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亞娜·阿索夫斯卡（Liljana Arsovska），墨西哥漢學家、翻譯家，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生於前南斯拉夫（現馬其頓共和國），後加入墨西哥國籍。她於1981年至1985年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學習漢語；後經繼續深造，於2002年獲該校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位。莉莉亞娜投身於墨西哥漢語教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譯介超過30年，編寫出版了拉丁美洲第一部供母語為西班牙語中文學習者使用的漢語語法教材——《實用漢語語法》（2011），翻譯和主持翻譯出版了《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集》（2013）、《我不是潘金蓮》（2015）、《一句頂一萬句》（2014）、《我叫劉躍進》（2014）、《極花》（2018）等文學作品。2014年，她榮獲第八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她出生於文明璀璨的巴爾幹半島，現在卻生活在瑰麗魔幻的墨西哥城；她的母語既不是西班牙語，也不是漢語，卻成為中墨兩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會晤等重要雙邊活動的權威譯員；她不是中國人，卻在拉美高等學府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學；她將多部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譯成西語出版，讓墨西哥及拉美讀者領略了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魅力。她，就是拉丁美洲知名漢學家、翻譯家，墨西哥學院亞非研究中心教授莉莉亞娜·阿索夫斯卡。
她如何與中國結緣？又如何在墨西哥走上漢學研究和中國文學翻譯之路？母語是馬其頓語的她，為什麼能在漢語和西班牙語之間切換自如？不久前，筆者通過社交網絡，對這位傳奇的女漢學家進行了採訪。
萬戴：您與中國的淵源很深，從學生時代就已經開始了。您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對中國產生興趣的呢？
莉莉亞娜：長話短說吧。我那時候是一名出色的學生，讀高中時我的成績很好。畢業後，馬其頓（當時還是南斯拉夫聯邦的組成國之一）政府給我提供了一份去國外學習的獎學金，可供選擇的國家也很有趣：英國、中國和美國。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中國總是吸引著我。我必須承認那時我對中國一無所知。有關中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毛澤東，他是20世紀最令人敬佩的領袖之一。在那個年代，全世界都對中國知之甚少，這就是中國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之一。此外，我出生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想去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我對美國從來就沒有興趣。英國呢，又太近了，而中國仿佛就是世界盡頭的那種感覺。
就這樣，18歲的我在1981年到了中國。學校的人來機場接我，他們帶我上了一輛紅旗轎車，車窗上還有帘子。我來到了北京語言學院，它後來更名為北京語言大學。
萬戴：一位年輕女孩，突然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是不是有些緊張和不適應？
莉莉亞娜：我得承認，一開始我有點……想像一下吧，沒人能聽懂你的話，突然間你無法和別人建立起有效溝通。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在北語，外國留學生約有1500人，但來自西方國家的學生很少，甚至來自蘇聯的都不多。最初的幾個月過得有點艱難。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大約三四個月後，我有了一點中文詞彙的基礎，生活就沒那麼困難了。作為學生，我有個特點：不怕犯錯。因此，我會把當天學到的每個詞彙都拿去實踐操練。
當時，北語旁邊就是五道口，但是1981年的五道口和現在的五道口完全是兩個世界。我記得有個商店——只有這麼一家商店，裡面賣的衣服很少。我就去店裡練習漢語。「這是什麼？這是鉛筆；那是什麼？這是鋼筆。這是藍色的，這是紅色的……」迄今為止，中華民族都是一個非常友善的民族，非常樂於幫助別人。我記得商店裡的店員或是街道上的行人，他們會懷著極大的耐心去聽我錯誤的聲調、錯誤的發音，給予我幫助和支持。
