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屠城的夢魘，迴旋在我們腦際70年；一段數十萬人的血淚和屈辱，我們訴說了70年。70年前的夢魘時刻，到底發生了什麼？傷痛又該如何記憶？這是我們問了幾十年的問題。
2年前，張純如英文寫作的紀實文學登上《紐約時報》書評排行榜，今年，好萊塢紀錄電影《南京》在東西方院線放映；去年年底，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接待了8個西方背景的攝製組。那段被忽略的歷史，突然進入了全球視野的歷史講述中。
2007年，中國對南京大屠殺記憶和講述的接力棒也傳到了更年輕的導演手中。
南京，成為2007年藝術關注的一個焦點。它已不僅是只屬於中國人的歷史。
當我們的歷史學家和藝術家不再僅僅把憤怒和屠殺場面作為歷史表達的惟一內容時，我們也許才會真正進入這段歷史——那段我們與其他經歷了戰爭的國家和民族都共有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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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對南京大屠殺記憶和講述的接力棒傳到了新一代導演的手中。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思考，開始從單純對災難場景的控訴，進入更加理性的層面。面對虐殺，我們是否在災難中表現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記者/陳曉
2007年冬天，天津睦南道的一棟西式小洋房裡，電影《南京！南京！》正在拍攝。
這是迄今為止對這段歷史最年輕的影像講述者的創作：主創組的年齡都在20多歲到30多歲之間，而扮演在片中舉起屠刀的日本年輕人，年齡也在19歲?35歲之間。70年前，也是一群二十多、三十多歲的年輕人，作為大屠殺的主角，扮演了施暴者和受難者的角色。
「我看舊照片發現，被屠殺的人絕大部分特別年輕。屠殺的實施者也都非常年輕，目光凝視對方，只是語言不同，灌輸的教育不同，信仰不同，就叩動扳機、揮舞軍刀。這兩組年輕人，想起來讓人不寒而慄。」《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說。
2007年，世界共有7部有關南京大屠殺題材的影片投入拍攝。在中國，講述這段歷史的接力棒傳到了更年輕導演的手中。而他們開始從對災難場景的再現和控訴，進入更深層次的追問：這樣大規模的虐殺，是戰爭中的暴行擴大化嗎？在災難中，我們是否表現出了自我拯救的希望？
以史為鑑，我們需要了解的不僅僅是屠殺本身，還有1937年的戰爭，1937年的中國。
70年前，誰，經歷了什麼？2007年12月8日傍晚，《南京！南京！》片場休息，但原因卻不一般。
從南京來的一個特約演員，在劇情的感染下，說出自己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劇組正在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對著鏡頭講出她家女性親屬被日軍凌辱的過程。南京研究大屠殺的學者張連紅說，目前所知的整個南京遭受過日本性暴力並願意說出來的女性不過12人。那麼，這位老人是第13位。陸川說，這是一個「殘忍的驚喜」。
順著掛著古式西洋鬧鐘的樓梯，沿著支著安全區值勤記錄黑板的樓梯間，穿過裱著西門子公司老照片的客廳，記者見到了這位老人。她穿著淡綠色長棉袍，米色圍巾，銀灰色的頭髮盤在腦後，面龐線條優美。她已經收起激動的情緒，準備進入鏡頭講述，臉上的表情克制，平靜。高圓圓扮演的女教師問她：「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一開始，她緩慢、清晰地說:「昨天晚上，一幫日本兵??」很快，隨著語速的加快變成痛哭，後面的話都淹沒在哭聲裡，短短幾分鐘的講述，只能分成好幾條來拍。
發生了什麼？這是我們問了幾十年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我們有著不盡相同的敘述版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高中二三年級歷史教科書，要求把描述日本侵略歷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刪改。隨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立。1988年，導演羅冠群在參觀完紀念館後，懷著第一次知道這段歷史的憤怒、震驚，拍攝了《屠城血證》，成為當年國內票房十大賣座片之一。1995年，吳子牛看完300萬字的史料後，以對30萬亡靈的內疚之心，拍攝了《南京大屠殺》，這則消息當年上了日本報紙的社會版頭條。
影片把這些血淋淋的歷史從文圖史料變成了逼真的影像畫面，觀眾真切感受到屠城的過程。
但這並不是那段歷史的全部。面對30萬人的離去，70年後的我們絕不是只要從中聽到哭喊，看到血淚。
因此，在2007年陸川的歷史影像中，縱使有「殘忍的驚喜」，這位老人和她的家庭的故事也只有短短幾分鐘。陸川在軍隊呆過，在他的講述中，水上、角川、伊田……這些太陽旗下手握軍刀的士兵，成為了那段歷史的一個重點。「我們在非常認真地拍日本人，非常認真地拍日本士兵。我們所有的日本演員都是從東京請過來的，而且我給他們的戲份都非常重，因為要看到他們在戰爭中的變化。」陸川說。
