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理論（Blast Theory）是一個成立於1991年的藝術家團體，目前由麥特·亞當斯（Matt Adams）、茱·羅·法爾（Ju Row Farr）和尼克·坦達凡尼特耶（Nick Tandavanitj）三位藝術家領導，曾獲奧地利林茨電子藝術節交互藝術金尼卡獎、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國際媒體獎、白南準藝術中心獎、Transmediale跨媒體藝術獎等諸多獎項。該團體通過製作交互性藝術來探索社會和政治問題，將觀眾置於其作品的中心。
"爆炸理論" 圖：Andrew Testa爆炸理論於2019年9月28日為
費城穆特博物館（The Mütter Museum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策劃了一個名為
《唾液傳播死亡：遊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的交互作品，邀請各界人士伴隨特別製作的音樂《保護你自己免受感染》參與遊行，舉起在1918至1919年世界流感爆發期間當地最致命的一天死去的人們的名字以示紀念。隨後，該團體的三位藝術家成員受衛爾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之邀前往世界衛生組織戰略衛生行動中心（SHOC，Strategic Health Operations Centre）駐留，與參與了伊波拉和非典防治工作的專家邁克·瑞安（Mike Ryan）等人交流，並建立了非典爆發中心香港的京華酒店第九層模型，從而完成了作品《
一個17位病例的集群（A CLUSTER OF 17 CASES）》。該作品曾在紐約和香港展出，原定將於2020年4月16日至2021年3月14日在荷蘭布爾哈夫博物館（Rijksmuseum Boerhaave）的展覽
「被感染：在恐懼、憐憫與控制之間」展出，但目前因為疫情展覽已延遲。
《唾液傳播死亡：遊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圖：Tivern Turnbull「17位病例集群」的微觀案例：每種疾病防治都是一種冒險：請介紹一下作品《一個17位病例的集群》。據我所知，這是一件關於在香港酒店房間的模型。但是你在香港展覽的策展人郭瑛告訴我這件作品是一個「可以聽的雕塑」。
是的，這件作品帶有兩個音頻。一個是與世界衛生組織執行總監邁克·瑞安博士（筆者註：也是抗擊新冠病毒的專家團隊成員之一）的採訪，他談論了傳染病防治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另一個音頻是我們基於研究寫的虛構故事，我們想像了在香港京華酒店9層——也就是我們建模的樓層——入住的一位客人。一位科學家在談論疫病，同時一個虛構的故事在想像這些人傳播病毒。
澎湃新聞：你是如何呈現與世界衛生組織戰略衛生行動中心裡專家們的談話的呢？這是一個視頻嗎？
不是，就是一個用來聽的音頻。我們有一種手持的揚聲器，你把它移到耳邊，按下作品前面的按鈕，然後聽就行了。有一些表示時序的燈會在你聆聽過程中的某些地方引起你的注意。
《一個17位病例的集群》 圖：Blast Theory澎湃新聞：我明白了。燈是跟對話的情節同步的？
麥特·亞當斯：是的，就是這樣。你會聽到一個感染了「非典」的女人坐電梯上樓、去到走廊、進入她的房間的故事。之後在她的敘事裡，她描述了病毒是如何在房間之間傳播的。在傳播的過程中，一個個房間會接連亮起，所以你就看到了疾病是如何在走廊傳播的。
澎湃新聞：在衛爾康基金會《疫症都市》的項目網站上呈現的視頻裡，你提到你們的工作是以一種新鮮的視角來洞察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所以我想知道，除了呈現他們的工作之外，你是否通過對這個系統的模擬、建模挖掘到了新的信息呢？
麥特·亞當斯：是的。我們當時對流行病學家如何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以及他們是如何在一個由信息的缺乏所定義的環境裡工作很感興趣。他們只有部分的數據，而很多地方根本沒有數據、只有很少的數據，或者數據還未到達。因此他們不得不在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迅速地行動。所以這時就產生了不確定性和迅速行動之間的拉力。
此外，我們還對每種疾病防治都是一種冒險這一事實感興趣。當要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時候——正如世界衛生組織在一月末對2019冠狀病毒病所做的那樣——它可能會嚴重影響出行和貿易，帶來經濟壓力，並且會對人和生計產生帶來負面後果。這些就是為了抵禦疾病而不得不考慮的風險。在這一過程中各個設置並不是連續的，一連串的疾病幹預措施，事實上是一個權衡風險、社會與政治關切的持續過程。甚至對於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的定義也是由社會的建構爭論出來的。所以這裡並沒有清晰的科學，它只是一些人的判斷。而這些是關於我們是否有了流行病或者全球大流行病的終極爭論。我們對科學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模稜兩可、激烈角力的社會與政治進程這一事實感興趣。