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有了更多的自信。另外讓我永生難忘的就是老師們的熱情，他們猶如我們的父母。比如，我因為冬天太冷，偷懶不想起床而沒去上課。到了中午12點，老師就會來到我的宿舍，然後說：「莉莉亞娜，你為什麼沒上課？我來給你輔導，我們今天做這個、那個……」想像一下，如果你這麼被照顧、被關心，你會是什麼感受？我那時很年輕，並不覺得我有多麼思念我的父母，因為這些老師很好地代替了父母。我記得每年春節，老師都會在他們家裡組織聚會，邀請學生去，然後教我們包餃子。老師的生活條件實際上並不是很富足，他們的住所很小，但是非常溫暖，並且永遠對外國學生敞開大門。我在中國待了4年，1981年至1985年，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有價值、非常寶貴。
萬戴：真是一段美好的經歷。您在中國不僅學到了知識，還有了一段個人體驗。您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吧？
莉莉亞娜：當然了！說到這兒我必須給您講個故事。其實我是一個很開朗很友善的人，所以我那時候就尋找跟外國人、中國人打交道的機會。學校裡有很多中國男生和女生學英語、學西班牙語，我特別想找一個中國男友（笑）。但是，怎麼說呢，可能是語言原因吧，也可能因為中國人那時對外國人並不是很放得開，我跟北語的中國同學建立關係就沒那麼容易。
但北語有很多外國留學生。在他們之中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墨西哥人小團隊。您知道中國對墨西哥前總統路易斯·埃切維裡亞·阿爾瓦雷斯是非常讚賞的，因為他曾在聯合國大會上為中國伸張正義，並較早地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他當總統時成立了一所很有趣的學校，好像是叫作第三世界研究學院（莉莉亞娜指的可能是「第三世界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作者注），他支持墨西哥的年輕人去中國，這非常有趣。儘管在1981年的北語，西方國家的學生不多，但是卻有大約30名墨西哥學生。其中有一名青年叫羅貝爾託，他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醫科生，受墨西哥政府資助前來中國，還拿到一份中方的獎學金。他是來學習中醫的。我們認識了，但我那時完全不懂西班牙語。剛開始的時候，我跟羅貝爾託的交流基本上是用中文。我覺得這也是我學漢語學得比別人快一點的原因之一吧，因為我對用中文交流有很大的興趣。
於是，手裡拿著一本漢英西詞典，我跟他就能磕磕巴巴地交流。羅貝爾託成了我那4年的男朋友，現在是我的丈夫和我兩個孩子的父親。就像您剛才提到的那樣，中國之於我，無論是個人方面，還是工作方面，真的給了我一切。那段經歷不僅讓我在墨西哥有了家庭，還讓我有了一個非常寶貴的語言工具——中文。
我現在生活在美洲大陸上。我雖身在墨西哥，卻仍然和中國人共事，研究關於中國的東西以及屬於中國的東西。我在私人生活和工作中所擁有的一切都要歸功於中國。不熱愛中國就是不熱愛我自己，因為歸根結底我是中國的產物。
萬戴：您這種與中國之間無比深厚的關係，對您的孩子和家庭是如何產生影響的？
莉莉亞娜：我的丈夫是一名中醫，他在北京中醫藥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是律師，在墨西哥工作，會說一點中文，去過很多次中國。小兒子在北京語言大學讀完了本科，之後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讀研，拿到碩士學位以後去了福州，現在廈門工作。他已經在中國待了7年，還有了一位中國女友。我感到難以置信，我問他：「伊萬，你什麼時候回墨西哥？」他說：「不回去了，媽媽。21世紀是用來待在中國的。」（笑）
萬戴：您在中國的學習始於漢語，止於一篇寫得很棒的有關《紅樓夢》及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為什麼會選擇《紅樓夢》作為畢業論文的課題？
莉莉亞娜：在馬其頓上初中和高中時我就很喜歡讀書。我一直覺得書是向世界打開的一扇窗戶。之所以選擇《紅樓夢》，是因為一位女教授在中國文學課上談到文學經典時，特別強調了這部小說。而在去中國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這麼一本書。我記得教授在講這本書時非常細緻、非常虔敬，她講得是那麼動人，以至於我對自己說：一定得讀讀這本書。於是我就用自己在北京學了三年的漢語水平開始讀《紅樓夢》，結果讀起來異乎尋常的吃力，一頁要讀好多遍。我一趟趟地去找教授，讓她為我講述、解釋。
對我來說，《紅樓夢》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還是一本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百科全書，它包含了中國的兩大基本構成：家和國。閱讀《紅樓夢》就是一個理解中國家庭是如何運轉的過程。《紅樓夢》裡有很多人物：大姐、二姐、三姐、四丫鬟、母親等，還有人物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稱呼。它向你講述一切、解釋一切。對於外國人來說，其感知能力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理解《紅樓夢》一點都不容易。比如說，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中國家庭的等級觀念可以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稱呼來體現。比如，老三顯然要服從老二和老大，卻可以對老四和老五施加權威。但是在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中，就很難理解這點。這本書也向我們講述了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悽美的愛情故事，讓我了解到中國人是如何處理他們的感情的，跟西方人的做法十分不同。這是中國人和西方人性情的另一種對比。
