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以亮著《〈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由臺北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9月出版，林以亮即宋淇，馮其庸、李希凡主編《紅樓夢大辭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將宋淇列為「著名紅學家」。
宋淇著《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一書由中國書店2000年12月出版，這部論集的學術影響遠大於《〈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
2001年2月26日上午，「宋淇《紅樓夢識要》出版座談會」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會議廳召開，此次座談會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紅樓夢學刊》雜誌社和中國書店聯合主辦，參會專家學者在「世紀回眸」中發現了宋淇紅學的獨特意義和價值。
黃維樑在胡菊人著《小說紅樓》「代序」中說：「一九七六年我回港在母校教書，結識前輩宋淇（林以亮），在宋氏口中，《紅樓夢》、張愛玲、《明月》成了他的『神聖三位一體』（Holy Trinity）。」①
宋淇作為香港紅學前輩，他在紅學研究方面的業績影響了海內外，可以說，由他來「細評」霍克思《紅樓夢》英譯本堪稱絕配。
筆者以為，《〈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的價值同樣不可小覷，它充分地彰顯了作者集翻譯家、文學評論家以及紅學家於一身的過人才能，並開啟了霍克思《紅樓夢》英譯本研究的先河，以及由此建立的霍克思《紅樓夢》英譯本研究的範式。
林以亮（宋淇）在《〈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自序」談及出版過程時說：
借著這個機會，我還要向柯青華先生和書評目錄月刊表述謝忱。他們撥出寶貴的篇幅將拙作連載八期，對我不斷鼓勵，最後更為我著想，慨然把出單行本的權利讓給經聯出版事業公司。
目前國內出版事業日形蓬勃，翻譯界熱鬧萬分，我這小書嘗試細評一本中譯英的古典小說，分門別類地詳加分析，似屬創舉，希望能促進各界人士更重視翻譯，把翻譯當一種專業看待。
經聯出版事業公司有鑑於此，欣然答應全力支持本書的出版。他們認為譯者評者能夠如此融洽合作，確是一段文壇佳話，其意義絕不止於表面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已。②
以上這段話道出《〈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的學術價值和傳播價值，即古典小說中譯英譯本細評在學術上是一種「創舉」（獨創學術價值），同時具有顯而易見的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傳播價值。
這段話中不僅流露出作者令人欽佩的自我期許，同時流露出作者對於霍克思翻譯《紅樓夢》壯舉的由衷感佩。
譯者與評者在整個「細評」過程中之所以能夠如此融洽地合作，乃基於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即林以亮（宋淇）稱霍克思為「天涯知己」，霍克思則稱林以亮（宋淇）為「知己」，這種交誼在《〈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自序」中有清晰地交代。
霍克思稱：「Mr. Song always knows what I have done,or tried to do,and why I have done it; and to be understood is better than to be praised.」③林以亮（宋淇）稱霍克思為「一位妙人」「一位通人」「一位奇人」，所謂「妙」「通」「奇」都與霍克思毅然辭去牛津大學中國文學講座教授職位而閉戶埋首翻譯《紅樓夢》有著密切關係。譯者與評者之間竟有如此默契，頗令筆者感佩。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自序」在侃侃而談譯者與評者之間交誼的同時清楚地交代了這部《細評〈紅樓夢〉新英譯》小書之所以彼此都很滿意的原因，這些原因至少可以歸納為四點：
1、徹底了解譯文後面的用意；2、道出疏漏誤譯的理由；3、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4、近於虔誠的慎重態度。
