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推薦一篇重磅論文，是財金君幾年前翻譯的，雖然很早就翻譯完成了，但是一直沒有向外推，因為自我覺得很多地方翻譯的都不夠精準。但現在突然覺得，即便不好，也必然能引發部分讀者思考，那就在這裡發了吧。
回想當時為什麼翻譯Hoppe的這篇長文，是在自己讀完休謨和康德的哲學之後，意識到在唯心和唯物之間的巨大鴻溝是靠人的行動來連結的。也只有理解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其他經濟學派之間認識論間的巨大區別，才能理解它們之間的方法論為何相差萬裡。
而這些連結不是哲學家來完成的，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尤其是米塞斯來完成的。
正如物理、化學、生物的進步導致哲學在自然科學的後退，同樣，經濟學的進步導致哲學在人文科學的後退。
很多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還沒有理解這一點。
希望我的讀者都能認真閱讀這篇論文，一定能獲得巨大收穫。
Economic Science and the Austrian Method
By Hans-Hermann Hoppe
當經濟學——社會科學的皇后——開始採用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時，這真是一種悲哀。但是這兩種方法論橫掃了經濟學思想，這種轉變和知識分子及政治家們開始相信政府計劃的效率幾乎同時發生，這並不是一種巧合。儘管它們已被證明不能應用於經濟學，但是這兩種學說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無神的信仰。
在這篇傑出的論文裡，漢斯-赫曼·霍普擴展了路德維格·馮·米塞斯的觀點，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能成功地應用在經濟學理論中。霍普教授接著論述了先驗知識的存在，純粹理論的正確性，演繹邏輯的利用，經濟學規律的不可調和性（implacability），以及經濟學只是人類行為學這一更大學科的一部分。
經濟學家總是認為他們能夠精確地預測未來，因此國家能夠比市場更好的規劃經濟。如果他們想擺脫這一錯誤假設，經濟學家將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更基本的方法論錯誤。如果這真能發生，霍普教授，這位當代傑出的人類行為學家，將起著無可取代的作用。
羅克維爾
米塞斯研究所
人類行為學和經濟學眾所周知，奧地利學派和其它學派的經濟學思想有著強烈的分歧，這些學派包括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公共選擇主義，歷史主義，制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在經濟政策和方案上，它們之間的分歧尤其明顯。某些時候，奧地利學派也會和其他學派特別是芝加哥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結成同盟。路德維格·馮·米塞斯、羅斯巴德、米爾頓·弗裡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就經常一起為自由市場辯護，共同駁斥「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對自由市場的誹謗。這只是舉了這幾位經濟學家而已。
這些暫時的同盟雖然也很重要，但它們可能是出於戰術或者戰略上的原因。它們表面上的一致掩蓋住了以米塞斯和羅斯巴徳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和其它學派間某些本質上的差別。這些分歧來自於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的方方面面，比如，可貴的金本位和法定紙幣，自由銀行和中央銀行，市場福利和國家行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利息和商業周期理論等等。而最根本的分歧在於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必須首先回答的問題：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是什麼，什麼樣的命題是經濟學定理？
米塞斯的答案是，經濟學是關於人類行為的科學。這個答案本身聽起來可能沒有多大的爭議。但是米塞斯接著說，經濟學：
她的稱述和命題不是來自於經驗。像邏輯和數學一樣，經濟學是先驗的。經濟學不必接受經驗和事實的證實和證偽。經濟學邏輯上和時間上都在理解歷史事實之前。要在智力上把握歷史事件，經濟學是必需的要求2。
為了強調經濟學和經驗性的自然科學相比，是一門與應用邏輯共同點更多的純粹科學，米塞斯把以經濟學為典型的知識分支命名為」人類行為學「（行為的邏輯）。3
經濟學是先驗的科學，其命題可以認為在邏輯上是嚴格正確的。這個論斷把奧地利學派，或者更精確的說是米塞斯主義者，和所有其它當前的經濟學派區分開來。其它所有的經濟學派都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經驗科學，就像物理學那樣，形成的假說需要經驗的連續檢驗。米塞斯認為經濟定理可以被明確地證明，而且否定它們的有效性會導致顯然的自相矛盾，其它學派認為米塞斯的這個觀點是武斷和不科學的。這些經濟定理包括邊際效用定律，回歸定律，利率的時間偏好理論和奧地利商業周期理論。
馬克.布勞格的觀點高度代表了主流的方法論思想，是幾乎普遍反對奧地利學派的例證。布勞格這樣說米塞斯，」他的經濟學基礎的著作如此的怪癖和特殊，以致讓人不得不懷疑是否有人嚴肅地對待他們。「4
布勞格沒有用明確的觀點來表達他的憤慨。他討論奧地利學派的章節就以上面的簡短評論結束。布勞格和其他人對米塞斯的先驗主義的拒絕會不會是和下面的事實相關呢？先驗主義者的方法論對論述要求的嚴格標準對他們來說太高了。5
是什麼使得米塞斯認為經濟學是先驗的科學呢？從目前的觀點來看，說米塞斯自身也沒有意識到他的看法與２０世紀初的主流觀點格格不入可能挺驚奇。米塞斯並不願意指出，事實上，經濟學家應該去做的和經濟學家實際在做的完全相反。相反，米塞斯認為自己的成就在於構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系統化和明確化經濟學到底是什麼以及每一個稱自己為經濟學家的人都必須應該怎麼思考。
事情的確是這樣的。系統性地解釋了先前模糊和未明的知識是什麼後，至少在英語世界，米塞斯引入一些以前不清楚和不熟悉的概念和術語上的區別。但是米塞斯在經濟學上的看法和過去關於經濟學的正統觀點本質上完全一致。雖然他們沒有用」先驗「這一術語，但是那時的主流經濟學家如薩伊，西尼爾，凱爾恩斯以相似的方式描述經濟學。
薩伊寫道：
政治經濟學概論將………..限於闡明幾個一般原則，這些原則甚至不需要證據或者例證的支持；因為它們只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原則的說明，並按照便利於了解它們的範圍及其相互關係的形式加以整理罷了。
而且
只要構成政治經濟學基礎的原則是從無可否認的一般事實正確地推斷出來，政治經濟學就建立在不可動搖的基礎上。6
西尼爾認為，經濟學
基礎由一些一般性的命題組成，這些命題是觀察的結果，是有意識的活動，也不需要證明，甚至只是形式化的描述。幾乎每一個人一聽到它們，就承認和他的想法相似或者至少包含在他以前的知識裡面；而且如果他推理正確，他的推論會和經濟學基礎一樣確定。
而且經濟學家應該
知道科學依賴於經驗，但更加依賴於理性，而且它的主要困難不在於對事實的確定，而在於術語的應用。7
凱爾恩斯評論道
人類沒有關於終極物理定理的直接知識……
經濟學家從終極原因的知識出發。
……經濟學家因此可能會被認為，在其研究一開始他就已經掌握了這些終極的原理，這些原理統治著構成其研究對象的那些現象。在經驗實踐中發現這些原理是研究者最艱巨的任務。
【在經濟學】顯然沒有猜想的位置，因為在我們的意識裡和感覺的見證中……我們擁有我們想知道的東西的直接而容易的證據。因此，在政治經濟學裡，假設從來不會幫助我們發現最終的原因和規律。8
門格爾，龐巴維克和維塞爾這些米塞斯的前輩們的觀點也是如此。他們同樣把經濟學描述為這樣的學科，和自然科學不同，可以確保它的命題的終極正當性。然而，他們也都沒有用米塞斯所使用的術語。9
最後，米塞斯清晰地形成了他對經濟學的認識論，米塞斯的認識論被認為是相當的正統，當然不像布勞格指的那樣怪異。羅賓斯出版於1932年的書《經濟學的性質和意義》就是米塞斯把經濟學描述為人類行為學的淡化版。但羅賓斯的書卻被經濟學專業圈子當作方法論的指南，差不多長達二十年之久。
事實上，羅賓斯在他的序言裡就清楚地挑明了米塞斯是其方法論的最主要的來源。羅賓斯在他的著作裡認同米塞斯和施特裡格爾，引用他們的次數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11而施特裡格爾的觀點和米塞斯的在本質上是相同的。10
儘管這只是歷史情況，但闡明這些可能會有助於評價當前的狀況。那時候的古典經濟學家視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理由是什麼呢？是什麼使米塞斯明確重建經濟學是先驗科學和自然科學是後驗科學的呢？那是他們認識到，發現某些命題正確與否的證實過程，不同的領域是不同的。
我們首先來簡短地看看自然科學。如果我們對某種自然材料做特定的試驗，比如說，把它和另外一種材料混合起來，我們如何知道結果是什麼呢？很明顯，在我們實際試驗和觀察之前，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當然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預測，但是我們的預測僅僅只是一個假設，為了確定我們的預測是對還是錯，我們需要觀察。
而且，甚至就算我們觀察到某些確定的結果，比如說兩種材料的混合會導致爆炸，只要我們混合這兩種材料，我們就能確定這個結果必然會發生嗎？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們的預測仍然是而且將永遠是個假設。爆炸可能只有在其它特定條件下–A,B和C–才會發生。我們只能發現是否是這種情形，而這些其它條件是什麼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試錯過程。這使得我們能夠逐步增加最初假設所預測的應用範圍的知識。
現在讓我們轉向一些典型的經濟學命題。考慮像下面一些命題的驗證過程：只要A和B開始進行自願交換，他們必然期望從交易中得到好處。他們必然對交換的財貨和服務有著相反的偏好次序，A認為他從B那裡交換而來的財貨價值比他交換給B的價值更高，而B則同然。
或者考慮這個：只要交換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強制的，必然有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利益而獲益。
或者邊際效用定律：假如對某個人來說每一單位的財貨對他有相同的服務性(serviceability)，每增加一單位的財貨，附著於此一單位財貨上的價值必然會降低。因為這一增加的單位只能用來作為滿足次要目的的手段，這一目的比前一單位財貨滿足的目的價值低。
