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較早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的五個中國人 |
| 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的陳望道 陳望道， 1891年1月18日生於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一戶農家，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讀書，讀書時，他結識了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並閱讀他們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1919年6月，陳望道從日本回國後在著名的浙江一師任教。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入門經典，此書氣勢磅礴，富有鼓動性。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的中國正在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李大釗兩位共產黨的創始人在北京讀過此書的英文版，深為讚嘆，二人都認為應當儘快將此書譯成中文。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時，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亦打算譯成中文，那時的戴季陶思想頗為激進，傾向於共產主義。但他細細看了一下後，就放了下來，因為翻譯此書太難了，要求譯者不僅要諳熟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要有相當高的中文文學修養。後來，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他便著手物色合適的翻譯者。《民國日報》的主筆邵力子是一位奔走於上海灘各界的大忙人，他的思想也頗為激進。邵力子得知此事，就向戴季陶舉薦了陳望道。 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較多，二人都常為《民國日報》和《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望道功底不凡。於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產黨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當時，中國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但都是僅僅翻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譯的都不準確，有些地方翻譯得甚至謬誤可笑。陳望道就將以往各家所譯片斷也找來作為參考，上個世紀50年代周恩來曾就此事問過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最初是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是據英譯本，同時參考日譯本。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譯《共產黨宣言》。 3-4月份，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譯完，隨即攜譯稿到上海，準備在《星期評論》連載，但當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該刊便停刊了。恰在這時，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也剛到上海不久，應陳獨秀之邀，陳望道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當時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經常在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問題，於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成了當務之急，當時印刷經費十分困難，為此，陳獨秀就跟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商議，魏金斯基當即就籌措一筆經費。隨後，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復興中路）成裕裡12號，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取名「又新印刷廠」。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書也是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馬克思肖像，這是中國境內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現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共印了一千冊，很快售盡，但人們也發現封面把《共產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於是，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後進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印成藍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冊，依然很快售完。到1926年5月止，已經重印17版之多。後來國民黨將《共產黨宣言》定為「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 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是豎排平裝本，用5號鉛字排印，報紙印造，全書內文共56頁，每頁11行，每行36字，豎版直排，頁側印有「共產黨宣言」的頁邊字，字下注有漢字小寫頁碼，全書專有名詞均在詞後括號附註英文原文，以供讀者對照。封面紅印是1875年馬克思半身肖像，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橫題「馬格斯」三字，肖像上面大字橫題書名《共產黨宣言》。《宣言》上面用小字標註「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字樣，下面標註「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尾頁為版權頁，寫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等字樣。書的尺寸是18.1×12.2（cm）。 