《紅樓夢》是一部需要反覆閱讀的作品，因為每一遍閱讀都會帶給你不一樣的認識、一種細微的不同。這是一部屹立在文學之巔的作品。把《紅樓夢》翻譯成任何一種外語都實屬難事。之所以難，並不是因為語言，而是蘊含在作品中的文化差異。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時我會感到困難，但我很享受這個過程。我覺得中國的古文不僅優美，而且在語言學結構層面上很有象徵感，這裡面大有學問。
萬戴：您是一名居住在墨西哥的歐洲學者，在您關於中國的研究中，個人經歷和學術經歷對您起了多大的幫助？
莉莉亞娜：就像您所說的那樣，我的母語不是西班牙語也不是漢語，而是馬其頓語。馬其頓語並不屬於羅曼語系，它跟漢語或西班牙語一丁點兒關係也沒有。但我出生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比起那些來自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西半球的人們，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當我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時，我並不需要看很多註解，而對於西班牙人、墨西哥人、法國人來說，很多東西就需要向他們解釋。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的個人閱曆本身就是一種優勢，它讓我能夠認識多個不同的世界：認識巴爾幹半島——我來自那兒；認識拉丁美洲——我在這裡居住和工作了30多年；認識中國——我曾在那裡待了整整4年，離開後還經常回去。
當然，西語不是我的母語，在墨西哥的最初幾年，這確實是一個障礙。但是，憑著一股韌勁兒和不懈的努力，以及長期閱讀西語、用西語工作，我現在覺得運用得很自如，這讓我在職業和學術生活中能做很多事情：教中文、研究漢語，把現代中國文學翻譯成西班牙語。所以我認為，身為一個馬其頓人，生活在墨西哥，藉助多種語言研究中國是一種優勢。
萬戴：您的身份很特殊，不僅是學者，還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中文譯員。
莉莉亞娜：我是從口譯開始做起的。1988年開始，我偶爾會做些同傳和交傳。到了1990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來墨西哥進行國事訪問，當時墨西哥會說漢語的人屈指可數。就這樣，命運把我放在了這條道路上。
我承認自己第一次在這麼重要的場合做翻譯，緊張得要命，當時我也就翻譯出了40%—50%的內容。然而，正是這獨一無二的經歷，使得我在之後的日子裡，給迄今為止所有的墨西哥總統都做過翻譯。我也曾有幸近距離地接觸過中國各屆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及很多國務委員等。在我30年的口譯生涯中，墨西哥和中國兩國之間的關係非常之好，墨西哥領導層對中國始終抱著一種讚賞的態度，直到現在兩國關係都很不錯，對於一個譯員來說，這是非常幸運的。
萬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您投身於漢語教學和語言研究工作，並且編寫了拉丁美洲第一部供母語為西語中文學習者使用的漢語語法教材——《實用漢語語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對於漢語教學和研究，您有何深切的感受？
莉莉亞娜：我在墨西哥教漢語已經30多年，主要是教墨西哥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這是一段神奇的經歷。我覺得研究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語言已經不能說是一個必要的工具了，而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沒錯，我們確實能夠通過英語、法語甚至西班牙語來了解中國。但是，當你去了解一個社會時，除了要知道人們是怎麼描述這個社會的，還需要知道這個社會裡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自身所處的環境。我很想知道中國人是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和哲學的，是怎樣用漢語來思考的。剛開始讀中國哲學和文學著作時，我都是用英文讀，直到後來才能用中文閱讀。但很快我就意識到，只有讀中文版本才能明白中國人是怎麼看待他們自己的。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在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教中文非常重要。
