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經濟社會結構和質量有了顯著改善。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快速發展，邁入大眾化階段，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積聚了巨大的人力資本，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人才保障。與國家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相一致，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已經進入中後期，預計在2018—2022年之間，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突破50%，進入普及化時代。這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需要我們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未雨綢繆，做好準備。為此，本刊特選發廈門大學別敦榮教授研究團隊的系列文章，以期推動、影響更多的專家、學者關注這一問題的研究與探索。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6.03.05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邏輯（上）
別敦榮
我國高等教育很快將進入普及化階段。普及化高等教育發展將改變高等教育的形態，豐富高等教育的性質與內涵，提升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輻射力。進入普及化階段後，高等教育發展走向成熟，整體結構更加和諧，非傳統生源將成為主要增長點，系統內部將更富有彈性，協同合作的外部關係將得到建立。普及化高等教育具有個人與社會兩方面的功能，建立健全以高等教育組織機構自主辦學為基礎的制度架構，是促進高等教育普及化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普及化高等教育;大眾化高等教育;精英化高等教育;標準;功能;制度高等教育發展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相輔相成，有什麼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有什麼樣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不僅總體規模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社會結構和質量有了顯著改善，因此，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熱情高漲，刺激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與此同時，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也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積聚了巨大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紅利將支持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進入小康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國家小康建設的進程是一致的，大眾化已經進入中後期，普及化的時代即將到來。這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認清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有助於未雨綢繆，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提出因應之策，促進高等教育由大眾化階段向普及化階段的順利過渡。
探討普及化高等教育，首先面臨的是標準問題。有人可能認為這個問題很簡單，因為馬丁·特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提出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他認為，就數量而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15%時，即進入大眾化階段;當毛入學率超過50%時，即進入普及化階段。所以，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便是普及化的標準。但這個標準是否適用於我國，是否能夠解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及其變化，卻還有待進一步論證。除了毛入學率外，數量標準還有高等教育淨入學率、每10萬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等。這些數量標準都可以反映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但側重點卻各有不同。高等教育發展不只是數量的增減，還包括高等教育地位和結構的變化、作用的發揮以及與相關社會事業關係的調整等。因此，分析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不能簡單地用一個標準來衡量，應當進行綜合評判。
衡量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標準首先是數量標準。自馬丁·特羅提出毛入學率15%和50%這兩個具體的標準後，國際上形成了關於評價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基本共識。儘管他同時還提出了一些質性標準，但與數量標準相比，受到的關注度要低得多。
毛入學率無疑是衡量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關鍵標準。據統計，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15%。這一年被很多學者看成是我國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與大眾化階段的分水嶺。雖然也有學者提出，鑑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及其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發揮的實際影響，當毛入學率達到20%的時候，我國高等教育實際發展水平才可能達到部分發達國家的大眾化水平。但人們主要還是以毛入學率超過15%作為進入大眾化階段的標誌。關於高等教育普及化，儘管我國學界討論還不多，但已有的討論主要還是以毛入學率超過50%為主要標準。
從理論上講，毛入學率是指高等教育全部在學人口佔適齡人口的比例，主要反映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的受教育狀況。這裡有兩個數據需要特別注意：一是高等教育全部在學人口;二是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根據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統計口徑，全部在學人口包括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接受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的全部人口。其中，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人口在統計時進行了折算處理。這個統計口徑是比較寬泛的，它不考慮高等教育受眾的年齡，只要在高等教育的範疇都計算在內。高等教育適齡人口一般只統計18~22周歲年齡段的人口，包括了5個年齡的人口數。兩個數據的統計口徑存在差別，前者統計口徑較寬，以是否在所指的範疇接受高等教育為尺度。因此，高等教育的受眾可能是適齡人口，也可能不在適齡人口範圍;後者以年齡為尺度，將統計人口限定在適齡範圍。所以，在統計學上將這兩個數據的統計結果稱為毛入學率。