或者李嘉圖協作定律：兩個生產者，如果A比B在兩類財貨上都更有生產力，兩者分工仍然對雙方都有好處。因為如果A集中生產他更有效率的財貨，而不是A和B都各自獨立生產兩種財貨，總的物質生產力會更高。
或者另一個例子：只要強制實行最低工資，要求的工資比市場工資高，必然會導致非自願失業。
或者最後一個例子：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人們持有現金的需求不變，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必然會降低貨幣的購買力。
確認這些命題的正確錯誤與否的過程，和判斷自然科學命題正確否的過程是否屬於同一類型？這些命題和兩種自然物質的混合效應的命題在同樣的意義上也是假設嗎？我們需要根據實驗觀察對這些經濟命題做連續不斷的檢驗嗎？為了發現這些命題的應用範圍以及不斷增進我們的知識，我們要像自然科學那樣經歷永無盡頭的試錯過程嗎？
很明顯這些命題不需要。但是很可惜，近四十年來，大部分經濟學家都不這樣認為。明白了什麼是交易，必然意味著A和B都得到了好處，而且他們有著相反的偏好序列。脅迫交易也必然只會對一個人有益。不可想像我們會得到不同的答案，100萬年前會如此，100萬年後仍會如此。這些命題的應用範圍也是普適的(once and for all),從一個自願交易或者脅迫交易得到的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對所有的交易也都是正確的。
對上面給出的其他例子也毫無差別。每一個行為人總是更喜歡那些能更好滿足其需求的財貨，因此增加一額外單位同質財貨的邊際效用必然遞減。如果認為這個命題需要連續不斷的檢驗，那簡直是太荒謬了。
李嘉圖協作定律及其應用範圍的普合性都是其描述情形的邏輯結論。如果A和B像描述的那樣有差別，而且在生產的財貨之間存在一個技術替代比，那麼如果他們像定律說的那樣參加勞動分工，那麼總物質產出必然比不分工為多。任何其它的結論在邏輯上都是有瑕疵的。
最低工資和增加貨幣供應數量的後果也是一樣的。根據命題描述的最初情形，得到的邏輯結果必然是失業率的升高和購買力的降低。作為事實，如果認為這些預測結果只是假設，而且沒有觀察不能確認它們的正確性，這同樣是荒謬的。我們也不需要真的去規定最低工資或者印刷發行更多的紙幣，然後去觀察所發生的結果。
一個類比就是讓一個人通過實際測量三角形的邊和角去建立畢哥達拉斯定理。就像任何人都會對他的努力嗤之以鼻，我們難道就不可以說，認為經濟學命題不得不經受經驗的檢驗，這是公然的智力混亂的標誌？
但是米塞斯決不是偶爾才注意到經濟學和經驗性科學間十分明顯的差異的。米塞斯使我們理解了這個差異的性質，並解釋了像經濟學這樣一門不需要觀察就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實的獨特學科是如何可能存在的以及存在的原因。米塞斯的這個貢獻如何高估都不為過。
為了更好地理解米塞斯的解釋，我們必須進入哲學領域探究一番，更精確地說，是知識論或者認識論領域。我們要特別考察由伊曼努爾.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裡全面發展出來的認識論。米塞斯的人類行為學思想很明顯地受到康德的影響。但這並不代表米塞斯只是單純的繼承了康德思想。我將指出，事實上，米塞斯在康德自己停步的地方進一步推進了認識論。米塞斯以自己的方式推進了康德哲學的發展，但當時的正統康德哲學家們完全忽視也不欣賞米塞斯的貢獻。儘管如此，米塞斯的中心概念和術語區分以及人類知識本性的基本觀點仍然來自於康德。因此，我們必須回到康德。
在對古典經驗主義尤其是大衛.休謨的批判過程中，康德發展出了他的思想。那就是，我們所有的判斷(propositions)可以以兩種方式劃分：一，它們要麼是分析的要麼是綜合的；二，它們要麼是先驗的要麼是後驗的。這種區分的意義簡短介紹如下。當形式邏輯足夠判斷它們是否為真時，我們就稱為分析判斷；否則就稱為綜合判斷。當必須通過觀察來確定或者至少來確證其為真時，我們稱為後驗判斷，如果不需要觀察就能確定其為真，則我們稱為先驗判斷。
康德哲學的特徵標記就是宣稱存在真的先驗綜合判斷。米塞斯同意這個命題，所以他也是一個康德主義者。先驗綜合判斷是這樣一些判斷，它們的真實性可以得到明確的確定。即使形式邏輯（當然，還是必要的）不足以確定其真實性，而且也不需要通過觀察來確定其真實性。
在康德看來，數學和幾何就是存在真的先驗綜合判斷的例證。他還認為存在因果關係的一般原則也是一個真的先驗綜合判斷。這些因果關係的一般原則有，存在時間不變的動因(time-invariantly operating cause)，以及每一個事件都嵌在因果之網中(embedded into a network of such causes)等。
我不再做深入的描述來解釋康德是怎麼來證明他的觀點。12 一些簡短的介紹就足夠了。首先，如果形式邏輯不足以判斷其真實性，而且也不需要觀察，那麼其真實性是如何得來的呢？康德的答案是，真實性來自於不證自明的最初公理。
是什麼使得這些公理不證自明呢？康德說，不是因為它們在心理意識上的不證自明，心理意識上的不證自明指我們立即就意識到其真實性。相反，康德認為，發現這些公理通常比發現一些諸如樹上的葉子是綠色的這樣的經驗事實需要更多辛勤的思索。它們是不證自明的是因為任何人要否定其真實性他必然會自相矛盾，也就是說，為了否定它們，他實際上又必須默認它們的真實性。
我們怎麼發現這些公理呢？康德說，通過自我反省，通過對作為認知事物的自我的了解。先驗綜合判斷的真實性最終來自內省的事實也解釋了這些判斷的真實性可以被理解的原因。觀察經驗只能表明事物的偶然性；它不能告訴我們關於事物必然性的任何東西。然而與之相對，康德寫道，我們的理性能夠理解事物的必然性，「它依據自己的規則來產生自己。」13
米塞斯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跟隨著康德。然而，我在前面說過，米塞斯在康德僅僅粗略一瞥的地方貢獻了一個極端重要的洞見。對康德主義的一個常見批評是康德哲學看起來似乎有些唯心主義。因為就像康德所說，如果真的先驗綜合判斷是那些關於我們的心靈如何工作以及必須如何工作的判斷，那又怎麼解釋這些精神範疇和現實的吻合呢？又怎麼解釋，比如說，現實需要遵守因果關係原理，而我們的精神活動也必須遵守因果關係原理呢？難道我們不得不作出這樣荒謬的唯心主義假設：因為現實實際上是由精神所創造這才可能？如果我的意思沒有被誤解，我不認為上面對康德主義的批判是正當的。14儘管康德的部分表述毫無疑問留給了這種指責的某些合理性。
比如康德的這個綱領性聲明：「到目前為止，都認為我們的認識不得不向實際觀察看齊，「相反應該認為」實際觀察向我們的認識看齊。「15
米塞斯為這一挑戰提供了解決方案。就像康德說的，是的，先驗綜合判斷的真實性植根於不證自明的公理，而且是通過自我反省而不是什麼「觀察」事物來理解這些公理。然而我們不得不更進一步。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必然的真理不單單是一個人精神的範疇，還是一個行動人的精神的範疇。精神的範疇只有在行動的範疇的基礎上才能最終被理解。一認識到這一點，所有的唯心主義跡象都消失了。相反，宣稱存在真的先天綜合判斷的認識論就成了實在認識論。因為最終在行為的範疇上來理解，精神與外界實在的物質世界間的鴻溝連結在了一起。作為行為的範疇，它們必須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因為通過行為精神和物質才結合在一起。
康德也曾暗示過這個解決方案。比如說，康德認為數學就建立在我們對迭代和迭代運算意義的認識上。儘管有一些模糊，他還認識到因果關係意味著我們理解要採取的行動和行動的手段。16
然而是米塞斯把這個洞見提升到最顯著的位置：他認識到，因果關係是一個行為的範疇。行為意味著在時間上的某點介入，然後產生某些緊隨其後的結果，因此每一個行為人都必須預先假定存在著恆常的動因。正像米塞斯所說，因果關係是行為的先決條件。
但是米塞斯對認識論的興趣沒有康德那樣強烈。米塞斯在認識到行為是精神和外在世界的橋梁之後，他就發現了真的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個康德問題的答案。米塞斯在其他一些認識論的核心問題上以及因果關係上都提出了一些極端重要的洞見，比如說作為邏輯基石的矛盾律。米塞斯因此為將來的哲學研究開闢了新的道路，但就我所知，沿著米塞斯的道路前進的哲學研究幾乎沒有。因為米塞斯研究的主題是經濟學，所以我不再解釋為什麼因果關係是一個先天綜合判斷的細節問題。17
米塞斯不僅認識到認識論間接依賴於我們對行為的內省知識，因此能夠宣稱存在一些關於現實的先驗正確的判斷，他還認識到經濟學也是如此的，而且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經濟學命題直接來自於我們對行為內省獲得的知識，而且這些描述現實的先驗正確的命題可以由我們對米塞斯所稱為「行為公理」的理解推導出來。
「行為公理」指人必然行為(Humans act)，這個公理滿足作為一個真的先驗綜合判斷的精確要求。不可能否認這個命題的正確性，因為你的這個否認也是一個行為的範疇。這個命題的正確性確實是無法否定的。而且這個公理不是由觀察推導而來，相反是來自於內省。現實中只能觀察到身體的運動，而不能觀察到所謂的行為。
而且，作為必須理解而不是觀察到的東西，它仍然是關於現實的知識。這是因為，理解過程中運用到的概念上的區分無外乎是精神通過自己身體和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範疇。雖然一旦明確，它就能像關於一些真實且存在的事物的不可否證的真實命題一樣被人們所理解18，但行為公理的蘊涵在心理意義上並不是不證自明的。
無疑，行為者的每一個行為都在追求一個目標，這既不是心理上顯然的也不是可觀察得到的；而且不管這個目標是什麼，行為者在追求此目標的這個事實表明，和他設想的其它目標相比，在他開始行為時他就把較高的價值置於這個目標上。
為了達到他認為最有價值的目標，必須在產生結果之前的某個時間點決定實施或者不實施（這當然也是一個實施）一個行為；這些行為的實施總是意味著要使用到一些稀缺的手段（至少包括行為者的身體，站立的空間，行為實施所花費的時間）；這既不是顯然的，也不是可觀察得到的。
手段對於一個行動者來說也是有價值的，手段的價值來自於目標的價值，因為行為者為了有效地達到他的目標，他必須使用必要的手段；而且行為總是在選擇確定之後才能實施，比如說，在某個時間點採取對行為者意味著較高價值目標的行動，同時也意味著排除了對較低價值目標的追求；這既不是顯然的，也不是可觀察得到的。
不得不選擇的結果是某個目標優先於其他目標，因為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的目標，這意味著成本的產生，這既不能自動明白，也不是可觀察得到的。比方說，放棄附於我們無法實現的最有價值目標上的價值，或者因為必要的手段要實施於其他可能具有更高價值的目標上而必須推遲此目標的實現。
最後，在行為的開始，行為者會認為每一個目標的價值比其成本高，並能夠獲得利潤，比如說，結果的價值比放棄的機會的價值更高，這既不是顯而易見的，也不是可觀察得到的。然而，每一個行為同樣始終會面臨著損失的可能。假如行為者在回顧往事時，與以前預期的結果相比，他發現實際達到的結果的價值比放棄的目標的價值要低。
所有這些範疇——價值，目標，手段，選擇，偏好，成本，利潤和損失，以及時間和因果——都包含在在行為公理裡。然而，一個人要以這些範疇來解讀實際觀察就必須知道它對行為意味著什麼。非行為者不可能理解它們。它們不是「給定」的，容易觀察的，相反，觀察經驗不存在於行為者的術語裡。它們的內省再建也不是一項簡單的，心理上不證自明的腦力勞動，歷史證明，在對上面列出的行為本性的認識過程中，一長串的努力都曾落空。
