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花緣》和《山海經》有什麼關係？前者是後者的翻版？
《山海經》是一部內容豐富、風貌獨特的古代著作，包含歷史、地理、民族、神話、宗教、生物、水利、礦產、醫學等諸多內容。對《山海經》書的分類，歷來說法不同。《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形法類，東漢班固則把它列入術數類，而西漢的劉欲則認為《山海經》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晉郭璞很推崇《山海經》,認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獻。到了明代，胡應麟又認為《山海經》是「古今語怪之祖」,開始把它列入「語怪之書。到了清代，《四庫全書》也把這本書列入小說類。魯迅先生認為這本書是巫現、方士之書。但是大多數論者認為，《山海經》是中國早期部有價值的地理著作，其中以《五藏山經》的地理價值最高。
在古代，人們對《山海經》地理學價值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反覆曲折的過程。東漢時，著名的治水專家王景從治卞入手開始治河，臨行的時候，漢明帝贈送給他的參考書中就有《山海經》。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時，引用《山海經達八十餘處。在以後的《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王堯臣《崇文總目》等書中，都將《山海經》看成是史部地理類圖書。
關於《山海經》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歷來眾說紛紜。東漢劉秀在《上山海經表》中主張該書出於唐虞之際，是禹、益所作。以後《爾雅》、《論衡》、《吳越春秋》都認同他的說法。
現在來看，這一說法出現得最早，流傳的時間也最長。然而，如果細細考究就會發現，北魏酈道元作《水經注》時，已經發現《山海經》的內容前後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地名和人物的說明相互矛盾的情況也很普遍，加上後人對書的內容有很多牽強附會的註解，所以已經很難知道書中所記載的事物到底是什麼樣了。所以，後來的學者懷疑這本書並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之手。北齊《顏氏家訓·書證篇》根據《山海經》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秦漢以後的地名，認為這本書絕對不是禹、益所作。《隋書·經籍志》也說肯定不是三代以上或禹、益時代的作品。此後，隨著考古學與辨偽學的發展，禹、益之說逐漸被否定。
當代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山海經》是由幾個部分匯集而成的，並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之手。具體看法又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山海經》由三大部分組成，其中《山經》成書年代最早，為戰國時作；《海經》為西漢時所作；《大荒經》及《大荒海內經》為東漢至魏晉時所作。有的學者把《山海經中的《山經》和《禹貢)作比較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山經》所記載的山川名和周、秦時代河漢間的山川名最相吻合，所以作者應該就是這一地區的人。至於時代，當在《禹貢》之後，也就是戰國後期。
雖然說法眾多，可直到現在，《山海經》的成書時間和作者仍然是一個謎，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就是這樣一部《山海經》,卻和《鏡花緣》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山海經》就沒有《鏡花緣》。
在《鏡花緣》中，最有價值的是前半部分。唐敖等人遊歷的海外三十多個異國，大都來源於《山海經》。作者在書中第三十九回提到，「天朝有部書是夏朝人作的，晉朝人注的」,說的就是《山海經》。但李汝珍在描寫這些海外國度時，雖然多以《山海經》的點滴記載為依據，但他對原始材料大都進行了深度加工，並重新進行虛構，海外諸國都被賦予新的涵義。所以魯迅先生曾經對此稱讚說：雖然是引用古籍中的地名，但是作者匠心獨具，剪裁得當，所以整部小說也顯得風格獨特，別有風採(《中國小說史略》)。
因此，讀《鏡花緣》儘管可以用「好似讀了一部《山海經》」(趙招狂《足本鏡花緣·本書特點》)來作比，但《鏡花緣》畢竟不是《山海經》的翻版，而是一部意象和內涵都極為豐富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