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人才和官員的產生，歷經了：世襲制、察舉制、薦舉制、科舉制、選舉制。
自夏同盟開始，夏商周秦等時期，均採用世襲制，貴族掌控一切，特別是周王國，等級分明，周禮規定，管理國家由國王、諸侯國君、卿、大夫、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只是到了東周，禮崩樂壞，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國君服務。
漢帝國建立後，分封制度逐漸被廢，皇帝加強了中央集權，大權獨攬，需要幫手，但其他貴族是不能用的，以免分權，只能是皇帝一人獨尊，因此，皇帝需要提拔民間人材，既能幫忙，又無資格分權，於是，採用了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察舉制並無客觀的評選準則，主觀性太強，雖有連坐負責制度，但後期還是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察舉制，分詔舉與歲舉，詔舉是皇帝下詔選取特殊人才，歲舉是地方長官定期定員向朝廷推薦人才。察舉的科目主要有賢良方正、孝廉、太學博士弟子及特舉特科等。有時，皇帝對於賢良方正等用「對策」、「射策」的方式進行考核考察。伴隨察舉的補充，是徵辟，這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選拔任用屬員的一種制度。皇帝特徵、聘召人才為「徵」，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屬官為「闢」。東漢後期，選拔官吏中鑽營請託、結黨營私和弄虛作假之風盛行，察舉、徵辟制漸趨敗壞。
曹魏帝國建立後，魏文帝時，陳群建議，創立薦舉制，即九品中正制，由中央指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推薦、考核人才，分為九品錄用。兩晉、南北朝時，沿用此制。薦舉制是察舉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察舉制，一切任皆可，而九品中正制，則由於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其規則實際上是，完全看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造成階級固化，堵塞了民間人材之路，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實際上影響了皇帝的專制權力，因此東晉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情形。
隋帝國建立後，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科舉制度，在唐帝國時期發展成型，並一直延續到清帝國末年的1905年，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現代社會的高考、以及公務員選拔制度，亦是從科舉制度演變而來。
中國的科舉制度是古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
科舉制出現，皇帝的本意是改掉兩晉南北朝時期皇權被分權的情況，幫助自己加強專制，但客觀上起到了廣攬人才、使得社會新鮮血液流動、社會各階層交流的良好效果，也引導了社會的讀書風氣，唐太宗就高興地說，天下人才，盡為我用，而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更是規範、吸引知識分子的有效手段，但是，其負面效果是，禁錮了人們的自由思想，清末民初科舉制度被廢除，也是因為其負面後果日益惡化，不利於思想解放。
科舉制度產生的具體過程是：為了改革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則增設「進士」、「明經」兩項名目，為後世所沿襲，故一般認為隋帝國是科舉制的開端。
隋時期科舉，沒有嚴格的選拔程序，多由皇帝下詔徵辟，由州郡薦舉，可說只是察舉制的修正。除進士、明經外，科目尚有賢良、孝悌、秀才等，大體沿襲前代察舉的名目。考試方法是試「策」，考生加以解說或辯明即可，比較寬鬆，可以盡情發揮。
唐帝國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唐時期的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常科的名目很多，依據考試內容分為，進士、秀才、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科，各等級考試已經初具規模。
唐時期科舉考試，由禮部侍郎主持，最常見的科目是進士科、明經科，區別主要在於辭章和經義。進士科每年錄取名額不過三十人，加上明經科也只有百人左右。進士、明經及第後，一般要守選數年，方可通過吏部銓選，再予授官。
唐時期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叫作「行卷」，考官在評卷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意圖是，希望可以兼顧、參考士子在考場外的表現，避免「一考定終身」所可能帶來的失誤。
比如白居易，少兒時就會作詩，從小就立志參加科考博取功名，在行卷之風盛行的當時，為了得到名人的推薦，他貿然登門拜訪名流顧況，顧況不了解他，見他叫白居易，於是告誡他，「長安物貴，居大不易」，但是，看了他的詩作後，立即改口，「有才如此，居亦容易」，並且大力推薦，白居易順利考中進士，他高興地來到慈恩寺，登上大雁塔，寫下了詩篇「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兩年後，他又來到長安，參加吏部選官考試，只有過關，才能做官。關於吏部的選官考試，《新唐書》曾有記載：「貌、言、書、判四事皆可取」，「得者為留」，白居易決定考「拔萃科」，結果再次登科，立即做官，被授予省校書郎職位，該職位掌管文字校對工作，比較清閒。幾年後，任職屆滿，806年，白居易又參加了制科考試，就是由皇帝特別主持策問的升官考試，由於準備充分，白居易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順利升官，升為京畿周至縣縣尉，次年即升任翰林學士，不久，又升左拾遺，成為朝廷的重要諫官，此後官運亨通，後來做到杭州刺史、蘇州刺史、河南府尹、刑部尚書，退休後，閒居洛陽，號為香山居士，安度晚年，活到七十五歲高齡。
唐時期宰相中，百分之八十是進士出身，可見科舉的成效，不過，進士科很不容易高中，必須是極優秀的人才方可，因此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一語，而科舉過後還要經吏部考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
在唐時期，科舉只是政府招納人材的方式之一，同時並用的入仕途徑，還有門蔭入仕、雜色入流。到了唐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門蔭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形成「牛李黨爭」。