通過辛勤的智力努力才清晰地認識到什麼是真的先驗綜合判斷，比如說，獨立於觀察而且也不能被任何觀察所證偽的命題。這些命題一經明確表達，每個人都立馬意識到它的正確性，企圖駁斥行為公理本身就是指向一個目標的行為，需要手段，放棄了其它行為，產生成本，行為者遭受達成或者達不成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因此產生利潤或者損失。
一擁有這些知識，就不會再有爭議，這些概念的有效性不會被任何或然的經驗所證偽，因為為了駁斥或者證偽它們，你已經預先默認了它們的存在。事實上，這些行為的範疇不存在的狀態(situation)自身也永不會被觀察到，因為觀察也是一個行為。
米塞斯的深刻洞察力就在於發現，經濟推理只能建立在對行為的理解上；作為一種應用邏輯的經濟學可以從先驗綜合判斷的行為公理推導出來。交換定律，邊際效用遞減定律，李嘉圖協作法則，價格管制定律，貨幣數量論，我前面提到的所用經濟命題，都可以從行為公理邏輯推演出來。這也是讓那些認為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認識論相同的人覺得荒謬的原因所在。假如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認識論相同，根據驗證正確性的要求，我們不得不處於尋找未知結果的事實的過程中，而目的卻是為了建立一個人的確是個行為者這個事實。簡而言之：這真是太荒謬了。
人類行為學指出，真的經濟學命題都必須能夠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從原初知識演繹推出，這些原初知識是從關於行為的意義的無可爭辯的正確的知識。
特別地，所有的經濟學推理都由以下組成：
（1）對行為範疇以及對諸如價值，偏好，知識，手段，成本等不同含義的理解；
（2）對一個世界的描述，在這個世界裡面，行為範疇有具體的含義，一些明確的人作為行為者，有明確的物體作為他們行為的手段，有一些明確的目標作為價值，有明確的東西作為成本。這些描述可以是只有一個人的魯濱遜.克魯索世界，也可以是不止一個行為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面人際關係成為可能；或者一個物物交換的世界；或者利用貨幣作為通用交換媒介，存在貨幣和交換的世界；或者只有土地，勞動力和時間作為生產要素的世界；或者存在資本生產的世界；或者完全專業分工生產的世界；或者完全沒有專業分工生產的世界；或者存在多樣化的社會制度的世界，裡面存在侵犯及武力威懾行為；等等；
（3）在這個世界裡實施某些特定行為的結果或者以某種方式改變某個特定行為者的狀態產生的結果的邏輯推演；
假如演繹的過程不存在瑕疵，如此推理得到的結論必然是先驗正確的，因為它們的正確性最終可以回溯到無可爭議的行為公理。如果引入的狀態和改變是想像的和假設的（如魯濱遜.克魯索世界或者完全無分工生產的世界或者完全專業分工生產的世界），當然結論只對這個『可能的世界』先驗正確。換句話說，如果狀況和改變是真實的，真實的行為者感知和概念化它們，那麼得到的結論就像真實世界一樣是先驗正確的命題。19
這就是作為人類行為學的經濟學思想。這就是奧地利學派和他們的經濟學同行最終的分歧所在：其他學派的命題不能從行為公理推演而來，或者甚至直接與從行為公理推演而來的命題矛盾。
儘管在分辨事實和評價某些事件作為彼此相關的因果關係上有一些共識，但是這種共識是表面的。因為當這些命題實際上是先驗正確的命題時，那些經濟學家錯誤的相信這些命題是被經驗很好地檢驗的命題。
II其他非人類行為學派的經濟思想都錯誤的把事件間的人類行為邏輯關係當作由確認而來的經驗規律。因此對「一個球不能同時既是紅色的也是非紅色的」這樣的命題，他們也要求在歐洲，美洲，亞洲和澳洲不同的地方驗證，當然，這也就意味著需要大筆的基金來資助這個無釐頭的研究。而且，非人類行為學派的經濟學家還相信，如果先驗推理不能提供給他們關於特定事件間的偶然的歷史關係的信息時，這些事件間的關係是確認來的經驗規律。
這是非奧地利學派的另一個基本概念的混淆，混淆了理論和歷史間範疇上的差別以及這個差別在社會和經濟預測問題上的應用。
我必須再從描述經驗主義開始，經驗主義哲學認為經濟學和社會學遵循和物理學研究一樣的邏輯。下面我將解釋原因。根據今天被經濟學最廣泛接受的經驗主義觀點，在理論和歷史研究之間沒有範疇上的差別。我還將解釋它們對經濟預測意味著什麼。在對經驗主義命題的批判和駁斥的基礎上，展現很奧地利學派觀點的不同之處。
經驗主義的典型特徵是它接受兩個密切相關的基礎命題。20 第一個也是最核心的命題是，關於現實的知識，也稱之為經驗知識，必須能夠被可觀察到的經驗證實或者至少證偽。可觀察到的經驗只能得到或然的知識（和必然知識相反），因為 這意味著沒有人在經驗之前就知道。 另一方面，如果知識不能被可觀察的經驗所證實或者證偽，那麼它就不是關於任何真實東西的知識。它只是簡單的關於詞語，術語的運用，符號和符號的變換規則的知識。也就是說，這只是分析知識，不是經驗知識。根據經驗主義的看法，分析知識能不能被認為是知識是值得高度懷疑的。
經驗主義的第二個假設是第一個假設在因果關係，原因解釋和預測上的外延和應用。在經驗主義看來，因果解釋或者預測一個現實現象就是形成一個命題，這個命題或者是諸如「如果A，那麼B」的類型的命題，或者是諸如對變量做量化測量的「如果A增加（降低），那麼B降低（增加）」的類型的命題。
關於現實的命題（A和B都是實際現象），只檢驗命題自身，它的正確性永遠不可能確定性地建立，從這一有問題(in question)的命題出發也不能邏輯演繹出任何其他正確命題。做出的陳述將總是而且永遠處於假設狀態，其正確性依賴於未來經驗觀察的結果，而未來的結果我們無法提前得知。如果經驗驗證了一個假設的因果解釋，這也不能證明這一假設就是正確的。如果一個人在某一瞬間觀察到B確實是在A之後發生，和預測的結果一樣，它也說明不了任何東西。A和B是一般抽象事物，或者用哲學術語說是一般性的（universals），在A、B之前（原則上可能）有無數瞬間發生的事件和過程。以後的經驗仍然可能否定它。
如果一個實驗否定了一個假設，這也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如果觀察到A不是跟隨在B之後發生，假設的現象A和B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仍然是有可能的。可能是其它一些被忽略的，不可控制的環境或變量使得假設中的關係沒有被實際觀察到。最多可以說（at the most），否定只能證明，檢驗的這些假設不是完全正確，實驗中就是這樣。它需要進一步的修正，需要一些附加的變量，找到並控制這些變量，我們應該就能夠觀察到A和B之間假設的關係。但是,為了確定它們之間的關係，某些給定現象之間的關係也可能不存在，證偽不能只做一次就適用於所有情況了（once and for all)，和一次確證也不可能決定性地證明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存在的道理是一樣的。21
當我們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再次注意到，對先驗知識的否定同時就意味著對任何確定知識的否定。依據經驗主義的觀點，任何號稱先驗的命題不過是紙上的符號而已，對這些彼此相關的符號的定義或者隨意地操作（stipulation）完全沒有意義：它怎麼都和現實世界沒有關係。只有在吧經驗解釋賦予這些符號時，它們才有實際意義。只要一個解釋賦予這些符號，這一命題就不再是先驗正確的了，並變成並將永遠成為假設性的了。
而且，根據經驗主義，我們不可能確定地知道一件事是否可能是另一件事的原因。如果我們想解釋某些現象，可能原因的假設不會被先驗考慮所束縛。每一個事物都會對所有其它事物有一定的影響。我們必須通過經驗發現它有沒有影響；但是經驗卻永不可會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確切答案。
下一點把我們帶向這一部分的主題：歷史和理論之間的關係。我們注意到，根據經驗主義的觀點，在歷史和理論解釋之間沒有原則性的不同。所有的解釋都是相同的類型。為了解釋一個現象，我們假設某些其他現象是它的原因，然後看假設的原因在時間上是否真的在效果(effect)之前。歷史解釋和理論解釋之間的差別僅在於，歷史解釋指向的是存在於過去並已經發生的事件，而理論解釋則是對還未發生的效果的解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對它的預測。儘管從在結構上看，在歷史解釋和理論預測之間沒有什麼不同。然而，的確有一個實際（pragmatic）的差別可以解釋為什麼經驗主義者特別強調理論預測力的重要，而不滿足於只對著(vis-à-vis)歷史數據來檢驗理論。22 任何一個曾經做過數據分析的愚蠢把戲的人都會很清楚如此的原因所在。如果將要解釋的現象已經發生，找出所有發生在它之前的事件並拼合在一起很容易，就有可能找到原因。而且，如果我們不想延長可能的原因的列表，找出更多先前的變量，我們就按下面的來做（在計算機時代更容易）：我們可以選擇任何一個先前的變量，然後在它和要解釋的變量之間找出不同的函數關係——線性關係或者曲線關係，遞歸或者非遞歸方程，加法或者乘法關係等等。接著選擇第二個變量，第三個變量，。。。我們就會就會找到吻合數據的函數關係。你會發現一個甚至任何數量的你可能期望的答案。
但是，這些先前事件中的哪一個，或者所有這些關係的哪一個是原因或者構成因果關係呢？根據經驗主義的看法，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先驗的考慮可以幫助我們。這也是為什麼經驗主義這麼強調預測的重要性的原因。為了在如此多歷史解釋中找出哪一個是真正正確的，或者至少不是錯的，我們不得不通過預測還沒有發生的事件來找出它們，看看它們預測的如何，因此排除錯誤的解釋。
關於經驗主義以及它對理論、歷史和預測的看法就講這麼多。我不再詳盡地分析這個問題了，不管是否強調對經驗主義很顯然的狹義的應用，也不會帶來哪怕一點兒成功的預測。（whether or not emphasis on predictive success changes much, if anything at all, with respect to the rather evident relativistic implications of empiricism。）只需要記住，根據經驗主義的學說，預測正確或者預測錯誤都不會幫助我們確定一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存在。這使我們相當懷疑，在這一哲學的基石上（the cornerstone of one’s philosophy）預測能得到什麼東西。
我希望來挑戰經驗主義哲學思考的起點。對經驗主義有一些決定性（conclusive，結論性）的反駁。我將展示經驗主義對經驗和分析知識的區分是完全錯誤而且自相矛盾的。23 這將使我們導出奧地利學派對理論，歷史和預測的觀點。
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是：經驗知識必須被經驗證實或者證偽；而不如此通過經驗證實或證偽的分析知識則不包含任何經驗知識。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可以這麼問：那麼這一經驗主義的基礎命題如何呢？很明顯，它要麼是分析的，要麼是經驗的。
我們首先假設它是分析的。然而，根據經驗主義的學說，任何分析命題只是寫在紙上的胡亂塗劃，誇誇其談（hot air）而已，完全沒有意義。對任何現實的事物它沒有說任何東西。因此一個人不得不得出結論，經驗主義對它自己要表達的東西甚至都不能表達。而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說了我們所認為的東西，那麼它的確告訴我們一些真實的東西。作為一個事實，它的確告訴我們關於現實的基本結構的知識。它告訴我們，現實中不存在我們可以先於未來的經驗知道的任何知識，這些知識可以確證或者否證我們的假設。