我認識很多人，漢語說得很好，但是他們缺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這是漢語的靈魂。漢語有著3000年的歷史——我指的是書面漢語——您想像一下它在這麼久的時間裡所產生的豐富內涵以及它所具有的表現力。當然，要用我們只有一次的生命去學習一門演變了3000年的語言，是個很有野心的舉動。然而，就像我經常說的那樣，我會始終努力去學習，生命不息，學習不止。
萬戴：您曾表示，這些年來，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西班牙語的工作，讓您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快樂。
莉莉亞娜：是的。有一天我意識到我讀了很多中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讀了很多小說，但是由於我的母語不是西班牙語，多年來我都在猶豫要不要從事文字翻譯。後來有一天，我坐下來，開始把王蒙的短篇小說《堅硬的稀粥》翻譯成西語，我很喜歡這篇小說，它很好地展現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以及存在的矛盾衝突，很有意思，也很搞笑。我對自己說：「好，我要把它翻譯出來。」我把譯文拿給墨西哥學院的幾個同事看，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出版這篇小說——我生活的激情就此開始。這是迄今為止最讓我激情澎湃的事情：文學翻譯。
我也喜歡口譯，但我更喜歡文學翻譯。讓我來告訴您為什麼吧。我覺得口譯會隨風而逝——當然，它也有些許迴響，會造成某些改變，有助於雙邊交流，也確實很重要。但是文學翻譯則是用西語為墨西哥及拉丁美洲讀者打開了許多扇窗戶，讓人們看到了別樣的中國風景。
我經常會思考，一個簡單純粹的墨西哥人，學生也好，從業人員也罷，他們通過何種途徑去了解中國？我不覺得他們會一頭埋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提供的有關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裡去研究。我不是說這些數據沒意思，而是覺得它不如一本好的小說有意思。小說除了向你描述中國、展示中國，還讓你看到一門美麗的語言，向你介紹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你讀著讀著，就會突然意識到中國人和我們並無不同，跟我們一樣思考著同樣的事情，用同樣的方式去愛、去恨、去承受痛苦。儘管如此，我並不想說兩者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文化差異。我在把中國當代文學翻譯成西語時就感覺到了這種差異。
萬戴：那麼您是如何處理這種文化差異，從中找到一個平衡點的？
莉莉亞娜：因為我跟中國打交道打了30多年，很多東西對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出版之前，當我把譯文給我那些不了解中國、和中國毫無關係的同事或朋友看的時候，他們提出了很多有趣的問題，因此我意識到，在翻譯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比語言要難得多，這就是文化差異。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詞作為例子：旗袍。中國的旗袍非常精美，非常好看。但是怎麼把它翻譯成西班牙語？是將其翻譯成「中國服裝」，還是「一件……樣子的服裝」？需不需腳註？再比如中山裝，怎麼翻才能讓那些不知道中山裝的人看懂？是譯成「毛裝」，還是譯成「孫中山的服裝」？還有成語、諺語、歇後語和許多來源於中國古典文化的表達形式如何處理？是用文學性的語言去翻譯，還是用西方相近的概念來代替？如何解釋這些西方思想體系中沒有的理念？等等。總之我被這種文化差異吸引住了。有時候我在電腦前就像個瘋子一樣，面對這些難題，我異常激動，想著如何去解決它們。有時候我會想，應該簡化，不應該在閱讀中給讀者製造這麼多困難，但是接著我又會想到，讀者有權利認識中國，有權利了解中國的不同之處，而我有義務讓他們去接近中國，而不是嘗試著讓中國變得像墨西哥，恰恰相反，我要誇大這些差異。儘管有時我會為了閱讀的流暢性和美感，為了故事本身而犧牲掉一些文化差異，但是我覺得世界有權利去了解那些讓中國成為中國的東西。
萬戴：在您看來，哪類中國小說及作品最受墨西哥讀者的青睞呢？
莉莉亞娜：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正在就此話題寫一篇文章，講的就是培養中國文學作品的西語讀者之必要性。當然這個過程不會那麼快，畢竟讀者已經習慣了某種類型的書寫方式和某種描繪事物、講述事物的方式。因此，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乃至古典文學，拉美讀者接受它們不會像接受同種文化、語言和宗教氛圍的文學那麼容易，不管全球化有多普遍。