唐時期的新科進士，授予的官職遠較後代進士低微，得慢慢往上爬，才能做大官，如，著名詩人王維考中狀元後，任職太樂丞，只是從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時期科舉類似於現代的基層公務員招考，不似明清科舉可以做大官。
宋帝國建立後，進一步改良了科舉制度，確立了相當完整的體制，使得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能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因此當時還產生了「富貴不過三代」的俗語。
所謂改良的重要原因是，宋的專製程度大為加強，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始，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後，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同時，為了保證考試公平公正，對考試的規則進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還有，宋時期，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並且放寬了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後為明、清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
宋時期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殿試。唐宋時期的省，是部委的意思，至今日本仍沿襲之。
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自宋開始，殿試中進士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元帝國建立後，漢人大臣力圖恢復科舉，但是，元時期紛紛擾擾，科舉時興時廢，不提也罷。
明帝國建立後，科舉一改元時期的萎縮頹廢，得到很大發展，制度完善，規模增加，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但考試的內容卻開始僵化，規定動作是四書五經八股文。明帝國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
清襲明制，同時則限制了考試資格，如門子、長隨、番役、小馬、皂隸、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孫，倡、優、奴隸、樂戶、丐戶、疍戶、吹手等，都不準應試。
清時期，不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考試，而把科舉入仕之途留給漢人，以籠絡漢人，使其安心為滿清效力，而不反抗。滿蒙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清帝國二百六十六年，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絕大部分為漢人。
明清時，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之前則有童試，院試。
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就主流正途而言，先是基層學校。明清基層學校，稱為「門館、村塾、家塾、族塾、義學、社學、書院」不等。
通過童試，包括縣試、府試，便可以自稱「童生」。
通過院試，得掛名於官學（府學、州學、縣學）的資格，稱「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了「功名」，有了身份，進入知識分子階層，有免除差徭，見知縣不跪、不能隨便用刑等特權。
生員分三等，初入學的生員都稱附學生員，簡稱「附生」，人數無限額；升一級為增廣生員，簡稱「增生」，人數有定額；成績再升一級為廩膳生員，簡稱「廩生」，人數又定額，由公家按月發給糧食。升級要通過考試。
生員有四種出路。最佳者，考鄉試中舉，成為舉人；次者，鄉試三考不中，可赴吏部選官，最高選至知縣；再次者，經學政選拔考進國子監，成為貢生，在國子監「坐監」一定時間再經選拔，可分配教職或州縣副職，官階不能升至知縣；最差者，一直未通過鄉試的預選試「科考」，終生僅為秀才。
另有一變通方法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準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準的「蔭監」；和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為人所不恥，就算能考中進士，地位也較低。
小說《儒林外史》中寫了嚴氏兄弟：嚴貢生，嚴監生，對國子監的貢生、監生，做了很生動的描寫。
有些讀書人要多次考試，才能通過最基本的縣試、府試成為童生，還有的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後，院試多次落第，到了白髮蒼蒼仍稱「童生」者大有人在。清道光時，廣東曾經多次有百歲童生參加院試的紀錄。
秀才參加鄉試前，得先參加預考，過關後才有資格參加鄉試。鄉試按規定三年一考，於八月在兩京及各省省城的貢院內舉行，考官是由翰林及進士出身的官員臨時擔任。鄉試每次連考三場，每場三天。清時期，考中者，以北京、江浙取錄最多，貴州最少。
鄉試考中的稱為「舉人」，頭名舉人稱「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則稱為「亞元」。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
但僅僅是名義上有了資格，真要做官，還得考中進士才行，著名的唐伯虎，雖然考中了應天府鄉試的第一名，成為頭名舉人，但後來未能考中進士，未能進入體制內，一生只能頂著解元之名，窮困潦倒。
通過鄉試的舉人，可於次年二月參加在京師的會試和殿試。會試由禮部在京城貢院舉行，同樣是連考三場，每場三天，由翰林或內閣大學士主考，會試取中者稱為「貢士」，貢士首名稱「會元」。
得到貢士資格者可以參加同年四月的殿試。殿試由皇帝主持和出題，由皇帝欽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試只考一題，考的是對策，為期一天。錄取名單稱為「甲榜」，又稱「金榜」；分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多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則賜「同進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稱為「傳臚」。