如果這個有意義的命題被認為是分析的，那麼，這個命題不允許任何證偽，只通過分析語句本身，就會確立其全部真理，不然的話一個人就會面對一個顯然的悖論。經驗主義自身不會證明任何東西，除了它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無意義的胡話。24
因此,可能我們應該選擇其他選項，然後宣稱經驗知識和分析知識之間的基本的經驗主義區分是一個經驗主義的稱述。但是那樣的話，經驗主義的觀點可能不再有任何分量。因為如果這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命題，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經驗主義的命題可能是錯的，而且一個人需要一個診斷標準來判斷它是對的還是錯的。更精確地說，一個經驗主義命題，對或者錯只是一個歷史事實的狀態而已，就像「所有仔細審察(scrutinized)的命題事實上都落在分析和經驗這兩個範疇之內」一樣。這一命題對決定它是否能夠產生一個先驗正確的命題還是一個經驗命題完全不相關。事實上，如果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一個經驗命題的話，經驗主義將完全不能成為一種認識論，不能成為科學的邏輯，將只是用某些武斷的名字以某些武斷的方式、武斷的語法習俗稱呼某些命題而已。
我們對經驗主義的第一步批評說明了什麼呢？它很明顯地表明關於知識的經驗主義觀點是錯誤的，它是通過一個有意義的先驗反駁來證明的。在這麼做的過程中，它表明康德和米塞斯關於存在先驗綜合判斷的想法是正確的。更特別的是，它證明不能用經驗主義來描述（depict）理論和歷史之間的關係。也必然承認存在一個理論，這一理論在經驗上是有意義的，它的範疇和經驗主義理論的看法不同。（There must also be a realm of theory-theory that is empirically meaningful-which is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ly idea of theory empiricism admits to having existence. ） 如果我們相信的話，必然也存在一個先驗的理論，理論和歷史之間的關係也必然是不同的，而且遠比經驗主義複雜。當我寫出另一個反對經驗主義的論點（argument）時，它們之間的不同就非常顯而易見，另一個先驗命題，這個稱述反對經驗主義認為的在知識的每個領域理論和經驗研究是一樣的觀點。
不管經驗主義在處理自然科學時是多麼適宜（我認為甚至在自然科學經驗主義方法也是不適宜的，但是在本文我不能深入講這些）25，經驗主義的方法可以應用在在社會科學裡也是不可想像的。
行為是我們稱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主要研究對象。經驗主義認為行為像任何其他現象一樣可以而且也必然能夠通過由經驗來確證或者證偽的因果假設來解釋。26
如果的確如此，那麼經驗主義必須首先假設在行為之間存在與時間無關的不變的因果關係，這又與它自己不存在任何現實的先驗知識的學說相反。
一個人不可能先驗地知道哪一個特定的事件可能是任何其他特定事件的原因。但是經驗主義想讓我們把一個事件序列的不同經驗關聯起來，使得它們彼此互相證實或者證偽。如果它們互相證偽，那麼我們將對最初的假設做出修正（reformulation）。為了這樣做，我們必須假設在因果關係中存在一個與時間無關的常量，要認識到行為的因果關係存在當然要求關於現實行為的知識。沒有這一存在因果的假設，不同經驗之間永遠不可能把一個事件和要證偽或證實的其它事件彼此相互關聯起來。它們只是互不相關、不可比較（incommensurable）的觀察。這裡一個，那裡一個；它們是相同的或相似的；或者它們是不同的。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東西。27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矛盾之處，立即使得我們導出米塞斯的主要觀點，米塞斯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理論和歷史間的關係和自然科學中理論和歷史間的關係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這一矛盾是什麼呢？如果行為的確是由與時間無關的不變的因果關系所控制，那麼自然就出現下面的問題：如何解釋解釋者呢？他們畢竟是提出假設並執行證實和證偽過程的人。
為了消化吸收證實或者證偽的經驗，也就是用新的假設取代舊的假設，必須假設一個人能不斷地從經驗中學習。每一個經驗主義者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否則的話，那到底為什麼要施行經驗研究呢？
但是如果一個人用不知道的方式從經驗中學習，那麼，他也得承認他不知道在某一時刻之後他將知道什麼，相應地他也不知道在這一知識的基礎上他將如何行動。一個人只可能在一個行為發生之後重建此行為的原因，同樣，一個人只有在已經掌握了某知識之後才能解釋它。事實上，一個人的知識和行為在不變的因果(operating cause)知識上也是不可預測的。科學進步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一個人可能認為自由只是一個幻覺。從一個認知能力比所有知識分子都強的科學家的角度或者從上帝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不是上帝，而且即使在上帝看來我們的自由是幻覺，而且我們的行為也遵循可預測的路徑，對我們人類來說，這種幻覺也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在先前狀態的基礎上，我們不能提前預知我們知識或者宣揚（manifesting)此知識之行為的未來狀況。我們只能在此事件之後重建他們。28
因此，當應用在知識和行為領域，經驗主義方法論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行為含有其自身必需組分的知識。相信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寫出社會現象的預測方程，他們只是在做毫無意義的事情。他們參與企業的活動（Their activity of engaging in an enterprise）只是證明他們在假裝在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們必須承認他們還不知道企業的產出。就像米塞斯寫下並不斷強調的那樣：在人類行為領域不存在經驗性的因果常量。29
然後通過先驗推理的方法，一個人可以建立下面的觀點：和自然歷史不同，社會歷史不能得到任何預測性目的的知識。相反，社會和經濟歷史只指向過去。過去人們是如何行動及為什麼行動的研究結果對未來他們是否還按同樣的方式行動沒有系統性的指導意義(bearing)。人類可以學習。假設一個人現在就能預測到他明天才能知道的知識以及明天的知識和今天的知識之間的差別，這是荒謬的。
一個人今天不能預知一年內他對糖的需求，就像愛因斯坦在發現相對論之前也不能預知相對論，兩者相差不多。一個人現在不會知道將來一年他需要的糖量。而且他也無法知道一年內他為買糖而放棄的其他商品。當然他可以猜測。但是必須承認，在不變因果的基礎上無法預測將來知識的狀態，所以一個人不能像預測月亮、天氣或者潮汐未來狀況一樣，假裝能夠預測將來的認知狀況。對月亮、天氣或者潮汐的這些預測適合（legitimately）利用與時間無關的不變的因果假設。但是對未來糖果需求的預測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
假如社會和經濟歷史只能得到(come up with)重建的解釋而沒有任何預測性的解釋，那麼隨之而得到的就是另一個關於經驗社會研究的極端重要的觀點。這是對經驗主義的另一個決定性的批判，至少是對經驗主義號稱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適宜的方法論的批判。
讀者可能還記得我在前面已經講過為什麼經驗主義如此強調解釋性理論的預測能力。對將要解釋的每一個現象都有很多的先前事件，在先前事件和我們要解釋的現象之間存在很多關係，只有通過這些關係才可能解釋我們要解釋的現象。但是這麼候選（rival）解釋中的哪一個是對的，哪些又是錯的呢？經驗主義的答案是：試著去預測，對未來事件預測的成功與否會告訴你哪一個解釋是對的，哪一個解釋是錯的。很明顯，如果在行為間沒有起作用的與時間無關的因果關係，這一答案就不起作用。然後呢？顯然經驗主義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儘管沒有任何科學方法來預測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重建的(reconstructive)歷史解釋和其它的解釋沒有任何差別。比如說，如果一個人解釋我決定從德國來到美國這一事實，就因為密西根的玉米先於我的決定，把我的決定歸因於密西根的玉米正在旺盛生長這一事件。每一個人都會認為這一解釋是荒謬的。但是如果假設密西根的玉米這一事件的確先於我的決定發生，那麼為什麼它不能解釋我的決定呢？顯然，原因在於，密西根的玉米和我的決定沒有半毛錢關係。如果有人 某種程度上(insofar)很了解我的話，就會發現的確如此。
但是你怎麼能認識到這一點呢？可以通過了解引起我的行為的動機和興趣，我的信念（conviction）和（願望）aspiration，我的規範性取向（normative orientation），我的具體認知（concrete perceptions）來得到答案。我們怎麼能了解某個人呢？進一步，我們怎麼能確信我們的了解的確是正確的呢？對前一問題，通過偽交流(pseudo-communication)及和他的交互可以了解某個人。我之所以說偽交流，是因為很明顯，假如我們要找出凱撒越過盧比卡河(cross Rubicon)的原因，我們不可能真的和凱撒交流。但是我們可以研究凱撒的著作，比較他的著作中的他的話語(conviction)和他真實的(deeds)，我們還可以研究那個時代的著作和事件，從而試著去了解凱撒的性格，他的日程安排(his time)，以及在那個時代他特別的作用和位置。30
對第二個問題，確證歷史解釋的問題，不得不承認，從外面看，不存在絕對清晰明確的標準可以決定兩個rival可能的解釋中的哪一個是絕對正確的，而另一個是絕對錯誤的，雖然這兩個解釋都以我們的理解為基礎。歷史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或者說，在很不同的意義上來說，經濟學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
儘管兩個歷史學家對要解釋的某一個事件事實的描述及影響因素的評價一樣，他們可能對每個因素在此事件中起的作用大小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沒有辦法完全沒有一絲武斷地決定各個因素所起的作用的大小。31
