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里斯多福·斯特魯普，譯/由冠群】
我17歲時，在基督教布道會上第一次聽到有人將伊斯蘭教等同於恐怖主義，當時我還只是印第安納波利斯傳統基督學校的一名高二學生，我母親是那所學校小學部的教師。那是1998年，當時伊斯蘭恐懼症還沒有在西方成為主流。我們一家人在卡默爾郊區參加了一個小型的跨教派福音教會，我父親是那裡的音樂牧師。
那天早上，首席牧師馬庫斯.沃納說：「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應該渴望殺死基督徒和猶太人。」他堅稱這是他仔細研讀《古蘭經》後得出的唯一結論。儘管我現在已是一個不可知論者，當時的我還是個福音派信徒，不過我仍對這種極端的說法感到不適。如今，在紐西蘭基督城槍擊案發生之後，類似的反穆的言論應該被視為與反猶言論同樣令人厭惡。
但在實際操作中，美國對反穆和反猶言論執行著根深蒂固的雙重標準，這一點從伊爾汗·奧馬爾參議員反以色列言論掀起的軒然大波中可見一斑。美國正確地將反猶主義視為毒藥，並且（至少左派）實行著言論監督，不管有心還是無意的反猶言論都不放過。但伊斯蘭恐懼症卻仍然塑造著美國外交政策，受基督教鼓勵的反穆言論常常不受任何批判地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
作為美國首批進入國會的兩位女性穆斯林議員之一，奧馬爾關於以色列的言論的確讓人產生反猶主義聯想。她後來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時，在遣詞造句上更加謹慎，沒有再使用「效忠」這個詞——這是許多人批評她的正當理由。然而，許多針對奧馬爾的批評不僅是惡意的，而且其背後的伊斯蘭恐懼症與反猶主義的惡劣本質並無不同。
白人新教徒保守勢力擔心權力和影響力下降，而這種擔憂又塑造了川普政府。當前多元化和民主化在美國社會遭遇挫折，類似的先例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不久之前，美國新教徒還把「雙重效忠」的帽子扣在猶太人頭上，質疑他們的愛國本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甘迺迪成為美國首位信仰天主教的總統，也有人質疑過天主教徒的忠誠度。
今天，類似的言論再次出現。由福音派基督徒和小部分猶太裔美國人構成的保守派又開始兜售他們的陰謀論，宣稱穆斯林兄弟滲透了美國政府，穆斯林正密謀將伊斯蘭教法強加於美國。
由宗教牽扯出的反穆情緒對美國外交政策構成巨大破壞。前中情局局長、現任國務卿蓬佩奧等仇視伊斯蘭教的人在川普政府中扮演著日益突出的角色。相比美國之前歷任總統執政時期，川普政府的外交決策尤其受到反多元主義的基督教原教旨勢力影響，這部分信徒對穆斯林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敵意。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不僅是川普的選民基礎，也是當今美國最傾向於本土主義的人群。
美國內閣百年來首次成立聖經學習小組，每周三成員聚在一起參詳上帝的旨意
從冷戰至今，多數福音派新教徒堅持末世論（觀察者網註：eschatology，研究歷史終結及其相關方面的哲學或者神學理論 ）信仰——它基於19世紀對《啟示錄》和其他預言性文本的解釋——傾向於將基督的主要敵人與蘇聯聯繫在一起。1948年，以色列不可思議地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復國，這被福音派用來證明他們解讀聖經預言的正確性。1970年出版的哈爾·林賽的暢銷書《聖經預言：消失的偉大地球》成為了福音派的標準末日敘事，大大普及了時代論神學（觀察者網註：dispensationalism，保守派基督教信徒相信神在聖經聖約中透過一系列的"時代"或歷史上的時期來給與人類啟示）的千禧年前論（觀察者網註：premillenialism，基督教神學末世論學說，認為基督將於千禧年之前復臨世界）。
林賽把俄羅斯描繪成聖經中的「瑪各王國（kingdom of Magog）」，根據「預言」它將在末日之戰中率領邪惡力量作戰。但在冷戰結束後，尤其是最近幾年，福音派基督徒開始擁戴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因為他重視「傳統價值觀」。儘管福音派極力尋找，但仍難就誰是新的瑪各達成共識。而就在這時，隨著反伊斯蘭情緒在福音派教徒中蔓延，主要由穆斯林組成的國家（比如伊拉克戰爭時期的伊拉克）便可以臨時充當這樣的角色。福音派作家喬爾·理查森就曾表示，敵基督者（Antichrist）將來自伊斯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