其中第四點需要引作者「自序」以便讀者更加清晰地理解：「在下任何結論之前，總反覆考慮，不厭其繁地查閱參考書，細讀上下文，隨時請教專家。……我評尊譯雖比不上你譯石頭記那樣虔誠，其性情之隆重則一。」④
筆者以為，以上所歸納的四點不僅可以看作林以亮（宋淇）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的寫作心得或經驗總結，同時可以看作譯文譯著類書評應遵循的寫作原則。
《〈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目錄包括了以下內容：
霍克思序
自序
喜見《紅樓夢》新英譯
第一章 紅與綠
第二章 版本·雙關語·猴
第三章 冷笑·稱呼和譯名
第四章 口吻
第五章 疏忽遺漏
第六章 誤譯
第七章 寶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
第八章 千錘百鍊的譯作
第九章
且看第八章「千錘百鍊的譯作」中如何說：
我在前文再三稱許霍克思的英譯《紅樓夢》為第一流的翻譯，譽之為近年來由中譯英的扛鼎之作。有一句成語：「千錘百鍊」，指文字歷經磨練，精湛有力，霍克思的譯作足可當之無愧。
可是在行文中，我偶爾也提出一些不盡妥帖的地方，尤其最近發表的「疏忽與遺漏」、「誤譯」和「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三文，更是指摘多於譽揚，可能引起讀者的誤會，認為我的論調前後不統一。
所謂千錘百鍊，指『千錘真金，百鍊純鋼』。此外還有一句成語：「披沙揀金」。在錘鍊的過程中，免不了攙入泥沙雜質。現在既然將這部千錘百鍊的譯作加以詳細分析，當然應該把沙和金分別出來。一味鼓掌喝採，對讀者既沒有交代，對譯文也沒有盡一個客觀公正的批評者的責任。
何況《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中無古無今的一部小說。原作者留下來的只不過是未完成的八十回，其餘四十回究竟為何人所作，到目前還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把這樣一本作者身份都成問題而前後風格不同的小說翻譯出來，其困難可知。至於小說本身內容包羅萬象，詞彙豐富生動，連中國讀者都目不暇接，未必能全部掌握，更不要說讓異國人譯成另一種文字了。⑤
林以亮（宋淇）將霍克思的英譯《紅樓夢》稱為「第一流的翻譯」，他眼光如炬地預見了霍譯本《紅樓夢》的影響和前途即「中譯英的扛鼎之作」。
有研究者說：
美國本土出版的世界文學選集收入《紅樓夢》，是對其世界文學經典地位的初步確認，而選集完全採用霍克思和閔福德的譯本，說明霍譯本的權威地位已經得到公認。除了文學史、文學選集以及文學概論之外，英語世界中有關《紅樓夢》的期刊論文、專著和論文集一般也會選擇霍譯本作為引文的來源。……
到1986年霍譯本出齊之後，該譯本在英語世界相關學術圈中的權威地位早已得到了確立。在此之後，英語世界幾乎所有對《紅樓夢》進行學術性解讀的期刊論文都將霍譯本作為引文來源，所有涉及《紅樓夢》內容的專著與論文集也將霍譯本列入參考書目（涉及原著不同版本的考證研究除外，因為研究者需要自行對不同版本的相應片段進行翻譯，以發現其中的差別）。
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近百種研究論著來看，除一種專著援引了麥克休譯本的片段，少數論著出於特殊目的自行對原著片段進行翻譯，絕大多數論著的引文來源均為霍譯本。⑥
譬如餘國藩的《紅樓夢》研究的代表作《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一書被譽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紅學的扛鼎之作」⑦，據稱這部「扛鼎之作」「所引用的《紅樓夢》片段全部來自霍克思和閔福德的譯本。可見，甚為華裔學者和《西遊記》全譯本譯者的餘國藩，對霍譯本是相當認同的。」⑧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國內翻譯界極力推崇的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作翻譯的《紅樓夢》在英語世界並不如英國漢學家霍克思的《紅樓夢》英譯本如此地備受關注。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或許如江帆所說：「實際上可以說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民族，主要都是通過他們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翻譯家的翻譯來接受外國文學和外國文化的，這是文學、文化跨語言、跨國界譯介的一條基本規律。」⑨