至今在全國發現的中文第一版《共產黨宣言》只有11本，他們分別珍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圖書館、上海黨的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檔案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延安革命紀念館、浙江上虞市檔案館、溫州圖書館、山東東營歷史博物館。 第二個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的華崗 華崗， 1903年6月9日出生於浙江省龍遊縣廟下村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團的系統工作。 1929年3月，華崗同志離開團中央，專門從事黨的宣傳和組織領導工作，先後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和華北巡視員。這期間，華崗還從事緊張的著述活動，撰寫了《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早在1924年，華崗還在寧波四中讀書時，就聽過陳望道的課，後來成為第二個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中文的人。1930年，華崗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完整譯本問世，該書由上海華興書局出版，華興書局是我黨領導的地下出版機構。 華崗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初版採取了偽裝本的形式，書名為「《宣言》」，出版社署名為「上海中外社會科學研究社」。內容包括:《共產黨宣言》、《1872年序言》、《1883年序言》、《1890年序言》及《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華崗本的《共產黨宣言》還開創了5個第一：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出版的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第一個以共產黨員身份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該書附加的三個德文版序言是第一次與我國讀者見面的；該譯本附加的《共產黨宣言》的英文全文，採用的是恩格斯親自校閱的1888年英文版本，這也是我國第一次出版的英文本《共產黨宣言》；華崗的《宣言》譯本還是第一次採用英漢對照形式出版的，更利於《宣言》思想的準確傳播。總之，與陳望道譯本相比，因為華崗對《共產黨宣言》已有了很深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運用有了充分的認識，所以華崗本譯本的用語更加準確，文字更為流暢，該本發行後銷路很好，很快又重版兩次，在30年代印刷多次，印數也很多，現今北京圖書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央編譯局圖書館等各大圖書館博物館均有珍藏本，但初版已為數不多。 第三個把《共產黨宣言》（德文版）翻譯成中文的成仿吾、徐冰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生於湖南省新化縣知方澧溪村(今琅瑭鄉)， 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他先後在巴黎和柏林主持西歐中共支部機關刊《赤光》雜誌，擔任社長兼總編輯，他還隨德國共產黨的理論家海爾曼·冬克學習馬恩德文原著。當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蔡和森知道他知識淵博，而且通曉5種外國語言，就從莫斯科給他來信，要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說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準備出版，成仿吾就採用當時最流行的德文《共產黨宣言》版本，參考英、法文譯本，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譯出後，他找了德共中央，請一個德國共產黨員將《共產黨宣言》中譯稿帶往莫斯科交給蔡和森，由於蔡和森已奉命回國擔任廣東省委書記，不久就犧牲了，所以這譯稿也就丟失了。 1931年秋，成仿吾由歐洲回到上海，在長徵時，他擔任幹部團政治教員，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陝北公學任校長，徐冰在《解放日報》任編輯，中央宣傳部得到了一本《共產黨宣言》德文小冊子，就讓他們二人利用業餘時間合作翻譯該書，他們把該書分成兩部分，成仿吾翻譯前半部，徐冰翻譯後半部，當時條件很差，不僅資料缺乏，甚至連一本像樣的德文字典都找不到，譯完後，成仿吾把全部譯文又通讀一遍。該譯本又被稱為成、徐譯本，同年8月該譯本首次在延安剛成立的解放社作為《馬恩叢書》第4種出版；9月，又在武漢和上海由我黨領導的中國出版社、新中國出版社、新文化書店等出版。 在成、徐譯本之前，已經有陳望道和華崗的兩個譯本，成、徐譯本同華崗譯本內容一樣，都收入了《宣言》的正文和三篇德文版序言，但也有其自己的五個特點：第一，這是由中共公開組織翻譯的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第二，它是首次根據德文原文譯出的新本子，因為1846年2月在倫敦初版的《共產黨宣言》為德文，因而更準確地傳達《宣言》的思想；第三，1938年，由新文化書店出版的成、徐譯本還第一次在書前刊登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大幅照片，也就是今天常見的馬、恩標準像，對人們直觀地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重大意義；第四，該譯本不僅語言更接近於現代漢語，而且除豎排版外，還採用橫排版，開始向現代書籍形式過渡；第五，該譯本還首次在香港的「中國出版社」出版，初版時間是1947年10月，還由喬冠華（署名喬木）依據英文校訂，在文尾有《校後記》並注有「1947.10.喬木」字樣。在抗戰期間，成、徐譯本不僅在各抗日根據地廣為傳播，而且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傳播很廣，甚至還傳到敵佔區。成、徐譯本還曾作為當時陝北公學馬列主義課的教材，也是當時中共幹部的必讀書籍，對提高中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起了巨大作用。 1945年，成仿吾從晉察冀邊區阜平縣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他又抽出時間對《共產黨宣言》譯稿作了較大的修訂，定稿後交給了解放社，但不久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可惜這譯稿也沒有下落了。1952年，成仿吾在中國人民大學又抽空對延安版的《宣言》中譯本稍加校正，校正由成仿吾一人完成，當時，徐冰已去朝鮮做慰問工作，成仿吾在重校後記中說，他對譯文是很難滿意的，就以此譯文紀念《共產黨宣言》出版105周年及馬克思誕辰135周年，並由中國人民大學和東北師範大學少量印刷，以供校內使用。