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歷史」是一對範疇，盧卡奇、施密特、萊文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正是通過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為歷史辯證法，把恩格斯哲學理解為自然辯證法，從而製造了所謂「馬恩對立論」。其實，恩格斯對自然的關注始於他對西方工業革命社會影響的觀察，他研究自然辯證法的目的是要通過可靠的自然科學知識揭示自然界的辯證特徵，進而把自然史與人類史統一起來。恩格斯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解」「提升」與「影響」多重關係的揭示表明，他和馬克思一樣，始終把自然放到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之中進行考察，其自然觀具有顯著的社會歷史向度。
恩格斯生活於德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大發展時期，工業革命帶來的不只是生產方式的巨大發展和物質財富的迅速積累，還導致了人口的集中和眾多大城市的出現、資源浪費、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採及其引起的環境破壞問題。恩格斯敏銳地關注到這一系列變化，在早期寫成的《伍珀河谷來信》（1839）、《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1843）、《英國狀況·十八世紀》（1844）、《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等著作中，以其親身經歷揭示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自然環境破壞和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他看到資本家將使用紅色染料產生的廢棄汙水排入河中導致「狹窄的河流泛著紅色波浪」，看到在工廠制度下工人生活環境惡劣、疾病蔓延，開始思考科學技術發展同自然演化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關係問題。面對工業革命帶來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對立與衝突，他提出以「兩個和解」實現社會的徹底轉變。
所謂「兩個和解」，指「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自身的和解」。一方面，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無法完全脫離自然界而單獨存在，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的目的成了單純追求剩餘價值，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為了人類的永續發展必須謀求人和自然的和解。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利益至上，人與人之間為了追求物質利益不擇手段，人與人的和解意味著人與人的關係從矛盾復歸於和諧。「兩個和解」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而消滅私有制從而瓦解一切私人利益是恩格斯對這一條件的歸納概括。
從1873年到1883年的十年（包括寫作《反杜林論》的兩年）是恩格斯學習自然科學知識、探索自然發展規律的「脫毛期」。恩格斯之所以要集中多年時間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有著批判與建構的雙重意圖。
在批判層面上，恩格斯主要針對的是歐根·杜林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曲解以及畢希納的庸俗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自然辯證法。科學和哲學的新的邏輯基礎》一書中，把自己的辯證法稱為「自然辯證法」，反對黑格爾的「非自然」辯證法，並在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後不久陸續發表了《馬克思〈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貶低凱裡的功績的人和國民經濟學的危機》等，曲解與貶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馬克思本人早在1868年就表達過集中精力批判杜林的想法，但苦於始終沒有時間，只能一拖再拖。畢希納於1872年出版了《人及其過去、現在和將來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一書的第二版，馬克思對書中的庸俗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指出其問題的根源在於不懂黑格爾的辯證法。為從根本上澄清杜林和畢希納的錯誤思想並消除它們的社會影響，恩格斯感到有必要「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運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並主動承擔起把辯證法應用於自然觀的工作。但他也意識到，「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而他當時對於自然科學僅處在「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段的研究」的水平。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寫給馬克思的信裡，詳細列出了自己想要研究的問題。這是恩格斯系統研究自然科學的開端。
在建構層面上，恩格斯試圖通過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從自然界中找出並闡釋辯證法的規律，在對「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中達到拯救黑格爾的辯證法、闡述辯證自然觀、統一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目的。他在《反杜林論》中明確了自然界和人類歷史之於原則的先在性，「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闡述了這種新自然觀的辯證性：「一切僵硬的東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恆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恆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自然辯證法》在考察「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時，以寫實的方式從生成性上闡述了人與自然的分化過程，創造性地提出了「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歷史唯物主義命題，不僅揭示出人與自然的雙向聯繫，還在對人類生成發展問題的考察中明確了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原則。
在恩格斯那裡，揭示出自然界的辯證發展只是階段性目標，他的自然觀最終要著眼於把自然界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聯結起來，形成關於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觀，以進一步探討他在早期就關注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組織的變革。《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提出的「兩大提升」和《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中的作用》中提出的「兩種影響」，與他早期提出的「兩大和解」相互映襯，是恩格斯自然觀最終目標的集中表現。
「兩大提升」即人的「物種提升」和人的「社會提升」。恩格斯在談到人類歷史的演進時提出，人類的歷史發展需要「一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以保證「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生產一般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餘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人的第一次提升是指在勞動基礎上從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人從物種關係中提升出來，使人擺脫了自然界對人的絕對支配，成為自然界真正意義上的主人。人的第二次提升是指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從社會關係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和諧，人成為社會的主人。「兩種影響」即人類的生產活動「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以及「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恩格斯在闡述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時提出，「動物僅僅利用外部世界」，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在他看來，人類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尤其是19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增強了人類預判自己的行為對自然產生後果的能力，而人類如果「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人類在對歷史的研究和現實的階級鬥爭中逐漸意識到，只有對現今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才能學會認清進而控制、調節人類的活動對社會的影響。
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時，或者批判恩格斯將辯證法強加到自然身上，割裂自然辯證法與歷史辯證法的聯繫，或者提出馬克思否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甚至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看作一種唯心主義的形上學觀點，從而製造出「馬恩對立論」。辯證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待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錯誤態度，需要我們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放到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從整體上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關係史。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環境危機的出現，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理論貢獻在西方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踐正在把這一理念變成現實。
（本文系遼寧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勞動精神』概念的三維審視」（L18BLW03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