如果這樣的看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霍克思顯然要比楊憲益更具優勢，問題在於作為《紅樓夢》翻譯的合作者即楊憲益的妻子戴乃迭則出生於英國傳教士家庭，她就讀於牛津大學，最初學習法國語言文學，後轉攻中國語言文學，據楊憲益說：「她是攻讀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第一人。」⑩
如此說來，江帆所謂的「文學、文化跨語言、跨國界譯介的一條基本規律」似乎並非一條不可動搖的定律。
楊、戴《紅樓夢》譯本之所以在英語世界未能獲得霍譯本那樣高的待遇，其中的原因實際上並非那麼簡單。是否可以這樣說：譯本作者是否具有「第一流的翻譯水平」才是最緊要的方面。
其實，這兩個同樣是達到了「第一流的翻譯水平」的《紅樓夢》英譯本的得失優劣方面的比較一直是翻譯界和紅學界共同感興趣的學術課題。
又據楊憲益說：
從1972年我倆獲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倆從事的唯一認真的翻譯工作就是把清代著名長篇小說《紅樓夢》譯完。這部作品在中國非常受歡迎，因此這項譯事給我們帶來很多榮譽，甚至是溢美之譽。
有一位年長的中國學者名叫吳世昌，他是研究這部長篇小說的權威。他幫助我倆參照了該書多種手抄本和印刷本，擇善而從，編成了我們翻譯的這個本子。中國有一個專門研究這部長篇小說的群體，奉獻於這一事業的學者在中國以『紅學家』著稱。因此我也被人們算成以為『紅學家』了。（11）
由以上陳述可見，楊憲益在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中得到了著名紅學家吳世昌的鼎力幫助，這一幫助很有必要，其中最緊要的問題就是《紅樓夢》譯本的底本選擇，吳世昌教給楊憲益的做法是「擇善而從」。
「擇善而從」是俞平伯先生1950年代末出版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注原則，這一校注原則至今已深入人心了。
反觀霍克思譯本，底本選擇就受到林以亮（宋淇）的嚴肅批評：
霍克思譯本最大的缺點是原文大體上根據程乙本。他的理由是程乙本為最完整的現成本子。當然要譯一百二十回，這是最省事的辦法，何況其他抄本不易買到，逐字逐句校核又太費時間。
可是程乙本有很多令人不能接受的隨意刪改，往往與原作之意相反，令真正愛好《紅樓夢》的讀者深惡痛絕。俞平伯和周汝昌等已有長文論及此點。霍克思在採納程乙本為底本時，至少應同時參閱俞平伯的根據各種版本的校訂本，可以避免許多妄改和節刪。（12）
這一嚴肅批評見於《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同時，林以亮（宋淇）給出了自己的合理建議即「參閱俞平伯的根據各種版本的校訂本」即《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個建議在彼時的紅學領域尚未出版過「相對精善」的《紅樓夢》校注本的情況下顯然非常中肯。
再看第二章「版本·雙關語·猴」中如何說：
此外，他對於新紅學的發展也非常在行。最近周汝昌根據靖本的一條注推翻了舊說，並證明脂硯齋和畸笏叟實為二人，他在序中也提到了。他明知抄本較近原作，可是為了滿足讀者勢不能只譯未完成的八十回，而不得不將一百二十回全部譯出，所以在文字的取捨之間，免不了顧此失彼，有時顯得矛盾。
例如程高本第六回對王熙鳳的歪曲，我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中已經指出，便是一例。此種情形非但令翻譯者頭痛，有時也令讀者無所適從。這真是「紅樓夢魘」。至少霍克思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因為如果從頭至尾採取抄本，則一百二十回的前後呼應有時便失掉線索。
霍克思對《紅樓夢》的了解可以從他對版本的選擇上和紅學的知識上看出來。因此，我們對他的譯文不應過份苛求，因為《紅樓夢》本身還沒有一個完善的定本。（13）
林以亮（宋淇）不僅懂得《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和藝術特徵，同時也懂得《紅樓夢》版本知識。他的以上評論不僅富有學理性，同時具有對霍克思「了解的同情」，真是難能可貴。
他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中便已經給霍克思提出建議：「霍克思他大體上根據程乙本，偶爾也根據其他版本，有時則根據自己的臆斷，希望他以後數冊出版之前能根據俞平伯的校訂本作一點補救的工夫，如此才不負他介紹《紅樓夢》的原意。」（14）