毛入學率所反映的是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致狀況。毛入學率高，說明高等教育受眾佔適齡人口的比例高;毛入學率低，說明高等教育受眾佔適齡人口的比例低。毛入學率越高，高等教育越發達。由於高等教育受眾年齡可能包括了非適齡人口，毛入學率並不能真實地反映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非適齡的高等教育受眾越多，毛入學率越不能準確反映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為此，淨入學率被引入衡量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所謂淨入學率，就是高等教育受眾中的適齡人數與適齡人口總數的比例。這個指標可以準確地顯示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但在統計學上，要準確地統計高等教育受眾中適齡人口的數量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統計實踐中，高等教育淨入學率這個指標用的較少，主要還是採用毛入學率。針對高等教育受眾包括了非適齡人口的問題，毛入學率在適齡人口的計量上並沒有依據本科四年、高職高專三年將統計人口限定在四年或三年，而是採用了五年的人口數，以減小統計誤差。
除毛入學率和淨入學率外，每10萬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每10萬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數和總勞動年齡人口(也稱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等指標也常常被用來衡量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每10萬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所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總規模在總人口中的體量，儘管從中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對未來人口受教育水平的貢獻程度，但它本身卻是一個衡量高等教育現實發展水平的指標。每10萬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數和總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均是反映高等教育對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貢獻，前者以總人口為基數，後者以勞動人口為基數。這兩個指標能夠實際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人口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尤其是總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對從業人員教育程度的貢獻，由此可顯示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勞動力的整體水平，進而推測其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由於高等教育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高等教育的現實發展狀況，因此後面兩個指標往往在研究人口和勞動力問題的時候用得比較多。
鑑於各項指標之間的關聯性，這裡主要通過分析毛入學率、淨入學率和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等三個指標的狀況，來評判和預測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進程。為分析的便利，本研究主要選取近五年的相關統計數據。
1. 毛入學率。據統計，2010—2014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為26.5%、26.9%、30%、34.5%和37.5%，年均增長2.75%，後兩年年均增長3.75%。如果以這兩個年均增長率預測未來高等教育發展走勢，得出的結果是：如果保持年均增長2.75%的發展速度，約需4.5年實現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0%;如果保持年均增長3.75%的發展速度，約需3.4年達到毛入學率50%。如果未來高等教育年均增長速度低於2.75%，則需要超過5年實現毛入學率50%;如果年均增長速度高於3.75%，實現50%的毛入學率所需時間將少於3年。儘管後兩種情況的出現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從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外需求看，毛入學率維持在年均2.75%~3.75%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將適齡人口數逐漸減少的因素考慮進去，不論以哪一個比例增長，毛入學率達到50%所需要的時間都會更短一些。因此，預計未來4~5年中，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將邁入普及化階段。
2. 淨入學率。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統計沒有採用淨入學率這個指標，儘管研究起來有些不便，但還是可以從相關統計數據進行比較近似的考察。2001年我國高校本專科招生取消了年齡限制，一些「大齡」考生獲得了參加高考的權利，不過，從實際招生情況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依然以適齡人口為主，「大齡」考生被錄取者所佔比例極小。如果忽略普通本專科高校錄取生源的年齡差異，便能得出近似的適齡人口錄取狀況。除普通高校外，其他形式和層次的高等教育，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研究生教育等都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這些形式和層次的高等教育人群中有部分適齡人口，但也屬於極少數，絕大多數超出了適齡人口範圍。為便於統計，淨入學率的計算將不考慮普通高校本專科以外的高等教育受眾。這樣一來，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淨入學率就採用每年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錄取人數佔適齡人口數之比來顯示。據統計，2010年至2014年，我國18周歲人口數分別為2075.52萬人、2077.53萬人、1879.05萬人、1802.44萬人和1589.38萬人，普通高校招生錄取人數分別為661.76萬人、681.50萬人、688.83萬人、699.83萬人和721.40萬人，淨入學率分別為31.88%、32.80%、36.65%、38.82%和45.38%。儘管這些統計數據反映的是近似值，但卻很能說明問題：其一，高等教育淨入學率比毛入學率更高，但每年高出幅度大致平衡，表明二者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基本能夠反映高等教育實際發展狀況。其二，淨入學率可準確地反映高等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就趨勢而言，很快將有超過50%的適齡人口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普及化階段很快就會到來。