《一個17位病例的集群》 圖：Blast Theory澎湃新聞：戰略衛生行動中心在世界衛生組織是什麼地位？它是一個信息和決策中心嗎，還是只是信息中心呢？
麥特·亞當斯：信息搜集也在其他地方進行。世界衛生組織每個月會評估從全球各地收到的五十萬個信號。在戰略衛生行動中心，每天早上九點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深團隊都會會面並評估全球疾病爆發的狀態並決定他們的行動。國家專家、疾病專家、通信專家和科學家都運用他們的知識來決定下一個24小時的行動計劃。
澎湃新聞：這些專家是由世界衛生組織僱傭的嗎？還是來自其全球合作網絡呢？
麥特·亞當斯：他們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員工，但是很多人都會在組織內外循環。所以他們會駐在日內瓦的總部，但也會在實地工作。很多人都有在一線工作的第一手經驗。比如說，一位資深團隊的成員曾參與建造抵禦伊波拉的醫院。所以他們都受僱於世界衛生組織，但是也有來自疾病防治一線的豐富經驗。
澎湃新聞：因為你採訪了參與抵禦伊波拉和非典的專家，但最終的作品只是跟非典有關，而且是香港地區，那麼你是如何決定製作這件作品的呢？
麥特·亞當斯：我們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圖書館待了很長時間來探索那裡的材料。我們發現了在非典爆發後完成的工作，有的發生在數月後，有的在數年後。人們在觀察在一位中國香港醫生從大陸去香港探親的這一關鍵時刻發生了什麼。他當時可能正在治療感染非典的病人，同時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也被感染了。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完美的微觀角度，有非常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在一個晚上，一個酒店你能觀察到疾病的傳播過程，但是你也能在這背後看到流行病學家是如何工作的。所以這是另一件讓我們對那個晚上如此痴迷的事，當時當然沒有人知道那個酒店裡發生了什麼事，但時過境遷人們越來越留意那個夜晚，以此來獲取信息，理解那裡發生了什麼。所以這就像是一個偵探的推理過程：你回顧過去，試圖理解並推斷髮生了什麼事。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完美的微觀例子。同時其具備的元素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例如當我們在對旁邊房間裡的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入住無名酒店房間的時候。你可能一個人都不會看見，你移步到走廊、走進房間、睡覺、出門然後離開。這種非常直接的情形讓我們很容易就能感同身受。我們所有人都有過入住相對無名的酒店的時候，而它們也是你可能感染上疾病的地方。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人們很容易理解的情形。
《一個17位病例的集群》 圖：Blast Theory澎湃新聞：是的。你親自去這個酒店做建模的研究了嗎？
麥特·亞當斯：沒有。酒店當然對此諱莫若深。他們給酒店改名了，並且潛心隱藏這段歷史。他們不想這段歷史被講述。
澎湃新聞：我還想知道你們的方法論。除了表現科學是如何運作之外，你使用藝術語言、工具編織了其他敘事嗎？
麥特·亞當斯：是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決定給這個故事添加一些虛構的元素。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們自己對這段歷史的不確定。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沒有直接再現這段歷史，因為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不為人知的。對事件的主觀化敘事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虛構的故事一直在強調，它是一種對事件更詩性的回應。它是另一種敘事。
澎湃新聞：但這是建立在準確報告之上的合理虛構嗎？還是你把虛實攪在一起讓它們「爆炸」呢？
麥特·亞當斯：這個虛構在已知的事實中是合理的。我們知道有17個人。我們知道他們去哪，在哪感染了疾病。有的人離開香港之後去了新加坡、越南和美國。所以我們知道非典是如何傳播的。事實上，有一個非典的研究聚焦在這些人搭乘的航空座位布局上，以便了解他們是否感染了飛機上鄰座的人。所以我們的故事是可能的，但它無疑是虛構的。