林以亮（宋淇）如此信賴俞平伯的校訂本，顯然並非僅僅出於個人喜好。無獨有偶，胡適曾說過：「我覺得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四冊，其一二冊是八十回校本，第三冊全是校字記，第四冊是後四十回，作為附錄）在今日還是第一善本。」（15）胡適對《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第一善本」之譽足見俞平伯的校訂本的價值和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年60年代末，伊藤漱平翻譯一百二十回《紅樓夢》正是根據俞平伯《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及附冊後四十回譯出。
據伊藤漱平回憶：
正當我著手翻譯，幸好庚辰本的影印本出版，把它和有正書局本邊核對邊進行翻譯之時，有一天，松枝老師寄來了一個快件小包，其中有寫有這是北京周作人寄來的轉送給你的意思的信函，包裡裝的是俞平伯《八十回校本》全四冊。
因此我很快把剛到手的《校本》作為底本，用了三年多的時間集中進行翻譯，以年輕之身勉強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翻譯任務。這是從起用替角開始的，所有一切靠的是老師令人感激的照顧。(16)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已經成為那個時期頗有影響的第一種《紅樓夢》「匯校本」，其文獻價值日益受到關注，而伊藤漱平的《紅樓夢》日譯本以這個「匯校本」為底本則為他的翻譯打下了良好的文獻基礎。
有趣的是，林以亮（宋淇）竟提及霍克思所遇到的「紅樓夢魘」，這個「戲語」曾被他用來戲稱張愛玲的《紅樓夢》考據文章。
據張愛玲說：「這是八九年前的事。我寄了些考據《紅樓夢》的大綱給宋淇看，有些內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戲稱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魘)，有時候隔些時就在信上問起『你的紅樓夢魘做得怎樣了？』我覺得這題目非常好，而且也確是這情形——一種瘋狂。」(17)
其實，「夢魘」一詞最早出現在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自序中：「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胡塗。」(18)
霍克思竟選擇並非完善的程乙本為底本實在令林以亮（宋淇）「越看越糊塗」，但同時也理解霍克思做這一翻譯工作的不容易，因為《紅樓夢》本身還沒有一個完善的定本。
如果說藝術就是克服困難，那麼，翻譯同樣是克服困難，細評譯作又何嘗不是克服困難呢？只不過各自所面對的困難有所不同罷了。
譬如《紅樓夢》的譯者至少需要克服兩個困難，一則如何讀懂《紅樓夢》文本，二則如何翻譯《紅樓夢》文本。這第二點的要求對於一個外鄉人而言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若想使自己的譯文或譯著入於「化境」難乎其難。
錢鍾書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說：「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得入於『化境』。」(19)
林以亮（宋淇）如此說：「拿這個標準來衡量霍克思的《紅樓夢》新英譯，會不會是不近人情的要求呢？那就要看他以後四冊譯文的表現和再版時修潤的結果了。」(20)
林以亮（宋淇）認為霍克思《紅樓夢》譯本的第一冊是能夠勝任入於「化境」的基本要求的，如他所說：「如果霍克思的英譯不是第一流的翻譯，我只須寫一簡短的介紹，大可不必如此不憚煩細的寫這一系列評論了。」(21)
可以說，第一流的評論家「細評」第一流的翻譯家的譯著，自然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現代典範了。林以亮（宋淇）尤其對霍克思以後四冊譯文的表現和再版時的修潤滿懷信心，為什麼如此滿懷信心呢？
他說：
根據以下三個條件，我對霍克思的譯作始終抱有極大地信心：
（一）譯者對原作的喜愛和虔誠，近乎無條件的尊崇，相信他不會隨意損害原作的精神。
（二）依照譯者第一冊翻譯和出版的時間，估計他要用十二至十五年來完成這部巨著的翻譯工作，至於再版時的修潤尚不計算在內。這可以保證他不會草率從事。
