊》）。春秋戰國時期，仁與義是儒墨顯學所推崇的重要道德觀念，這一派正是把批評的矛頭對準於此。《駢拇》篇開宗明義便說：「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認為仁義是道德敗落的結果，聖人標榜仁義不但無功，反而有過。仁義是重要的傳統道德規範，無君派卻把仁義與道德對立起來。
「黃老派」是莊子後學中年代較晚的一派，其思想與莊子相距最遠。這一派吸收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兼談道德、仁義、法術，還提出了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觀點。這一派對儒、法思想的容含，最明顯的體現是在《天道》篇。《天道》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這裡明顯容含了法家的刑名思想，又曰：「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這明顯容含了儒家尊卑有序的思想。
由此可見，《莊子》三十三篇尤其外、雜篇的思想比較複雜，我們需要對出自莊子本人之手的內七篇有深刻、準確的理解，才能分辨出外、雜篇中哪些可能是莊子的思想，哪些可能是莊子後學發揮的思想，哪些可能是完全與莊子意圖相悖的別派竄入的思想。同時這也提醒我們，不能先入為主地把《莊子》三十三篇看成是一個邏輯謹嚴、內容一致、沒有矛盾的哲學體系。畢竟我國古代書寫哲學的方式與西方不同，其多用箴言、寓言，寫作方式本身也荒誕詭譎，並且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門下弟子的記錄與傳承。此外，古代也不像今天這樣有版權意識，作品不受法律的保護，經文常常被任意更改，詮釋者可以主觀地加入自己的思想，並且還常常根據時代、現實的需要刪修、整理。這些都導致了我們識別孰為莊子本人所作所述的困難，但這不妨礙我們了解《莊子》的主旨，因為貫穿這部經典始終的主線、核心精神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