這裡請大家不要誤解我。存在一些歷史解釋的真理標準。儘管這些標準在歷史學家之間不能排除所有的不同意見，但是仍然排除和（disqualify）了很大一部分的解釋。標準就是，任何正確的歷史解釋必須能夠解釋行為者行動的方式32，要解釋的行為者的行為在原則上能夠驗證解釋和解釋的因素。這裡主要的詞語是：原則上。顯然，凱撒不可能驗證我們對他越過盧比卡河的解釋。而且，即使他能夠去驗證，事實上他也可能有足夠的理由不去驗證這些假設，因為驗證可能和他的某些其它目標相衝突。
再則，說任何正確的解釋必須被行為者確證也並不意味著每一個行為者總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釋者。愛因斯坦可能比任何其他人更好地解釋他當時是怎麼想到相對論的，又是為什麼想到相對論的。但是也可能不是。非常可能，一位科學史家可能比愛因斯坦本人更了解導致他發現相對論的影響因素。這是有可能的，因為決定一個人的行為的影響因素或者規則可能是潛意識的。33 或者這些因素太明顯了，就因為如此，他本人也沒能發現。
下面的例子可能對我們理解其他人可能比某人更好地了解他自己這一奇怪的事實非常有幫助。以一個公共演講為例。很明顯，演講者很大程度上可能有講他所說的及講述影響他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原因。他可能比任何其他人講的都好。在他演講的時候，他習慣性潛意識地服從一些規則，這些規則他很難搞清楚或者要克服巨大的困難才能講清楚。在他講話時，他還要遵從一定的語法規則。儘管這些規則明明影響他的行為，但是他經常還是完全不能表述這些規則。比行為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他的行為的歷史學家就好比分析公共演講者的句子結構的語法學家。他們都是重建並清晰地搞清楚行為者實際遵從的規則，而這些規則演講者自己卻不能明白或者只能克服巨大的困難才能明白。34
演講者可能不能表述他遵從的規則，他可能需要專業的歷史學家或者語法學家幫助他。但重要的是，演講者在明白以前不明白的規則之後，演講者能夠語法學家解釋的正確性，這也是語法學家解釋的正確與否的標準。為了檢驗語法學家或者歷史學家的解釋正確與否，行為者需要能夠認識到實際影響他行為的規則。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歷史研究的邏輯以及在了解基礎上的重建研究。35
在人類知識和行為領域不可能建立因果預測的觀點可能會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預測將只是成功或者失敗的猜測而已。然而，這一印象就像認為一個人能夠預測蘋果的生長情況一樣預測人類行為一樣是錯誤的。米塞斯關於經濟理論和歷史之間交互作用的觀點就這樣進入我們的視野。36
事實上，社會和經濟未來不是完全地，絕對地不確定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在行為領域因果預測的不可能性可以通過先驗判斷來證明。這一判斷包含一個關於行為的正確的先驗知識，那就是行為不是被時間無關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
因此，經濟預測事實上總是一個系統性不可琢磨（unteachable)的藝術，與此同時，所有的經濟預測必須被關於那些行為的先驗知識的存在行所約束。37
以貨幣數量論為例，人類行為學的命題是如果增加貨幣供給量，而對貨幣的需求保持不變，那麼貨幣的購買力將下降。行為的先驗知識告訴我們，不可能科學地預測貨幣供給量是增加，降低還是不變。也不可能不管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而科學地預測現金帳號對貨幣的需求將上升，降低還是保持不變。我們不能宣稱能夠預測這些事情，因為我們不能預測人們未來的知識狀態。然而未來的知識狀態明顯會影響貨幣供給量和需求量。所以，我們包含在貨幣數量論中的人類行為學的理論知識對預測經濟未來只有相當有限的作用。
理論不允許我們去預測未來的經濟事件，即使貨幣供給量的擴大已成為一個事實。一個人仍然不能預測貨幣需求量會如何變化。儘管，正發生的對貨幣需求變化的事件當然會影響隨後發生的事情（根據增加的貨幣的來源會有抵消，增加，降低，加速，降速效應），這些變化原則上不能預測或者實驗性地固定不變。認為主觀知識在先前（antecedent）變量基礎上可以預測，而且能夠保持不變的想法都是十足（outright）的謬論，因為主觀知識的每一個改變都會影響行為。想使知識保持不變的實驗者實際上不得不預先假設（presuppose）他的知識，特別是實驗結果的知識，也不是在時間中不變的。
在表示預測不變的公式基礎上，貨幣數量論不能提供任何確定或者可能的特定經濟事件。然而，理論還是會限制可能的正確預測的範圍。不是因為它是一個經驗性理論才如此，而是因為它是一個人類行為學理論，它是我們的預測的邏輯限制。38 不符合這些知識（在我們的例子裡是貨幣數量論）的預測會出現系統性的偏差，會導致預測錯誤數量的系統性增加。這也不意味一個人依靠正確的人類行為學推理得到的對未來經濟事物的預測就必然比另一個預測者以錯誤的思考（deliberation）和推理鏈得到的預測更好。它只是說，從長期來看，掌握人類行為學的預測者的預測平均會比沒有掌握的預測者要好。
即使一個人正確地發現「貨幣供給量增加了」這一事件，而且他的人類行為學推理告訴他這一事件在邏輯上必然導致「貨幣購買力下降」這一事件，他還是可能做出錯誤的預測。因為一個人可能錯誤地預測「貨幣的需求」的改變。他可能認為對貨幣的需求不變，而實際上需求增加了。因此，預計的通貨膨脹並沒有如期發生。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做出正確的預測，比如，他預計貨幣的購買力沒有下降，儘管他錯誤地相信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和貨幣的購買力沒有關係。因為可能同時發生了另一個變化（對貨幣的需求增加了），這一變化抵消了他對因果的錯誤判斷，使得他的預測碰巧正確。
然而，這把我帶回我的觀點，人類行為學在邏輯上限制我們對經濟事件的預測，如果我們假設所有的預測者，不管有沒有牢固的人類行為學知識，平均在同等的程度上熟悉同時發生的其它變化，會如何呢？如果他們同樣幸運地猜中了社會和經濟未來又如何呢？很明顯，我們必須得出結論，認識到並按人類行為學規律如貨幣數量論預測的人的預測會比不知道人類行為學規律的人的預測更正確。
不可能建立一個預測公式，這一公式假設時間無關的因果作用，使得我們能夠科學地預測貨幣需求量的變化。對貨幣的需求必然由人們知識的將來狀況決定，而將來的知識是不可預測的。因此，人類行為學知識在預測功能方面作用很小。39
在所有的預測者中，即使他們正確地預測到貨幣的需求量會增加，同時也正確地覺察到貨幣的供給量的確也增加了，也只有認識到貨幣數量論的那些人才能做出正確的預測。那些不相信人類行為學的人將做出錯誤的預測。
了解經濟預測的邏輯和人類行為學推理的實際應用，就是把經濟學的先驗定理看作是經驗預測的邏輯限制，也是對未來要發生什麼或者不會發生什麼施加的邏輯界限。
人類行為學和認識論的人類行為學基礎I作為最偉大及最有創造力的經濟學家，米塞斯再三深入地分析了經濟學命題的邏輯狀況問題，比如我們是如何知道他們的並且如何去證實他們。很多人認為要取得經濟學系統化的進步，這種關注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他們中最重要的人就是米塞斯。因為一個人頭腦中關於這個基本問題答案的任何錯誤概念就會自然導致智力災難，比如說，得到錯誤的經濟學說。相應地，米塞斯有三本書都全部用來闡述經濟學的邏輯基礎：早期1933年在德國出版的《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1957年的《理論和歷史》；1962年的《經濟學的最終基礎》，這是米塞斯的最後一本書，那時米塞斯已經年過八旬。米塞斯在經濟學領域的著作同樣一直恰當的顯示了米塞斯注意到分析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米塞斯的巨作《人的行為》的前面100餘頁都在討論認識論問題，隨後的近800多頁同樣充滿著認識論上的考慮。
接著米塞斯的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仍然是我們這一章的主題。我給自己設定了兩個目標。第一，我將解釋米塞斯提出的經濟科學的最終基礎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就是他關於行為的純粹理論或者他自己稱之為人類行為學的思想。第二，我將說明為什麼米塞斯的方案不僅僅只是對經濟學及其命題的性質有著無可爭辯的洞見。
它使我們洞察到認識論最終的根基。事實上，就像本章的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我將闡述人類行為學必須被認為是認識論的基礎，因此，除了作為經濟學家的偉大成就之外，米塞斯也在整個理性主義哲學的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40
II讓我們看看米塞斯的方案吧。下面這些典型的經濟學命題在邏輯上對不對呢：如邊際效用定律（對人們來說具有相同可用性的一種財貨，只要增加一額外單位，附著在這一額外單位上的價值必然會降低，因為以這一額外單位的財貨作為手段達到的目標的價值比先前一單位的財貨能滿足的最低價值目標的價值要低），或者貨幣數量論（只要人們手中持有現金貨幣的需求不變，增加貨幣的供給，必然導致貨幣的購買力下降）。
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米塞斯面臨雙重的挑戰。米塞斯要面對的一種挑戰來自於現代經驗主義。事實上維也納是經驗主義運動的早期中心之一，米塞斯對此非常熟悉。那時候，經驗主義運動正在逐步使其成為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界統治性的哲學思想，而且到今天為止，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的學科裡仍然信奉經驗主義。41
經驗主義把自然和自然科學作為它的楷模。根據經驗主義的看法，上面提到的經濟命題的例子有著和自然定律一樣的邏輯形態。自然定律描述兩個或者多個事件間的假設關係，基本上以如果-那麼這樣的形式陳述。像自然科學的假設一樣，經濟學的命題也需要經驗的連續不斷的檢驗。關於經濟事件之間關係的命題不可能只需要一次檢驗就可以確保以後都可以成立。相反，它將一直經受未來經驗隨機結果的檢驗。未來的經驗可能證實假設的正確性。但是這並不足以證明這個假設就是對的，因為經濟學命題在描述相關事件時尋找的是一般原則（general terms）（哲學術語叫共性），會應用在無數情況或者案例上，因此將來的經驗總是為其證偽留下了可能性。一次的證實能夠證明的只是假設還沒有被證明是錯誤的。另一方面，經驗也可能證偽假設。這的確能夠明確的證明假設的某些地方是錯誤的。但是它也無法證明特定事件間假設存在的關係永遠不會被觀察到。這只是表明到目前為止，關係還沒在他實際能負責(accounted for)和控制條件下的觀察中出現。然而，這並不能排除，只要在其他的控制條件下，假設的關係就可能出現。
這種哲學孕育的態度事實上已經為目前絕大部分經濟學家所信奉，也是他們研究的方法。它是一種懷疑主義的態度，它的座右銘是「在經濟現象中不可能知道任何確定的東西」。因為經驗主義認為經濟現象是客觀的數據、空間的擴展和可以數量化的測定，嚴格相似於自然科學中的現象，因此甚至可以更確切的說，經驗主義經濟學家獨特的懷疑論可能和社會工程師信奉的懷疑論一模一樣，它們都不保證任何東西。42