（三）根據我以前諸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譯者對原作（即「出發的語言」source language）的理解大致不成問題，雖然對某一些口語、俚語和舊詩中的典故略有誤解，但並不影響到對原作精神整體上的把握。
最難得的是他的英文表達能力是如此之出色，令人讀後只有嘆服的份。近年來英美人士對寫文章並不考究，可能受了大眾傳播媒介（如報紙、雜誌、電視）的影響，一般人只講求速率而不在用字遣詞方面刻意求工。
像霍克思這種瀟灑自如的文體在當代已不多見。他對「到達的語言」target language的操縱能力是絕無可疑的，也是中國譯者所不能企及的。(22)
至於「細評」譯作則不僅同樣需要既讀懂《紅樓夢》，又懂得如何翻譯《紅樓夢》，並且需要克服第三個困難即清楚地表達出譯者和譯本在翻譯《紅樓夢》過程中的利弊得失。
試略舉二例簡評如下：
第四章 口吻
《紅樓夢》之難以翻譯原因甚多，讀過這部小說的人都會舉出許多種不同的理由。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人物雜多，而主要人物又身份相近。眾姐妹和丫鬟都集中居住於大觀園，生活習慣、交往、甚至談吐都有限制，以致讀者非要細心捉摸方能體會出各人不同性格的細微處來。
其次，《紅樓夢》的進展過程，與其說是依賴外在的動作，不如說是倚仗主要人物心理的逐漸成長。（這並不是說《紅樓夢》裡沒有外在的動作，但這牽涉到文學批評上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列。）
二者都有賴於對白，唯有對白才是揭露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動的最好工具。對白寫得活潑生動是所有偉大小說應具的條件之一，尤其當主要人物對比強烈、黑白分明時，更容易在讀者心目中產生鮮明的印象，因為對白中所用的字眼和語氣，最能表露出人物的神態、心情和性格中的特徵來。
《紅樓夢》在這一點上自不後人，而且更進一步表現出背景相似的人物性格中黑白與白色之間的深灰和淺灰來，這才是作者的功力所在，霍克思深知此中的關鍵，所以在對白上特別留意。
譯文第一冊的廿六回，一部份筆墨當然要用以介紹環境和人物之間的關係，書中最精彩的對白還沒有完全出現。但謹以我們所見到的對白而論，霍克思的譯文交代平穩，有時卻有神來之筆，實在令人讚賞。有時為了追求效果，譯者不免加強對比，超越了原作點到為止的寫法。這是一個見仁見智和牽涉到中英文體的問題，當留在下面討論。(23)
筆者按：以上評析顯示了作者極好的文學批評素養，由《紅樓夢》人物對白這一點入手，既準確地把握了《紅樓夢》的藝術特徵，又指明了霍克思的譯文的匠心獨運之處，使讀者對全部譯文充滿期待。
以上評析留給讀者的印象便是評者不僅深諳《紅樓夢》的創作之道，同時深諳《紅樓夢》的翻譯之道，而且善於清楚明白地表達其中的關鍵之處。
第七章 寶玉四時即事詩二譯之商榷
翻譯中文以文學作品為難。文學作品中以詩為尤難。詩中以中國古典詩為最難。中國古典詩，和所有的詩作一樣，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講，而事實上內容與形式是無法硬生生劈開為二的。
勉強說來，內容指詩的意義。中國古典詩卻往往意在言外，它的弦外之音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
大多數人採用的方法不出（一）用散文來解詩；（二）用現代自由詩兩途，結果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對霍克思抱有極高的期望，因為他譯過離騷、杜甫，元曲下過功夫，最重要的根據則是他在《紅樓夢》第一回中，把賈雨村逢中秋佳節十年嬌杏口佔五言一律、與甄士隱在一起對月口佔一絕都譯得中規中矩，非常出色。
尤其令人讚賞的是他所翻譯的「好了歌」，意義與音韻兩方面兼顧，極見功力。這一點已見拙評第二篇：《版本·雙關語·猴》一文，毋庸贅述。……
可是寶玉的第三首：「怡紅快綠」……霍克思竟譯為……他把嬋娟誤認為真的女人，以致全詩跟著大錯特錯，實在令人失望。怡紅院以芭蕉和海棠為特色，已見前文。霍克思性不喜紅，故特改譯為「快綠院」，可能這一偏見導使他走錯了方向。
但這首詩的外證內證很多，實在沒有理由犯這種錯誤。……霍克思可能在譯時未曾參照脂評，我們不必深責，但他連這首詩的內容與題目中間的關係都看不出來，實在費解。
他把下一首「杏簾在望」（The Hopeful Sign）的望字誤讀為希望的望，而不是看望的望，不免令人對他解詩能力的信心發生動搖。及至讀到第二十三回他所譯的寶玉四時即事詩，果然發現每一首都有或大或小的問題，為本文開端所提出的中國古典詩最難譯的說法作印證。
恰巧張心滄所編譯的《中國文學第一卷——通俗小說及戲曲》一書，也選譯了《紅樓夢》第二十三回，其中當然包括這四首詩。他的譯法與霍克思不同，霍克思譯為五拍偶句，張則譯為近乎散文的自由詩，並詳加註解。