澎湃新聞：對你來說，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最特別的部分是什麼？
麥特·亞當斯：我對他們輪廓分明、事無巨細的工作感到很驚訝。直到親自看到我才明白，為了探明疫病的傳播，個體的案例或小型的情況能被傾注多麼仔細的注意力。所以我認為對於像2019冠狀病毒病這種龐大的事件，人們會在區域和國家層面進行研究，卻不曾想人們也在看一條條街道上個體的房屋。事實上，這就是一直在開展的工作的一部分。這真的是很有力的經驗。並且某種程度上，我認為我們決定關注這個特定的案例也是因為它反映了這一點。
澎湃新聞：對於個體的案例而言，其中會有隱私的隱憂嗎？
麥特·亞當斯：是的。有一個案例，她是離開香港的其中一個人，飛回了家。她感染了幾位家庭成員，最終只有她一個人活了下來。當時圍繞這個案例有很多新聞報導。我們想過把這個案例合併，但後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複雜的涉及隱私的案例。這也是我們選擇虛構敘事的另一個原因。當時的報導很多，但我們覺得如果不直接取得當事人的許可，在十幾年後再次涉及這個故事可能不太公平。
從1918年大流感至今：紀念與社會重構《唾液傳播死亡：遊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圖：Tivern Turnbull現在，讓我們談談《唾液傳播死亡》吧。在網站上，我只看到了遊行和影片的信息，你能深入談談嗎？
麥特·亞當斯：這件作品事實上早於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那件作品。我們是因為在費城做了這件作品之後被邀請到了世界衛生組織。這件作品是和穆特博物館，一個醫學史博物館做的。他們有一個關於1918至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爆發的半永久的展覽，將會一直持續到2024年。它講述了1918年費城的大流感故事，費城當時是美國遭受襲擊最慘烈的一個城市之一。
1918年9月28日有一場遊行，20萬人來到了城市的大街上。在之後的幾天，死亡人數飆升。所以普遍認為遊行促進了流感的傳播。我們的作品在去年9月28日，也就是紀念日這天重新追溯了這場遊行的路線，以此紀念1918年逝世的人們。其中很多人都被埋葬到大型的無記號的墳墓，因為人們死得太快以至於棺材和掩埋者都不夠了。這件作品也是為了紀念公共衛生工作人員的奉獻。遊行的形式是我們邀請和我們一起行進的人選擇一個在1918年流感致死數最多的那天的死者以示紀念，並拿著他們的名字和一個有關他們命運的副本。此外我們還有一系列的燈光雕塑，大盒子從裡面亮起來。每次會有一個人停下並舉起他們紀念的人的名字，剩下的人經過他們。他們被置於雕塑組成的光的走廊，他們在其他人繼續行進的時候獨自站立，而這就是紀念死者的一個時刻。
《唾液傳播死亡：遊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圖：Tivern Turnbull展廳的裝置是什麼樣的呢？
麥特·亞當斯：展覽的裝置是一部短片，一部關於遊行的11分鐘的電影，包括了美國作曲家戴維·朗（David Lang）和費城的十字路口合唱團（The Crossing）。他們唱著死去的人的名字，也唱防治流感的政府手冊中的詞語。展廳有這部電影，旁邊是解釋這段歷史、我們為什麼在去年舉辦遊行及其重要性的文本。
澎湃新聞：你們如何篩選遊行的參與者？他們是志願者嗎？
麥特·亞當斯：是的。我們在費城工作了幾個月，拜訪了學校、出殯的家庭、醫院、大學和文化團體並邀請人們參加我們的遊行。所以他們都是前來的公眾成員。
澎湃新聞：我在電影片段中看到，裡面有一對可能是夫妻，其中男人在安撫女人。
是的。一些人是在紀念自己的親屬，並且有些人非常的沮喪。如果你查閱我們網站上的項目頁面，你會看到一張圖片，其中一個女人舉著名字正在哭泣。對一些人來說那是一次非常情緒化的經歷。
《唾液傳播死亡：遊行（SPIT SPREADS DEATH: THE PARADE）》，圖：Tivern Turnbull那這些人的名字是如何選擇的呢，從官方的資料庫和報告嗎？
麥特·亞當斯：我們和流行病學家工作，他們做了原創性的研究來檢視那個時期的每份死亡證明，並建立了一個大概22000人的資料庫。這就能讓我們知道這次流行病最致命的那天是什麼時候，以及在那天死去的每個人。之後我們製作了一個手機應用，可以讓你選擇你要代表的死者，你可以通過他們的姓名、住址、年齡或者職業來選擇。所以有時候人們會選擇跟他們在同一地區或街道的人，或者跟他們有相同職業的人，還有的人選擇他們自己的親屬。
澎湃新聞：你對新冠疫情有什麼個人感受呢？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其為全球大流行了。
麥特·亞當斯：我希望在我們的這場災難之中，一種嶄新的雙邊責任感和社會聯結可以生發出來。這是一個社會重構的時刻，也是一個在承擔共同責任和憐憫他者的基礎上來塑造世界的機遇。
澎湃新聞：基於你的經驗，你認為藝術與科學的邊界與聯結點在何處？
麥特·亞當斯：科學家關注事實，而藝術家有機會創造新的事實。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