莉莉亞娜翻譯的劉震雲小說《我不是潘金蓮》西語版 資料圖片
我們來講講劉震雲，如今他的小說被翻譯成西班牙語出版，賣得不錯，很受讀者歡迎。那麼問題來了，他的一部小說名為《我不是潘金蓮》，我們現在按字面意義把它翻譯成西語。一個西語國家的人走進書店，然後看到《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要是你，你買嗎？你不會買。潘金蓮是誰？
萬戴：是的，這確實是個問題。不過您處理得挺好，把「我不是潘金蓮」譯成「Yo no soy una mujerzuela」，意思是「我不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
莉莉亞娜：這就是我所說的培養讀者。用什麼方法去培養呢？用一部小說，用一系列的小說去培養。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已經開始出版直接從中文翻成西班牙語的作品，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給這些書做推廣。針對具體的作品，最好能有一場小型的座談會，同時還有不定期的關於中國當代文學、關於文學的不同趨勢、關於作家的探討，甚至是對中國社會問題進行探討的小型座談會。我認為，是時候讓學術界、譯者、社會學者、外交官等所有人一起為一項工作而努力了，那就是在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培養中國文學的西語讀者，讓翻譯成西語的中國小說能夠成為一本包含豐富知識的中國之書，同時也成為一本在閱讀中可以體味美學和語言學之魅力的奇妙之書。
萬戴：您不僅是一位譯者，還是一位培養譯者的導師。給年輕譯者上課是怎樣的一種經歷？
莉莉亞娜：事實上筆譯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我有一個墨西哥學生，漢語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西語非常糟糕。很多人誤以為只要學了漢語，就能做翻譯，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還有幾個學生，他們是很優秀的墨西哥語言學家，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讀了文科，西語水平爐火純青，但是他們的漢語水平還不夠高。我很喜歡和他們共事。我特別喜歡西語好的人。我在將漢語翻譯成西語時，必須要兼顧西語的美感，要讓西語讀者感受到這種美。因為歸根結底我們翻譯的是文學，你不能把它翻譯成一份報告，你必須賦予譯文那種美學的修飾，以及語言所具有的美感。所以，當我跟我的學生一起處理漢西翻譯時，我總是強調兩點：首先是了解相關知識，其次是對漢語的掌控。除此之外，還有一點我會反覆強調：不僅要正確使用西語，還要美麗地展現西語。
萬戴：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西語譯介方面，您覺得還有哪些工作要做？
莉莉亞娜：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做的工作無窮無盡。這就好像追著野兔子跑一樣，你永遠趕不上它，因為你翻完一部小說，市場上又會冒出100部（笑）。我剛讀完賈平凹的最新小說《極花》，我特別喜歡賈平凹這個作家，他的這本書已在墨西哥出版。
我會繼續專注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我們有一個團隊，同事們研究的內容都很有趣。比如我現在就有四五個學生，他們不僅漢語水平高，西語也很好，有很強的文學表達能力。我們個個都很興奮，手頭有滿滿的工作。我們研究方方，她是個美女作家。我們研究阿來、麥家，還有徐則臣等。我們會儘量選擇一流作家來研究，以及那些講述更多個人經歷的作家。我覺得文學有兩種話題，一種話題基本是寫個人，另一種是寫集體。我這樣說可能有點簡單化，那些重要而有價值的個人經歷也是能夠反映集體生活的。比如說賈平凹的《極花》，裡面講的既不是賈平凹的問題，也不是莉莉亞娜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中國發展的問題。1980年，中國近90%的人口是農村人口，10%是城市人口。到了2017年，中國城鄉人口比例各為50%。您想像一下中國在人口層面上發生的變化。賈平凹用一種巧妙的方式講述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在這種境況下農村所經歷的一系列問題。我很喜歡這樣的小說，因為它們不僅幫助西語讀者享受了一部優美的文學作品，還讓他們了解到一個中國式的問題。
在全球化進程中，藉助文學讓中國走近墨西哥，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本文系中拉青年學術共同體（CECLA）「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萬戴，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記者、中拉青年學術共同體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