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是出自叢林暴力的一種邪惡產物；告密者，是暴力機器上一個極端的按鈕，當它被按動時，暴力就會向被告密者實施殘酷迫害，而告密者亦因害人而招致害己，無一倖免。告密，堪稱人類使用語言進程中最邪惡的一種方法，開啟了一個互害的秩序。
告密盛行的世代，是一個人人感到自危的世代；告密風靡的社會，是一個致人人互害的社會。在這樣的世代暨社會裡，人人都有可能淪為被告密的受害者，抑或成為出賣他人的害人者。無論朋友、老師、親族，甚或至親，皆可能陷入無可倖免之困厄境地。
史達林時期，有個被同齡人仰視的少年英雄叫帕夫利克 · 莫羅佐夫。前蘇聯曾有無數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以他名字命名，多名作家為他樹碑立傳，很多詩人為他寫詩，許多畫家為他作畫，郵票和明信片乃至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像。
1932年，烏拉爾農業集體化基本完成，年僅12歲的帕夫利克向蘇聯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自己的父親特羅菲姆，說他的父親特羅菲姆是「人民的敵人」，他舉報父親的「罪行」為私開證明信給富農，幫助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了他們的家鄉。
三四天後特羅菲姆被捕，最後死於北極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因大義滅親而成了英雄，他用自己實際行動表達對布爾什維克的忠誠，成為建設蘇聯社會主義的獻身者。據當時的蘇聯官方報導：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被蘇維埃的敵人殺死在了森林中。
就這樣，帕夫利克 · 莫羅佐夫被宣布為少年英雄。此後，全國的青少年便在課堂上學習帕利夫克的英雄壯舉，許多青少年都以他為榜樣，並以向蘇維埃政權告發自己的家人為榮，不放過身邊任何一個階級敵人，尤其以告發自己的父母為至高等級的「忠誠」。
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及當事人披露，真實的情況是：帕利夫克的父親因家庭矛盾離家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一切的家務都落在年幼的莫羅佐夫肩上，母親幫不上忙，弟弟們年紀又太小，家裡沒有成年男子撐不下去。母親想用懲罰手段嚇唬她的丈夫特羅菲姆。
為了讓丈夫回心轉意，帕利夫克的母親唆使他去告發父親特羅菲姆。前蘇聯的宣傳機構鋪天蓋地宣傳這位告密少年的英雄事跡。很快，帕夫利克 · 莫羅佐夫成了一個令無數人膜拜的符號，甚至許多少年為此改了自己的名字，以表達內心對少年英雄的敬仰。
五十年後，人們深刻反思帕夫利克 · 莫羅佐夫事件之時，當年的一個鄉村女教師卡賓娜回憶道：她是個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氣，結果丈夫把她拋棄了。她唆使兒子告密，以為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她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也害死了自己的兒子。
帕夫利克的小學同學則就此反思：特羅菲姆不離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會告密，也不會被殺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當時不能這樣寫。在一個善惡混亂的時代裡，帕夫利克被製作成英雄，並不奇怪，但這是帕夫利克的悲哀，更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悲劇。
文革中期的張紅兵告發自己的母親，造成了母親被冤殺。這是另一個告密少年。1970年的一天，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一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論，大大地惹惱了根正苗紅的張紅兵，他無法忍受母親對革命的污衊，他眼中沒有母親，只有敵人。
張紅兵寫信給當地的軍代表，揭發自己的母親方忠謀「為劉少奇翻案」，是十惡不赦的大反革命，並在揭發信中吶喊「槍斃方忠謀！」次日，方忠謀像「粽子」一樣五花大綁地被帶走，經過多番批鬥大會，兩個月後，張紅兵的母親方忠判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
16歲的張紅兵亦從此戴上了一頂現行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近幾年他對自己文革中因告密而害死了母親的反思作了幾期訪談，屏幕下年近古稀的張紅兵老淚橫流，哭號：我害死了媽媽。這些年，我從沒走出這種良心的折磨，一刻都沒有忘記我就是兇手之一。
到底什麼叫告密？在通常意義上，告密是一種無關正義的行為，是帶有「出賣求榮」甚或「打擊報復」色彩的採取語言暴力手段的 「階級鬥爭」 行為。告密是以出賣別人為手段達到自己目的之卑劣行為。告密亦是對告密者的一種自害，至少要承受良心的審判。
《聖經》敘事文本中有一個經典的賣主求榮反得自死的案例：猶大以三十兩銀子出賣了耶穌，並給抓捕耶穌的人帶路，以與耶穌行「親嘴禮」為暗號向兵丁告密，以便準確地抓捕耶穌。當他親眼看著他所出賣的耶穌被捕受審被定罪時，在悔恨中自縊而死亡。
在人類基本認知範疇中，告密，是一種主動從惡的行為。沒有善意的告密者，亦不存在正義的告密。告密，是人性之戮，是良知之殤。在中國古代皇權社會裡，告密，是宮廷裡一種互害的手段，以至極端邪惡的《羅織經》這種誣告大典能以大肆盛行於世。
如今，在具備人類基本文明的社會裡，人人都應該自覺以告密所求之榮為恥，更當以不告密為良知底線，這才是現代文明的良序之本，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底線之義，是人類在善意中的彼此守護。可哀的是：許多人相距人類這種基本的文明甚遠！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