大體上說來，張譯較為精密，漏譯較少，但誤讀原作之處與霍克思各有千秋。由此可見，譯中國古典詩的困難固不限於歐美學者，中國學者對此道沒有下過功夫，同樣會看走眼。(24)
筆者按：從以上「細評」可知，評者深諳詩歌創作之道，同時深諳詩歌翻譯之道，內行人說內行話總是給人以親切可信之感。
筆者以為，這段侃侃而談的「商榷」文字簡直可以看作評者的詩歌翻譯論。尤為難得的是，評者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霍克思譯文中誤讀詩歌原作的失望情緒，這樣的批評令人信服且令人敬畏。
林以亮（宋淇）在第五章《疏忽與遺漏》一文中說：
根據拉巴沙教授（Professor Gregory Rabas）的說法，翻譯工作者最怕就是「翻譯批評家」，他們常把譯文和原作詳加對照校核，然後將其中的錯誤一一指出。
如此做法，對從事翻譯的人無疑是一種打擊，因為這類批評家精通兩種語文，既能指出毛病所在，還能建議如何譯法。
翻譯者看到他們有根有據的評論，懊喪之餘，覺得自己所犯過失，雖然可以私刑拷打，還不至於斬首示眾，心裡不免叫屈。我雖然也寫過這一類的文章但寫時總提醒自己，主要的目的在積極尋找一個正確的方式或法則，以供從事翻譯者作參考。
目前這一系列《紅樓夢》評論陸續刊出後，有些友人對我說：「你對譯者太客氣了。討論翻譯是非好壞自有客觀的標準，不應該如此筆下留情。」
我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中早已說過霍克思的虔誠和功力實在令人佩服。如果對這種敬業的工作者還要口誅筆伐，加以挖苦，誰還願意從事這種吃苦不討好的翻譯工作？
可是既然我寫的是有系統的詳細評論，免不了見到疏忽、漏譯、值得商榷或錯誤的地方，如果故意規避不談，似可不必。
好在我的目的既不在吹毛求疵，又不在賣弄才學；我拿譯文的優劣提出來討論，無非向讀者有所交代，同時希望譯者在再版時斟酌情形能否接納加以改進。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翻譯。
正如喬志高所說：「翻譯猶如人性，總有改善的餘地。」相信讀過前四篇文章的讀者不會懷疑我的誠意。霍克思的譯文，大致上非常得體，在翻譯時態度的認真可以說一絲不苟。偶然有疏忽或遺漏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由於原文中有些成語、俚語、或北方的土話，為字典中所查不到，或者譯者一時不察，誤解原作的用意，因而誤譯。(25)
《〈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無疑是一部作者提供給熱衷於《紅樓夢》翻譯的譯者的最有效的也是最佳的參考書，因為該書在大量具體實例分析過程中不僅明白無誤地指出了霍克思譯本的毛病以及出現這種毛病的原因，同時在提供許多可供參考的正確方法時表達了自己的翻譯主張和翻譯原則，這些翻譯主張和翻譯原則並不是那種高頭講章式的誇誇其談以及搬弄概念或理論的高深莫測，而是基於他自己的翻譯實踐與領悟之後的通俗易懂地表述。
尤為難得的是林以亮（宋淇）在「細評」過程中對霍克思（包括《紅樓夢》其他譯者）始終抱有一種「了解的同情」的態度，不至於使譯者「懊喪」之餘為之「叫屈」。當然，如果那些所謂的「翻譯批評家」評論或習慣於吹毛求疵的苛責，或樂於賣弄才學的炫耀，那麼，即便是霍克思這樣第一流的翻譯家同樣不免於「懊喪」之餘而為之「叫屈」了。
尤其難得的是，《〈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中這種「了解的同情」的態度隨處可見，譬如第六章談「誤譯」時例舉了霍克思將《紅樓夢》第十九回和第二十六回的「一縷幽香」的翻譯不統一的問題時說：「然而話又說回來，即以今日一般中國讀者而論，他們讀《紅樓夢》，在成語方面或者不會有問題，其餘如俚語、典故、伏筆，和前後呼應，未必能完全領會。現在校閱霍克思四百七十八頁的譯文，疏漏和誤譯或許不止上述寥寥數處，但譯文中精彩絕倫之處尚未細論，其瑕不掩瑜，自不待言。」(26)
試想：當霍克思看到這樣的評論文字時的感受將會怎樣呢？顯然會毫不猶豫地將林以亮（宋淇）稱作善解人意的「知己」。
其實，作為「知己」的林以亮（宋淇）始終對霍克思充滿信心，無論霍克思對待《紅樓夢》翻譯事業的認真嚴謹的態度，以及霍克思在《紅樓夢》翻譯過程中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的態度。