3. 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國際上一般將15~64周歲人口稱為勞動年齡人口，我國以16~60歲人口為勞動年齡人口。另外，主要勞動年齡人口這個概念也常常被用於人口統計分析。國際上一般將25～64歲人口統計為主要勞動年齡人口，我國通常將20～60歲人口作為相應的比較指標。由於數據獲得的原因，這裡不以嚴格意義的勞動年齡人口作為研究對象，而採用可獲得的相關數據展開分析。據報載，我國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經從2010年的8.75%提高至2014年的11.01%。另外，據人社部統計，2014年城鎮新增就業1322萬人，應屆大學畢業生713萬人，佔新增勞動力的比例為55%;2015年預計新增城鎮就業人口1500萬人，應屆大學畢業生749萬人，約佔50%。這表明我國勞動力供給實現了高層次化，新增勞動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已經接近或達到普及化程度。這是單純地就我國勞動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情況的變化而言，如果進行國際比較，可能有新的啟發。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我國有勞動年齡人口80649.85萬人，美國有勞動年齡人口16104.89萬人;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我國為74%，美國為67%;勞動年齡人口參與率我國為77.6%，美國為71.8%。由此可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是美國的5倍多，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和勞動年齡人口參與率兩國差別不大。但另有統計表明，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達到15.83%，2014年美國2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20928.7萬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達到58.57%。這說明與美國相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還很大。儘管從毛入學率、淨入學率和新增勞動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等主要反映當下高等教育發展程度的指標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接近普及化水平，但由於基礎薄弱、歷史積累較少、存量不足，所以，與較早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顯得很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整體素質仍存較大差距，人口素質的提高有賴於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的長期積累。
綜上，以數量標準評判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趨勢所呈現的是一種複雜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一種令人感到尷尬的結果。如果就毛入學率、淨入學率、新增勞動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等指標而言，我國已經離普及化的及格線不遠，這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結果，也是足以令人感到歡欣鼓舞的發展成就。但是，如果從全部勞動年齡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比例看，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離普及化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需要一個較長時期的努力才能實現。當然，這種狀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畢竟我國高等教育邁入大眾化階段的時間不長，畢業生數的社會積累總量雖然不小，但與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勞動人口數相比，所佔比例還不高。
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在國際上尚無先例，在10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只有改革開放以來才有了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保持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即便在30多年裡，前20餘年的發展也是緩慢的，近10多年才實現了快速的大規模發展。就發展趨勢而言，儘管如前所述，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具有複雜性，但邁入普及化的趨勢卻是必然的，是不可逆轉的。量與質是事物的兩個方面，既相聯繫又相區別，任何發展都是量與質的有機統一。因此，除了數量標準外，普及化發展還將伴隨我國高等教育質性的變化。它不僅將改變高等教育的形態，而且豐富高等教育的性質與內涵，提升高等教育的作用和輻射力。換句話說，高等教育普及化過程不只是數量的增長，同時還會有質性的變化，是量與質的統一體。
1. 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超大系統的高等教育。新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進入了大規模發展階段，隨著毛入學率的不斷攀升，2005年我國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300萬人，成為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國。根據預測，進入普及化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的總規模應當達到4359萬人，也就是說，要在2014年規模的基礎上淨增800萬人。顯然，這一規模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屆時將建成一個超大的高等教育系統。美國是全球第一個實現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國家，1975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01%，當年全美總人口數為21597.31萬人; 2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口為3025.20萬人，佔該年齡段總人口的比例為26.30%，但在校生人數只有810.8萬人。在跨過普及化的門檻之時，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能有我國如此龐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作為一個超大系統，我國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複雜程度將是少有的，那些百年老校仍然在探索高水平發展的路徑，新建院校不但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辦學條件，而且要摸索轉型發展之路，建立新的辦學體系，創立新的發展模式。我國2529所普通高校，大多處於由初創期向中興期過渡的階段，部分高校還處於初創期，進入成熟期的高校幾乎沒有。即使是頂尖高校，也還在進行綜合改革，甚至連章程也才剛剛發布不久，即它們還都在完成初創期的任務、向中興期過渡。這就是說，我國的高校基本處於兩個階段：初創期和初創期向中興期過渡的階段。
2. 創造平穩過渡的範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實現遠遠不是單純地增加學生規模和新建高校那麼簡單，還包括了人才培養模式的深刻變革。在國際上，不少國家，包括美國、法國、日本等在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和普及化的進程中，都曾經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大學生通過一些激進的方式表達了對當時高等教育模式的不滿，國家為此調整和修改高等教育政策和法律，高校為此改革教育教學模式，變革教育教學資源配置方式，以滿足高等教育大發展的新需要。我國高等教育自1999年大擴招以來，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新的高等教育理念為政府和高校所接受，高等教育改革不斷深入。尤其是政府在調控高等教育發展速度的同時，不放鬆對質量的追求，適時提出內涵發展政策，引導高校改善辦學條件，改革教育教學方式，建立內部質量保障體系，加強質量評估和審核，確保高等教育在向大眾化和普及化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平穩過渡。雖然根據2014年高等教育總規模預測我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還需要增加800萬人的受眾規模，但考慮到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呈減少趨勢，我國高等教育實現普及化的壓力比預測的要小，這將更有利於平穩過渡。據統計，2015年我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為9872.79萬人，到2020年適齡人口數為8437.17萬人，減少1435.62萬人。