殿試只用來定出名次，能參加的貢士都能成為進士，不會再有落第的情況。能中進士就是功名穩拿了，鐵定做官了。能連中解元、會元、狀元的，就是「三元及第」。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中，僅有十五人能夠連中三元，在唐時期有二人，張又新 、準元翰；宋時期有六人，孫何、王曾、宋庠、楊置、王若叟、馮京；金時期有一人，孟宋獻；元時期有一人，王崇哲；明三百年間的八十九位狀元中，只有兩人，黃觀，商輅；清時期有三人，錢棨、陳繼昌，戴衢亨，共十五人。考慮到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要複雜很多，其連中三元的含金量要遠遠大於唐宋時期。
明清慣例，殿試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此為皇帝的私人秘書，負責起草詔書，是今後首輔等中樞大臣的人選；其他進士則要經過考核（稱朝考）再授予官職，成績較好及年齡較輕者，可獲得進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是今後六部尚書、侍郎的人選；其餘的進士則派到地方，任知府、知縣等職。進士任知縣，被稱為「老虎班」，指其行事往往雷厲風行，鐵面無私。
翰林院，即皇帝的秘書班子，地位極為重要。
總結一下，明清五級考試：童試，過關即為童生；院試，過關即為秀才，即生員，從此有了身份，可以橫行鄉裡，做個惡霸地主毫無問題；鄉試，過關即為舉人，名義上有做官資格；會試，過關即為貢士，已進入保險箱，穩做官了；殿試，過關即為進士，立即做官，並且，殿試不淘汰，只定名次。
科舉考試因為能做官，太有吸引力，因此還出現了地方之爭。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會試，曾發生南北榜之爭。當年春季杏榜取錄的五十二名進士全部為南方人，引起北方舉人的不滿。朱元璋親自查問後，把三名主考處決，在夏季再發榜，所取的進士全為北方人。之後，在明仁宗時，確定南北分卷，會試按地域分配名額。在會試的試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規定錄取進士。這種制度保障了各地在每科會試中都能有一定數量的舉人成為貢士、進士，進入政界的中高層，有利於保持國家的統一與政治安定。
科舉考試，引導了社會的讀書風氣，保證了社會各階層流動的活力，還能穩定統治，因此，好處多多，不過，在後期，其禁錮思想的弊病逐漸顯現，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科舉的內容完全顯現了與現代世界脫節的窘況，加上西學東漸和學校教育的崛起，科舉制度漸漸衰落。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必須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舉最後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也就是皇帝所問的問題，實際上並非當時的要務，只是走一走過場，因此，清時期，便以試卷的書法高下，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只懂八股文，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要求只能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遊戲，不能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便可棄之如敝屣。「八股文」與「鴉片」、「纏足」、「閹人」並列，被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四大害。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發生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集體請願的公車上書事件。康有為、梁啓超等舉人們的建議之一，便是改革科舉，興辦新學。1901年，清政府終於廢除了八股文。1905年，經袁世凱奏請，慈禧太后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明告：「著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自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宣告廢止。
在廢科舉的同時，清政府同時制訂了「留學生考試章程」，吸引歸國的海外留學生透過考試進入政府，考試內容包括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以及留學生留學時所學各種科學科目，重在外語和理工科以及醫科的實用知識。考取者按成績及其學習專業，分別授予各科「進士」、「舉人」等傳統科舉的身份，成績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編修。當時的各式名銜，包括有「格致科進士」、「工科進士」、「商科舉人」、「牙科舉人」等等，其中，「格致科」即物理科。
PS：
1、唐時期，女皇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時期改稱武科。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代的武舉時廢時復，而武舉出身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
唐時期的武舉，主要考舉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武技和氣力，此外對考生的相貌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
宋時期規定，武舉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問孫子兵法等，要求文武雙全。
到了明時期，更改為「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如果在答策的筆試中不及格，不能參考武試，筆試為默寫武經，武試則最少要求騎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
至清時期，仍是要求文武雙全，但以武為先，改為先試馬步射，馬射二回六矢，中三為合，步射九矢中五為合，之後比拼力氣，包括拉硬弓、舞刀、舉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十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而技勇比試，弓必開滿，刀必舞花，石舉離地一尺為合，合格者才考筆試，筆試是默寫武經一段，以不錯漏及端正為合。
清時期武舉，分鄉試、會試及殿試三級。
首名武狀元，產生於宋神宗時，為福建人薛奕，後與西夏作戰時陣亡。歷史上武舉出身的名將有唐代的郭子儀（唐玄宗開元初年武舉異等）、北宋徐徽言（文進士出身，後棄文習武，宋徽宗授武狀元）、明代戚繼光（明世宗嘉靖年武進士）等。
2、漢字文化圈四國，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皆有科舉制度，以中國為首，而日本仿唐，也有科舉制度，但為時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