閔福德在《漢英對照版<紅樓夢>序》中津津樂道地談及了霍克思的這種翻譯態度：「在文學翻譯史上，霍克思既是一位有創造性的翻譯家，也是一位嚴謹的版本學家，這相當罕見。他的版本研究完全是為翻譯服務的。他的翻譯基本上沒有注釋。他最希望的是，他的讀者（曹雪芹在全球範圍內的新讀者）被作品本身的精彩所吸引，進入它的想像世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仔細研究了文本中的每一處細節。學術研究成了一種遊戲。」(27)
總之，一個外鄉人毅然決然地辭去教授職務，幾十年如一日地為了翻譯中國古典名著付出了那麼多的辛勤勞動，並奉獻出世界一流的《紅樓夢》譯本，的確值得世界範圍的華人敬重，的確值得曹雪芹在全球範圍內的讀者尊敬。
毫不誇張地說，《〈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一書既可以看作作者為《紅樓夢》譯評事業樹立的一座裡程碑，同時可以看作作者為中西文化交流事業樹立的一座裡程碑。
注釋：
①胡菊人：《小說紅樓》，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
②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5頁。
③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2頁。
④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4-5頁。
⑤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113-114頁。
⑥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1頁。
⑦張惠：《紅樓夢研究在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頁。
⑧江帆：《他鄉的石頭——<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頁。
⑨江帆：《他鄉的石頭記——《紅樓夢》百年英譯史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頁。
⑩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頁。
(11)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頁。
(12)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2-3頁。
(13)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25頁。
(14)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5頁。
(15)宋廣波：《胡適紅樓夢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頁。
(16)伊藤漱平：《二十一世紀紅學展望——一個外國學者論述<紅樓夢>的翻譯問題》，載《紅樓夢學刊》1997年增刊。
(17)張愛玲：《紅樓夢魘》，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頁。
(18)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19)錢鍾書：《七綴集》（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79頁。
(20)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128頁。
(21)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115頁。
(22)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114頁。
(23)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52-53頁。
(24)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94-97頁。
(25)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65-66頁。
(26)林以亮：《〈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版，第93頁。
(27)曹雪芹著，大衛·霍克思譯：《<紅樓夢>漢英對照》，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