米塞斯面臨的另一個挑戰來自於歷史學派。事實上，米塞斯在奧地利和瑞士生活期間，歷史主義哲學是說德語的大學和機構裡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隨著經驗主義潮流的興起，先前主導的歷史學派顯著沒落。但是大約最近十年來歷史主義在西方學術界再一次捲土重來。今天它們以詮釋學，修辭學，解構主義和認識論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的名字在我們周圍隨處可見。43
對歷史學派，尤其是當前的版本的歷史學派來說，模型不是自然，而是字面文字。按照歷史學派的學說，經濟現象不是可以測量的客觀量。相反，它們都是經濟學家對歷史做的主觀表達和解釋，就像讀者對一段字面文字做的解讀。既然是主觀的產物，事件之間的順序沒有客觀規律可循。在字面文字之間，在歷史表達和解釋之間，沒有任何東西由不變的關系所決定。當然，某些文字的確存在，次序發生的歷史事件也的確存在。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有什麼東西不得不按次序發生。它只是發生了而已。然而，一個人總是可以寫出不同的文學故事，同樣，歷史以及歷史事件的次序也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生。而且，根據歷史主義的看法，尤其是現代版本的詮釋主義觀點，這些與總是偶然發生事件相關的人類表達和解釋同樣沒有任何客觀規律的約束。對一切事物，在字面上可以隨便表達或者解釋，而且，按照同樣的邏輯，一個人怎麼表達或者解釋歷史和經濟事件，歷史和經濟事件就是什麼樣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怎麼表達或者解釋這些過去的主觀事件，它們的描述就是怎樣的。
歷史主義哲學產生的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它的座右銘是：「一切皆有可能「。在歷史學派-詮釋學派看來，歷史和經濟學不受任何客觀規律的約束，像文學批評一樣屬於美學的範疇。相應地，它的結果就採用專題論文（disquisitions）的形式描述他所能感受到其他人感覺到的東西，這一結果能被其他人感覺到（felt）。（what someone feels about what he feels was felt by somebody else）。這是我們只有在某些領域，特別是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才會很熟悉的一種文體形式，44
我相信一個人的直覺會告訴他，經驗主義和歷史學派這兩者的哲學中肯定有某些東西不對勁。它們的認識論甚至不能適用它們自己選擇的模型：自然和文學。無論如何，在關於經濟學命題如邊際效用和貨幣數量論的問題上，這兩者的解釋根本就是錯誤的。他們把邊際效用定律作為需要不斷接受經驗可能的證實或者證偽的假設性的定律一點也不讓人驚奇。而且認為邊際效用定律描述的現象可以量化也完全沒有抓住重點，也很荒謬。歷史學派的解釋同樣也沒好到哪裡。如果某個人只是想當然地希望貨幣數量論中貨幣供應量和購買力之間的關係不成立，它就真的不成立，這樣的想法同樣也是荒謬的。如果認為諸如貨幣，貨幣需求，貨幣購買力的概念的形成不受任何客觀的限制，完全是異想天開的主觀創造，這種思想同樣是荒謬的。和經驗主義的學說相反，經濟學命題的這兩個例子在邏輯上都是正確的，而且本質上描述的是主觀事件。和歷史學派相反，經濟學命題的這兩個例子在整個歷史上都不可能不成立，即使描述的是主觀事件也要受到客觀的限制，而且能夠把普遍有效的知識綜合在一起。
米塞斯和他之前的大多數比較知名的經濟學家一樣擁有這樣的直覺。45 然而在探索經濟學基礎的過程中，米塞斯超越了這些直覺。米塞斯直面經驗主義和歷史學派的挑戰，系統性地重建了經濟學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正確而恰當地理解這些直覺。米塞斯從而促成了一門全新的經濟學。在解釋那些前人只是直覺掌握的知識過程中，米塞斯遠遠超越了以前已經建立的基礎。在重建經濟學直覺的理性基礎的過程中，米塞斯確保我們能以恰當的路徑去發展將來的經濟學，並防止我們犯下系統性智力錯誤。
米塞斯在其重建的一開始就注意到，經驗主義和歷史學派都是自相矛盾的學說。46經驗主義相信所有的–不管是自然地還是經濟的—事件都僅僅是假設相關的，這個信條是和經驗主義自身最基本的命題相矛盾的。因為如果一個命題本身只是被假設為正確的，比如說，一個關於「假設正確的命題」的假設正確的命題，它甚至不能被認為是一個認識論的陳述。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提供經濟學命題在範疇上不是也不能先驗正確的證明，即使直覺告訴我們它們是先驗正確的。然而，如果認為經驗主義的基本前提範疇上本身就是正確的，比如說，經驗主義認為經驗知識必然是假設的知識，如果我們假設存在關於事件如何相關的某些先驗正確的知識，那麼它會證明論斷其自身為假，因此給主張先驗正確的經驗知識的學科比如經濟學留下了空間。而且，經驗主義的主張認為經濟現象是可觀測和可測量的，就像自然科學那樣，這一主張自身也是尚無定論的。因為很明顯，當經驗主義告訴我們經濟學概念根植於觀察時，它想提供給我們有意義的經驗知識。但是，經驗主義使用的觀察和測量概念本身明顯都不是來自於觀察經驗，它們不同於雞，蛋或者蘋果，梨這些概念。一個人不可能觀察到某個人正在觀察或者測量。相反，他必須首先理解什麼是觀察和測量，然後才能把某些觀察的現象解釋為一次觀察或者測量。因此，和其自身的學說相反，經驗主義不得不承認存在以理解而不是以觀察為基礎的經驗知識–就像根據我們的直覺，經濟學命題就以理解為基礎。47
歷史主義的自相矛盾沒有那麼明顯。因為如果象歷史主義宣稱的那樣，歷史和經濟事件之間—被認為是主觀理解而不是觀察事件的結果—沒有任何恆常的，時間不變的關係，那麼也不能宣稱關於歷史和經濟學的任何恆定正確的命題。相反，可以這麼說，命題的正確與否是時刻變化的：如果在此刻我們希望的情況下，它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在下一個時刻我們不希望的情況下卻可能是錯誤的，沒有人能知道到底是什麼情況。因此，如果歷史主義的基本前提是這樣的話，很明顯它也不足以成為認識論的標準。歷史主義不能提供給我們為什麼要相信它的任何理由。然而，如果歷史主義的基本命題被認為是永遠正確的，那麼這個關於歷史和經濟現象恆定性質的命題就和它自身的學說矛盾了，它不承認存在任何恆定的關係。而且，歷史主義–甚至它的現代繼承者詮釋學—宣稱歷史和經濟事件只不過是人的主觀產物，不受任何客觀因素的限制，這一命題被其自身所證偽。因為很明顯，歷史主義者必須假設這一陳述是有意義，正確的，他必須假定在他說關於某物的某些特定的東西，而不僅僅只是述說毫無意義的胡言亂語。那麼如果這樣的話，很明顯，他的陳述必然被某些純粹主觀創造王國外的東西所限制。當然，我可以用英語，德語，漢語或者我願意的其他語言來講歷史主義者所說的，在這個程度上，歷史和經濟的表達和解釋可以認為只是主觀產物。但是不管我選擇哪種語言，不管我說的是什麼，它們都被我的陳述背後命題的意思所限制，對任何語言都是一樣的，而且完全獨立於任何語言表達的特定形式而存在。和歷史主義者的信條相反，存在這樣的限制意味著人不能隨意的處置。相反，和只產生無意義的聲音相對，說任何有意義的話，我們都可以把它理解為一個邏輯必然的前提。如果他的表達和解釋實際上由邏輯規律約束的事實不成立的話，歷史主義者不能宣稱他說了什麼東西。歷史主義的解釋同樣受有意義的稱述的前提約束。48
在對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做了駁斥之後，米塞斯發現，理性主義哲學的主張被成功地重建，而且存在先驗正確的命題的可能性得到確認，經濟學的那些命題可能就是先驗正確的。事實上，米塞斯明確地把他自己的認識論探索作為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工作的繼續發展。他認同萊布尼茲和康德，反對洛克和休謨的傳統。49米塞斯站在萊布尼茲的一邊，萊布尼茲這樣回答洛克的著名格言「凡經由感官而存在的，都已蘊含於心靈之中」，「只有心靈本身是例外」，他的回答同樣出名。米塞斯認為他的使命是作為一名經濟學的哲學家，嚴格相似於康德作為一名純粹理性如認識論的哲學家。米塞斯像康德一樣想證明存在真的先驗綜合命題，或者其真實性能夠得到絕對確保的命題，即使形式邏輯的方法不足以確保其正確，而且也不需要觀察。
我對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批判證明了理性主義的一貫主張。它表明我們確實擁有不是來自於觀察的知識，儘管這些知識受到客觀規律的限制。事實上，我們對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駁斥就包括這樣的先驗綜合知識。然而，怎麼證明經濟學命題—比如邊際效用定律和貨幣數量論–就是這種類型的知識呢？為達此目的(in order to do so)，米塞斯發現依據理性主義哲學家形成的嚴格傳統，經濟學命題必須滿足兩個要求。第一，必須可能證明經濟學命題不是來自於觀察到的現象，因為觀察到的現象只能揭示偶然發生的事情；它一點也不能揭示事物為什麼必須是這個樣子的。相反，經濟學命題必須說明其根植於內省認知，必須根植於把我們自己作為認知物體來理解。第二，內省理解必須得到某些命題作為不證自明的原始公理。這些公理不是心理感覺意義上的不證自明，這些公理也不是人們能夠立即理解明白的，這些公理的真實性也不依賴於人們心理感情上的信念。相反，米塞斯像之前的康德一樣很是強調這個事實，就是發現這些公理總是比發現某些觀察性的真理比如樹上的葉子是綠的或者我6英尺3英寸高需要更多的辛勤努力。50 當然，是沒有人能夠不自相矛盾地否認他們的有效性這個事實確保這些原始公理的不證自明，因為在你試圖否認他們的時候，你已經預先承認了他們。
米塞斯指出他稱之為行為公理的公理全部滿足這兩個要求，行為公理宣稱人類要行動，人類執行有目的的行為。51 很明顯，這個公理不是來自於觀察，相反而是來自於內省理解，因為你觀察到的僅僅只是人類身體的運動，你觀察不到到像行為這樣的東西。而且這個內省理解的的確確實不證自明的。它的正確性是無從否認的，因為否認自身也是一個行為的範疇。但是這是不是太平淡瑣碎了？而且經濟學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關，人們以前就已經認識到，諸如價格，成本，生產，貨幣，信用等的經濟學概念和行為著的人這個事實有著某些關係。但是所有的經濟學知識能不能以這個瑣碎命題為根基並在此基礎上重建，如何重建，確實仍不清晰。米塞斯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確切地指出：心理上瑣碎的行為公理自身在心理上不是不證自明的，但行為公理蘊涵深刻的洞見，正是這些洞見為經濟學命題是正確的先驗綜合判斷提供了基礎。