3.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國民應盡的義務。通常，在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同階段，因為受眾的覆蓋面不同，對於國民而言，高等教育的性質存在質的差別。在精英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受眾只是社會的極少數人，且這部分人主要來源於社會權貴階層和富裕階層;對於絕大多數國民而言，高等教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接受高等教育成為極少數國民的特權。在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受眾人口越來越大，不再局限於極少數人，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國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只要具備必要的知識基礎條件，國家法律就保護民眾的受教育權利。在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趨於飽和狀態，接受高等教育成為社會民眾的基本素質條件，大多數社會職業更是將接受高等教育作為入職必備資格，所以，接受高等教育便成為國民的一種義務。我國的情況有所不同，自1949年以來，在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的影響下，儘管數十年裡高等教育一直是小規模的，但接受高等教育卻並不限於哪一個階級或階層，相反，在其他國家非常難以得到保證的工人和農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我國得到了政策的支持和鼓勵，取得了積極的效果。在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受眾越來越多，國民接受高等教育權利的保障度不斷提高。隨著普及化階段的到來，社會對國民素質的要求將進一步提高，各類社會職業門檻對任職者受教育水平的基本要求也將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規模滿足國民接受高等教育意願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對國民而言，接受高等教育將由權利轉變成為義務。
4. 質量與結構的意義更加凸顯。質量是高等教育永恆的主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質量的意義是有所不同的。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質量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培養社會的極少數精英，在我國這些人曾經被譽為「國家棟梁」。在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受眾面顯著擴大，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成為高等教育受眾的主要構成，社會家庭文化水平因為有了大學生而得到提升，高等教育開始為社會大眾所親近，高等教育質量成為社會文明進步水平的標誌。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受眾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不但提高了社會各行各業生產和工作的知識化程度，而且增進了高等教育與社會生產和生活之間普遍的有機聯繫。因此，有人將高等教育質量的這個意義喻為「大學進入了社會的中心」。進入普及化階段，接受高等教育成為社會公眾自身發展和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石，高等教育公平的重點不再只是保證受眾應有的平等權利，而是轉變到了每一個人個性化發展要求的滿足上。為此，高等教育結構應當進行適應性調整，尤其是高校內部的教育教學結構，應當建立起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教學體系，最大程度地滿足高等教育受眾複雜而多樣的學習需求。
5.高等教育成為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動力源。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同，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不同。在精英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聯繫較少，作用非常有限。到了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與社會的融合度擴大，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發揮的作用顯著增強，高等教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有什麼水平的高等教育，就有什麼樣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到了普及化階段，為適應社會、環境、科學與技術發展的挑戰，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周期縮短，轉型發展的原動力往往來源於高等教育。我國高等教育正在由大眾化階段向普及化階段過渡，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任務已經提上議事日程，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發展將為國家轉型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保障轉型發展取得成功。與此同時，隨著普及化的推進，高等教育將推動我國成為世界先進國家。
6. 高等教育釋放廣泛而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在精英化和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往往是歷史積澱的結果。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不僅取決於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而且取決於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我國高等教育將以超大規模進入普及化階段，其吸納國際學生和資源輸出的能力將進一步得到提高，不僅如此，隨著我國經濟全球化戰略的推進，我國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將不斷擴大，影響範圍越來越廣，「一帶一路」的形成將勾畫出我國全球影響的重點地區。毫無疑問，我國高等教育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腳步而抵達世界各個角落，對國際化發揮重要影響，在全球各地釋放強大的影響力。
別敦榮，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質量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福建廈門 361005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16年第3期第31-42頁（此微信文章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邏輯》文章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見「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邏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