1975年，已78歲高齡的成仿吾，在毛澤東的關懷下，被調任中央黨校顧問，並給他配備了幾名助手，組成校譯小組，有計劃地校訂和翻譯馬克思主義原著。在助手們的協助下，成仿吾再次對《共產黨宣言》進行了嚴格的校正工作，於1976年在中央黨校印出試用，並呈報了中央政治局。1976年5月18日，成仿吾將重新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轉送給朱德委員長，朱委員長看了很高興。5月21日，朱委員長不顧90高齡親自來到中央學校成仿吾的住處來看望他，對新譯的《宣言》高度稱讚，並說「做好這個工作有世界意義。」 今天，成、徐譯本的1938年本（包括延安、武漢本）、1939年本、1947年香港本等，在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都有珍藏本。 第四個把《共產黨宣言》（英文版）翻譯成中文的陳瘦石 另外，1949年前，還出版過陳瘦石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該書為非共產黨人翻譯、在國民黨統治區合法出版的唯一版本，該書的封底上印有「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3400號」。陳瘦石的《共產黨宣言》譯本長期以來鮮為人知，即使在學術專著、學術文章中也幾乎沒有提到過它，所以，人們對陳瘦石本人了解也就更少了。 陳瘦石，1908年2月生於江蘇無錫東港鎮南陳巷村，1926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隨後在宜興、無錫等地的小學校任教，1929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同年還出版了小說《秋收》，1933年畢業後在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秘書，他還利用業餘時間與其弟陳瘦竹二人合譯了羅素著作《自由與組織》一書，於193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弟陳瘦竹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1949年後，他先後在上海、北京中國銀行總行國外局任科員、副股長，工作之餘，他自學俄語、法語，外語水平較高，並翻譯了蘇聯的小說《迦爾洵》，該書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1976年3月，陳瘦石病逝，享年68歲。 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北京圖書館均有陳瘦石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譯本，陳瘦石譯本的特點是：64開本豎排版，封面中央是書名《共產黨宣言》，左上部有紅星，紅星下邊是中國共產黨黨徽，右部是「陳瘦石譯」字樣；全書用鉛字印刷，紙質很差。但該譯本沒有註明出版的時間、地點等，但在陳瘦石譯本的封底左邊印有一排小字「摘自比較經濟制度」，《比較經濟制度》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敦學院教授洛克斯和該院副教授霍德合作撰寫的，完成於1938年8月，同年由哈普爾公司出版，此書屬於大學經濟學基礎理論教材，全書共七篇，還有八個附錄，第一個附錄文件便是《共產黨宣言》。該書的中文譯本於194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初版，由設在重慶白象街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是「中山文庫」叢書之一，全書分上、下兩卷，上卷含四篇，下卷含三篇。書前有王文山作的序言，序言道：「瘦石兄譯這本書，費時一年有半。」「他工作勤勉，態度認真，文筆清麗可誦，正如他在戰前譯的《自由與組織》一樣。」由此可以斷定陳瘦石《共產黨宣言》譯本的出版時間應該是1943年9月。 第五個把《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翻譯成中文的博古 1942年10月，為配合延安整風運動，中宣部成立了翻譯校閱委員會，因為博古精通俄文，所以他是當時的成員之一，他根據俄文版《共產黨宣言》對成、徐譯本作了重新校譯，並增譯了該書1882年俄文版序言。博古譯本出版後，被中共中央指定為五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左派幼稚病》、《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幹部必讀書」之一，在各解放區廣泛印行，成為解放前影響最大的中譯本。今天，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還珍藏有當年周恩來讀過的《共產黨宣言》，書上留有周恩來的籤字：「周恩來，一九四三、十二、卅 延安。」 博古《共產黨宣言》譯本有三個特點：第一，該書增加一篇序言，共有四篇序言；第二，譯法更接近於現代漢語；第三，該書是1949年前流傳最廣、印行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版本，不僅廣泛流傳於解放區，還流傳於白區、敵佔區，該譯本的翻印本就有幾十種，如華東新華書店本、膠東新華書店本、華北新華書店本、（大連）東北書店本、學習出版社本、大嶽新華書店本、中原新華書店本、華中新華書店本、西北新華書店本等等，其發行量自1938年到1949年估計在幾百萬冊。所以，今天該譯本在我國各圖書館、博物館都還有大量珍藏本。 可見，五位翻譯《共產黨宣言》者都是精通外語的高級知識分子，解放後，陳望道、華崗、成仿吾都被組織上任命為知名大學的校長，1952年9月，毛澤東親自任命陳望道為復旦大學校長，直到1977年去世，著名數學家蘇步青先生概括陳望道的一生時寫道：「傳播共產黨宣言千秋巨筆，闡揚修辭學奧蘊一代宗師」。華崗於1950年4月，被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55年8月，受誣陷被捕入獄，1972年5月含冤去世，1980年3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華崗寫下哲學、文學、自然科學史等論著近百萬字，還被師生譽為「懂政策、有能力、會辦學」的好校長。1949年12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成仿吾被任命為副校長。1953年以後，他先後任東北師範大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1978年7月至1983年6月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黨委書記，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終年87歲。 來源：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河北黨史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