的確，一個行為者的每個行為都在追求一個目標並沒有心理上的證據；不管這個目標可能是什麼，行為者在追求它這個事實揭示出他在其開始行動時必然認為這個目標比所有其他目標相對更有價值。經驗不足以告訴我們，為了達到最有價值的目標，行為者必須提前採取或者決定不採取行動來達成隨後的結果，行動當然是有意圖的行動；這些行動必須採取一些稀缺的方法也不是明顯的，至少行為者的身體，它佔有的空間和行為所需要的時間都是稀缺的。這些方法對行為者來說也是具有價值的–其價值來源於目標，因為行為者為了有效地達到他的目標他必須認為採取這些方法是必要的；而且只能相繼地採取行為，這意味著總要選擇，比如在某個特定的時刻開始執行某一連串的行為來完成對行為者來說具有最高價值的目標，同時放棄追求其他具有較低價值的目標，這也不是不證自明的。不得不選擇的結果就是在目標之間會偏好某一目標—因為不可能同時實現所有的目標—每一次行為就意味著成本的產生，比如說放棄不能實現或者必須延遲實現的排名最高的其它目標所帶來的價值損失，因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的方法也可以被用來實現其他更有價值的目標。這也不是自動清楚的。最後，對行為者來說，在其行為的開始，行為者總是認為目標比成本更划算，而能夠得到利潤，比如說結果比放棄的機會價值更高，儘管每一個行為不可避免總要面臨損失的可能，如果行為者在回顧的時候發現，和他的預期相反，事實上他達到的實際結果比他所放棄的目標價值為低。這也不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知道的所有這些經濟學的核心範疇–價值，目標，手段，選擇，偏好，成本，利潤和損失—都蘊涵在行為公理裡。就像行為公理自身一樣，這些概念都不是來自觀察。相反，一個人需要其已經知道這些範疇對行為意味著什麼才能夠用這些範疇去解釋觀察到的現象。一個人如果他不是一個行為者，他就不會理解它們，因為它們不是「給定」的，準備被觀察的，相反就像行為者產生形成它們一樣，觀察經驗被它們所描述。儘管它們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明顯地孕蘊涵在行為公理裡，但是只要它們蘊涵及如何蘊涵在行為公理裡這一點被明確，一個人就再也沒有困難去認識到，就像公理一樣，它們在相同的意義上也是先驗正確的了。因為任何一個試圖駁斥米塞斯所重建的行為這一概念所蘊涵的範疇的有效性的人都必定有一個目標，需要手段，排除其他行為，產生成本，行為者要遭到達到或者沒有達到預期目標的可能及由此產生的利潤或者虧損。因此顯然永遠不可能駁倒或者證偽米塞斯洞見的有效性。事實上，行為的範疇不是真實存在的狀況本身就永遠不會觀察到或者談到，因為觀察和談論就是行為。
關於人類行為學以及組成米塞斯偉大見識的所有正確的經濟學命題，都可以從關於行為及其範疇的意義的無可辯駁的正確的原始知識出發，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演繹出來。更確切的說，所有正確的經濟學定理都包含（a）對行為意義的理解，(b)一個狀態或者改變狀態—假設是給定的或者看做是給定的—並用行為-範疇術語描述，和（c）後果的邏輯推演—再次用這些範疇語言—-就是行為者在此狀態或者改變的狀態下行為的結果。以邊際效用定律為例來說，52假如行為人認為每一單位財貨具有相同的有用性，行為人面對一額外單位財貨供應（一個稀缺的手段）的增加，總是更喜歡更能滿足他的東西，邊際效用定律就來自我們關於這一事實的無可辯駁的知識。這一額外單位的財貨作為手段只能用來滿足消除比前一單位財貨滿足的較低價值的目標更不急需的不適，沿著這一邏輯必然就推到邊際效用定律。其他經濟學命題和邊際效用定律的情況沒什麼區別，假如在推理的過程中沒有缺陷，那麼經濟學推論得到的結論必然是先驗正確的。這些命題的有效性最終只能追溯到不可辯駁的行為公理。像經驗主義那樣認為，這些命題的有效性需要經驗的連續不斷的檢驗是荒謬的，是智力完全混亂的標誌。像歷史主義那樣相信，經濟學完全沒有恆定不變的關係，僅僅只是處理偶然的歷史事件，同樣是荒謬和混亂的。這樣說的言外之意就是，經驗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陳述都是錯誤的，就像一切有意義的經濟學命題已經預先承認行為和關於行為範疇的意義的知識一樣。
III對米塞斯關於經濟學基礎問題答案的解釋，上面那些已經足夠了。現在我將開始我的第二個目標：解釋人類行為學為什麼及如何也給認識論提供了基礎。米塞斯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而且他確信這一認識對理性主義哲學具有重要意義。儘管米塞斯沒有系統化地論述這個問題。米塞斯關於這個問題的簡要評述不是很多，而且散布在他大量的作品裡。53因此，接下來我必須開墾新的領地。
我通過引入另一個先驗公理，並澄清它和行為公理的關係，開始我的解釋。這一理解是解決我們問題的關鍵所在。第二公理就是「先驗論證」（a priori of argumentation）公理，它認為人能夠論證，因此知道真理和正確性的意義。54像行為公理的情形一樣，先驗論證不是來自於觀察：只能觀察到言語行為，為了把這些行為解釋為有意義的論證需要先驗的內省認知。就像行為公理一樣，先驗論證公理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否認一個人能夠論證，因為這一否證本身就是一個論證。事實上，一個人甚至不能默默地對自己說「我不能論證」而不自相矛盾。一個人不能論證說我不能論證。一個人知道一個真命題或者主張的意思，他不能駁斥它而不隱含地宣稱這個命題的否命題是正確的。
不難發現關於行為和論證的這兩個先驗公理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行為比論證更基本，在行為存在的基礎上才會出現論證的想法，正如論證僅僅只是行為的一個子類。另一方面，認識到關於行為和論證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也需要論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必須認為論證比行為更基本：沒有論證，我們也不能說關於行為的任何知識。雖然人們可能不會認為行為是先驗於任何論證的，事實上論證的可能性的前提就是行為。就像觀點是在論證中揭示，如果一個人已經知道行為以及行為中包含的知識意味著什麼，它的有效性只有在論證的過程中才能清晰地討論。一般行為和特殊論證這兩者必須被認為是先驗知識邏輯上糾纏在一起的。
先驗行為和先驗論證之間的關係意味著：傳統上，認識論的任務被認為是形成先驗正確的可以認識的命題，以及不是先驗知識對象的可以認識的先驗命題。就像我們已經做的那樣到，一經認識到知識是在論證的過程中出現和確認（decided）的，而且這是無法否定的，一個人就可以更精確地重建認識論的任務，形成不可反駁的真命題，這些命題的真理性已經在他的論證過程中蘊含了，因此無法否證；從無法如此確立有效性的命題中縮窄先驗知識的範圍，那些命題還需要額外的，隨機的（contingent）信息才能確證，或者根本不能證明，因此貶義上說（in the pejorative sense），它們只不過在用形上學的術語來描述形上學的命題。
那麼，論證的事實意味著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對先驗論證和先驗行為之間不可分的（inextricable）相互聯繫的探究提供了這一問題的答案，在一般意義上，論證是行為的前提，論證中包含的論點和知識就是行為者的，這是無法辯駁的。而且更特別的是，知識本身就是行為的範疇，知識的結構必然被知識在行為範疇的框架內所起的特殊作用所約束，而且無論什麼知識都永遠不可能否定這一結構約束的存在，這些都是無法否定的。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行為學所包含的洞見必須為認識論提供基礎。知識的範疇和我前面已經解釋的從目的到手段的範疇區別很大。我們通過我們的行為試圖達到的目的，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都是稀缺的價值。我們目的附屬的價值是消費的對象，在消費的過程中被消耗掉（exterminated）和破壞掉，因此永遠必須生產新的產品。而且，也必須經濟地實施手段。然而，不管一個人是否把它作為手段或者目的自身，對知識來說，就不是這樣的。當然，知識的獲得需要稀缺的手段——至少需要一個人的身體和時間。一但獲得知識，知識就不再稀缺。知識不會被消費掉，作為服務的手段也不會減少。知識一存在那裡，只要人們沒有忘記它，它就是不可磨滅的資源，而且擁有持久的價值。55 然而知識不是免費的物品，它不像正常情況下空氣是免費的物品那樣。知識不僅是每一個行為的精神成分(ingredient)，空氣就不是，而且更重要的是，知識是驗證（validation）的對象，也就是說，在行為者行為的範疇框架不變的約束中知識必須起到正面的作用。鑑明這些約束是什麼和一個人可以知道多少知識的結構是認識論的任務。
認識到知識結構的人類行為學限制可能不會像其本身的重要意義那樣立馬震撼到一個人，但是它的確含有高度重要的啟示。首先，在這個認識下，理性主義哲學的一個一再遇到的困難得到解答。對萊布尼茲-康德傳統的理性主義的一個經常性的爭論是理性主義多少有些唯心主義。認識到正確的先驗判斷不可能來自於觀察，理性主義回答了通過能動精神是如何可能獲得先驗知識的問題，同時反對洛克和休謨傳統的經驗主義觀所認為的那樣精神是被動的，鏡像式的。根據理性主義哲學的看法，正確的先驗判斷建立在對思維原則運用的基礎上，而不可能認為是對其它事物的運用；根植在主動頭腦（active mind）的範疇上。現在，像經驗主義者將急切地指出的那樣，對這一命題的明顯批評是，如果的確是這樣的，那麼將無法解釋為什麼這些精神範疇要和現實吻合。如果不這樣的話，為了宣稱先驗知識應該包含關於現實結構的全部信息，人們將被迫接受荒謬的唯心主義假設，不得不認為現實是精神的創造。很明顯，在面對理性主義哲學家的綱領性聲明諸如康德下面的話：「到目前為止必須假設我們的知識應該符合現實，」 時，把康德的話改是「觀察到的現實應該符合我們的精神。」56就是正當的了。
認識到知識結構性地被它在行為範疇的框架裡的作用所限制，給這一控訴提供了解決方案。因為一認識到這一點，理性主義哲學的所有唯心主義暗示都消失了，而且一個宣稱存在正確的先驗判斷的認識論立刻成為一個現實的認識論。理解被行為範疇所限制，內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真實物質世界之間貌似不可逾越的鴻溝連接在一起。因為被限制，所以先驗知識必須是作為現實結構反映的精神事物，因為可以這麼說，只有通過行為，精神才能接觸到現實。行為是一個物理實體在物理現實中由認知指導的適應活動。因此，毫無疑問，行為者的知識存在必不可少的結構性限制，先驗知識必須符合事物的性質。這個知識的現實特性宣告，事實上一個人既不能認為它是什麼樣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廢除它的真理性。
除了以行為者通過物理實體的方法行為的模型代替傳統理性主義者認為的主動頭腦模型這一一致看法之外，意識到認識論的人類行為學基礎還有更多特殊的啟示，它意味著先驗知識立刻就成為實際知識（如此實際以至字面上可以認為是無法駁斥的）。更特殊的是，照這種觀點看，給少數理性主義哲學家提供了決定性的支撐，這些理性主義哲學家反對經驗主義的時代精神，而且固執地堅持在各種哲學的前線（fronts），認為現實世界的先驗正確命題是可能的。57 而且，認識到知識結構的人類行為學約束，各種理性主義者的努力（endeavor）系統性地綜合為一個統一的理性主義哲學。
只要明確理解了知識作為特定範疇的行為顯示在論斷裡，立刻就會明白，為什麼理性主義信仰者（perennial rationalist）認為邏輯規律是現實的先驗正確命題的確是正確的，不是像經驗主義者-形式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隨機選擇符號的轉變規則的動詞操作（stipulation）。邏輯規律從最基本的命題開始，比如，命題邏輯和連詞（「而且」，「或者」，「如果，那麼」，「否定」）和量詞（「存在」，「所有」，「某些」）。思考的規律和現實一樣多,因為這些規律有行為的最終基礎，而且任何行為者都不能置身事外。在每一個行為中，行為者為了能夠做出選擇，就要鑑別特殊狀況而且以這種方式而不是另一種方式把它分類。就是這些最終解釋了最基本命題的結構（比如「蘇格拉底是一個人」），這一命題要有一個適當的名字，一個適當的命名或者鑑別事物的表達，一個確定或者否定已命名或者已鑑別事物某些特定性質的預測；而且這也解釋了邏輯的核心：同一律和矛盾律(the laws of identity and contradiction)。行為和選擇的這一普遍特性也解釋了我們對「存在」，「所有」，「有些」，「而且」，「或者」，「如果-那麼」，「否定」範疇的理解。58 當然一個人可以「說」某一事物可以同時是a和非a，或者「和」（and）是這個而不是別的另一個。但是一個人不能違反矛盾律；而且一個人不能違反「和」的實際定義。就是因為我們在物理空間裡用我們的物理身體去行動，我們總是（invariably）確信矛盾律，而且總是顯示「和」和「或」含義的正確的構造知識。
同樣，就像理性主義者一直所認為的那樣，代數是一個先驗學科而不是一個經驗性學科，現在已經被認同（discernible）。目前主流的經驗主義——形式主義傳統認為，代數是根據武斷的轉換規則對武斷定義的符號的操作，因此完全缺乏任何實際意義。這種觀點明顯認為代數只是娛樂而已，儘管它可能很精巧。
但代數在物理學中應用的成功對它們來說是智力上的難堪（embarrassment）。事實上，經驗主義——形式主義不得不把這一事實簡單地解釋為一個奇蹟。然而，只要理解了代數的人類行為學或者變換（operative）（用最著名的理性主義哲學家——數學家保羅.羅倫茲和他的學派的術語說）或者建造主義特徵，很明顯這不是奇蹟。代數及其作為先驗綜合智力學說的特徵根植於對我們重複行為（repetition of action）的理解。更精確地講，它依靠我們對「從現在的結果開始，這樣做——再這樣做」含義的理解，而且代數在處理現實的事物：處理建構的或者建構性的同樣單位的事物。它說明在這些單位之間是什麼關係，因為它們是根據重複規則構造的。保羅.羅倫茲已經詳細說明了，並不是所有目前認為是數學的命題可以被構建性地建立，這些部分理所當然被認為是：人類行為學上無意義的符號遊戲。但是這些應用在物理學裡的所有數學工具，比如，古典分析工具，事實上都可以構建性得到。它們不是經驗性無意義的符號，而是關於現實的正確命題。只要（insofar as）它由一個或者更多區分單元組成，而且只要這些單元通過「再這樣做，對構建或者鑑別的另一個單元重複先前的操作」，它們就能應用在所有事物上。59 而且，一個人當然可以說，2加2有時等於4，有時等於2或者5，而且在現實世界，獅子加上羊羔（lambs）或者兔子，這可能是正確的，60 但是在行為的現實裡，在對鑑別或者構建的這些單元的重複操作中，2加上2不可能是任何東西只能是4，這一真理不可能被推翻。
而且，古老的理性主義宣稱，幾何，具體說歐幾裡得幾何是先驗命題，而且包含了關於空間的實際知識，這支持了我們關於知識受到人類行為學約束的觀點。自從非歐幾何的發現以及特別是愛因斯坦的引力相對論，主流觀點再次認為幾何是經驗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它認為幾何學或是經驗，後驗物理學的一部分，或是經驗上無意義的形式主義。然而說幾何學只是遊戲或者永遠要接受經驗的檢驗，這和下面的事實似乎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歐幾裡得幾何是工程和建築的基礎，而且沒人認為這些命題只是理論性正確的。61 認識到知識被人類行為所約束解釋了為什麼經驗主義——形式主義觀點是不正確的，為什麼歐幾裡得幾何在現實經驗中的成功不是一種巧合。空間知識也包括在行為的意義裡。行為是物理實體在空間中的實現（employment）。沒有行為，就沒有空間關係的知識，也沒有測量的知識。測量是把某些事物和一個標準比較。沒有標準，也就沒有測量；而且沒有測量，那也就沒有能夠證偽標準的測量。很明顯，最終標準必須由構建物體在空間中運動和一個人運用自己的身體來測量所蘊含的名詞來定義，而且要符合嵌入其中的空間構造原則。保羅.羅倫茲一再詳細解釋到，歐幾裡得幾何只是我們對如點，線，面和距離等同質基本形式所蘊含的理想名詞的重構，點線面距離總是完美，但是總是完美地提現在最基本的空間測量儀器中如測尺。很自然，這些名詞和描述性含義不能被任何實際測量結果所證偽。相反，正是它們使得在空間上物理測量成為可能，這一事實也證明（substantiated）了它們認知上的有效性。任何實際測量的前提必須假設名詞的有效性，這些名詞引導一個人測量標準的構建。在這個意義上，幾何學是一個先驗科學；而且它必須同時被認為是在經驗上有意義的學說，因為它不僅是描述任何實際空間的前提條件，而且是在空間中進行任何主動定位（orientation）的前提條件。62
認識到知識的人類行為學特性，這些關於邏輯，代數和幾何學性質的觀點就集合和嵌入在認識論二元論體系中。63 對二元論者的最終判斷也依賴知識的人類行為學性質，比如二元論宣稱，存在兩個領域的智力探索，這些智力探索需要在範疇上區分處理和分析的方法，這也是先驗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物體，一類是範疇上因果相關，另一類則相反，範疇上目的相關。
在我對人類行為學的討論中，我已經簡扼地指出，因果性是行為的範疇。所謂因果性是指存在著無論什麼時間都成立的恆定不變的原因，這正允許人們根據事件間的關係，把過去的經驗觀察投入(project)到未來中。自休謨始，經驗主義者就認識到，因果性根本就沒有觀察基礎。在事件和事件之間，一個人不可能觀察到它們之間的連接。即使他能觀察到，也也不能證明這一連接在任何時間都成立。相反，正如我們對行為的理解所隱示的那樣，因果原理必須理解為對外界觀測世界的交涉（interference），為了產生事物的不同、特定（prefered）狀態divert事件的自然原因，比如使本不會發生的事情發生，因此先提條件就是意識（notion）到這些事件通過時間無關的操作原因彼此相關。考慮到他對前期的幹擾隨後產生的結果的特定的假設，行為者可能會出錯。但是不管他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先前的成功或者失敗會不會改變，任何行為的前提是，存在(as such)這些永恆連接在一起的事件，即使行為者不能預先知道某一特殊事件的特定原因。沒有這一假設，也不可能把兩個或者更多觀察經驗作為彼此證實或者證偽的範疇，也不能把它們解釋為邏輯上(incommensurable)的事件。只有因為存在時間不變的操作原因，並已經如此假設，人們才能面對（encounter）檢視確定或者證偽觀察證據的特定時刻，或者行為者才能通過區分他成功和失敗的行為，並能通過確證和證偽他先前的知識從而從過去的經驗中習得知識。只有通過在成功和失敗之間行動和區分，因果原則的先驗正確性才能確定；即使有人嘗試去反駁，他也不可能成功反駁因果原則的有效性。64
把因果性理解為行為的必要前提，立即也意味著其應用的範圍必然先驗地和神學的範疇不同。是的，這兩個範疇是嚴格互斥和對立的。行為的前提是因果性的結構化的觀察現實，但是我們理解這些結構的行為事實自身卻不是因果構造的。相反，它應該被歸為目的指向的有意義的行為，屬於神學範疇。事實上，一個人不能反對也不能否定（undo）下面的看法，存在範疇上屬於兩個不同領域的現象。因為否定這一看法的意圖的前提是，這些因果相關的事件行為（qua actions）需要在觀察的現實中發生，而且為了把這些觀察到的事件解釋為否定某個事物，要求存在意圖性而不是因果性相關的現象。因果或者神學一元論都會走入一個公開的悖論，因此都不合適。這一悖論是：物理上稱述任何一個主張，宣稱說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情，這種情況事實上同時講了不可否定的對立的兩面，既是因果也是神學的現象。65
不是行為的所有事情必需是因果範疇的。除非是因果性構造的，是根據邏輯，代數和幾何命題範疇構造的,沒人知道哪類現象是先驗的。66 適用這一範圍的其它別的現象必然是隨機觀察，因此代表的是後驗知識。特別的是，兩個或者更多特定的觀測事件之間是不是因果相關的，關於他們的知識是後驗的。很明顯，這樣描述的現象通常認為落在實驗自然科學的領域。
相反，作為行為的所有事物必須是神學範疇的。這一領域的現象也是被邏輯和代數規則所約束。但是它不被幾何學規則所約束，因為幾何學規則包含在我們測量空間物體的儀器中，因為離開對觀測事物的主觀解釋也不可能有行為；因此只能通過自省理解而不是空間測量來區分他們。測量從也不能區分因果相連事件的行為，但是能區分在手段和目的範疇框架裡相連的事件。
一個人不能先驗地知道特定的價值，選擇以及某些行為者的成本是或者將是什麼。這完全是後驗的經驗知識的領域。事實上，一個行為者將要採取什麼特定的行為依靠他對觀測現實和（或）其它行為者行為的知識。而且很明顯，認為可以依據時間無關的因果預測到知識的這些狀態也不可能。在行為者實際獲得知識之前，他不能預測他將來的知識，而且只簡單地通過他能區分成功和不成功的預測就能說明他必須相信自己能夠從不成功的經驗中學習，儘管以一種未知的方式。因此，關於特定行為的知識只能是後驗的。而且因為這些知識必須包含在行為者自身知識之內，這是每一個行為的必要成分，行為者知識的每一個改變能夠影響其將要選擇的未來某個行為，神學知識也必然是可以重建的，或者是歷史知識。它只能提供事後的（ex_post）解釋，這些解釋對未來行為的預測沒有任何系統的意義（bearing），因為，在原則上看，依據不變的因果作用，永遠預測不了知識的未來狀況。很明顯，對行為的後驗和重建這一科學分支（delineation）適宜於對像歷史和社會科學這些學科的一般描述。67
一方面，任何這方面的解釋不可避免地以目的和手段，選擇和成本，利潤和損失等知識術語來構建，這些解釋也必然重構行為者的知識。第二，因為就像米塞斯認為的那樣這些明顯是人類行為學的範疇，這些解釋也必須被人類行為學規律所約束。這些就是行為領域認為是先驗正確的東西，隨後對歷史或者社會學解釋提供約束。而且就像我已經解釋的那樣，因為這些規律是先驗的，他們也必須對未來的行為施加邏輯約束。獨立於行為者可能獲得的未來知識的任何特定狀況，只考慮這個狀態應該是什麼樣這一事實，他們都是有效的，它必須用行為範疇的術語來描述。這樣理解行為，人類行為學規律就必須和行為科學領域的所有預測知識同時外延。事實上，暫時忘記，幾何學是一門先驗科學最終根植於我們對行為的理解，(in so far）人類行為學可以認為是更基礎的認知學科，人類行為學在整個認識論體系裡的特殊作用有些類似於之於幾何學。人類行為學對行為學世界就像歐氏幾何對觀測世界（非行為）。就像包含在我們測量儀器裡的幾何學約束了觀測世界的空間結構一樣，人類行為學同樣約束了行為學世界可能實踐的事情的範圍。68
IV通過把人類行為學放在適當的位置，我已經完整地把理性主義哲學體系最終建立在行為公理上。本文的目的也是重新確認米塞斯的主張：經濟學是人類行為學；人類行為學是不容置疑的；經驗主義或者歷史學派-詮釋學派對經濟學的解釋是自相矛盾的。我的目標還在於表明，米塞斯對人類行為學性質的洞見同樣為傳統理性主義哲學的成功重建和系統性的綜合提供了恰當的基礎。
對理性主義哲學家來說，這可能意味著他應該仔細考慮人類行為學。因為知識結構的行為學限制的洞見提供了智識上反駁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缺失的環節。對米塞斯傳統的經濟學家來說，我認為，這意味著他應該明確地認識到他在西方理性主義更廣泛傳統上的位置；而且他應該學著把這一傳統提供的洞見綜合起來，為人類行為學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建立一個比偉大的米塞斯建立的更引人注目和深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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