普通人還是嗜血士兵？剛開始聊天的時候，夏村真廣(注音)規矩得有些拘謹地坐在酒店的床邊，21歲的臉上透著乾淨，害羞、緊張。因為出演《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士兵水上，他第一次來中國，也第一次了解南京大屠殺。來中國後的第三天看到劇本，夏村真廣大哭，用英語給陸川寫一封長信，說他演不了這個角色，說太可怕了，「導演你放我回日本吧……」
夏村真廣最終還是扮演了水上，這個他認為「非常可憐，生錯時代的年輕人」。他需要在電影中殺人、強姦。對夏村真廣來說，這是一條可怕的心靈之路。他以前學服裝設計，在日本淺草的一個市場上發現了和服的奧妙和美麗，因此對自己國家傳統的優美充滿熱愛。他還喜歡騎自行車環遊日本，去公園的池塘邊觀察小動物，一看就是3個小時。他說自己不喜歡戰爭，原因是膽怯，不敢去面對戰場上的殺戮。但他也固執，自己相信的東西，不管對錯，一定會去做。他討厭這部分性格。但他所討厭的這部分自己，成為聯結起士兵水上的路徑。「我以前寫日記，看完劇本後，我把角色和我的日記做比較，發現我和水上有相似之處——會固執地聽從上面的命令。雖然不想打仗，但會去慢慢適應戰爭環境。」夏村真廣對本刊說。
一同來到中國的年輕人中泉英雄，也在扮演的角川中，找到了他可以接受角色的普通人的部分：「內向，怕殺人，也怕被人殺。變化是在戰爭中，最後會崩潰。」
在日本1937年拍攝的的紀錄片中，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部隊裡充滿了這樣的年輕人：戰事未起時，他們彬彬有禮，心中充滿著對周圍事物的愛和溫暖；從軍之後，他們慢慢學會服從神授的君權，成為虐殺的野獸。
如何區分開施暴陣營中的士兵和人民？一直是表達這一段歷史的難點。不管從中日邦交，還是從哲學意義上的人性，發動戰爭者和被捲入戰爭的人民都是不同的兩類群體，前者要承擔所有的罪惡，後者則要承載戰爭中的溫情和戰爭結束後重新生活的希望。
吳子牛的《南京大屠殺》拍攝於1995年。是年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訪華，表示要把戰後50周年作為日中關係的新的出發點。同年9月，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指出，「要使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吳子牛告訴本刊，在1995年，他把日本人民和嗜殺的日本士兵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將主人公的妻子設計為一位日本人，和她的中國丈夫共同經歷了7周夢魘般的屠城，並生下一個叫「南京」的中日混血兒。
但戰爭的可怕和邪惡之處正是：它讓世界上沒有人民和士兵這樣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人民和士兵是一體的。普通人也會拿起戰刀。
《南京！南京！》劇組的日本年輕人需要接受從日本請來的教官的軍事訓練，陸川要他們找到從普通人到將殺人當做遊樂的心靈依據，「你會目睹這些孩子在變化，當他們真的開始喊口號，開始瞪起眼睛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身上的那股勁真的是挺不一樣的。」
木幡龍在劇中扮演一個「表面自由放肆，但內心很複雜」的日本軍官伊田。雖然對「是否相信南京大屠殺」這個問題，木幡龍「不想回答，對不起」，因為他說「在日本國會圖書館中看到了很多完全不同的說法」，但他認可伊田這個角色行事邏輯的真實。在拍攝中，有一段強姦的戲，他甚至自己加戲，給自己設計了更強化「壞」的戲份。陸川說，「我都想不到他會這麼演，那是他自己設計的——我既然要演壞人，這樣才壞呢。」
什麼樣的軍隊和國力的對抗但，這也不是南京大屠殺的全部。
南京大屠殺是一場軍事失敗後的衍生品，「如果我拍的日本人還是那種蓄著渣鬍子，頭腦簡單，只剩兇狠的，如果我們真是曾經輸給這樣一個軍隊，那才是真正的悲哀。」陸川說。
橫山伸治在中國學習電影7年，雖然各種說詞不一的資料，讓他不確定南京30萬人被虐殺是否屬實，但他出任了《南京！南京！》的副導演。「如果這部電影還是把日本人的形象從始到終貫穿著愚蠢地殘暴，我沒有興趣。」他說。
還原兩支軍隊的形象，就要撥開漫天的血腥，看清1937年的中國和日本。當我們真正做到從細節上去還原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戰爭勝敗的秘密就清晰地寫在軍服的質地、設計、顏色，軍隊的槍枝、彈藥，甚至一張普通士兵繪製的圖紙上。比如1937年的日本軍服，專門在腋下設計了一塊三角布，讓步兵這塊特別耐磨。1937年攻入南京時戰事剛開始時，士兵的衣服都是呢子的，最後打到1942年窮了，才穿的棉服。
在南京大屠殺的所有回憶中，國民政府是被隱沒的一方：他們在南京城留下一個倉皇撤退的背影后，似乎就從這段歷史的敘述中消失了。但細節告訴我們，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和國家在抵抗：守城的五支中國部隊，除了中央軍的軍服還比較靠譜之外，從廣東四川調來的部隊的服裝都特別凌亂不堪，服裝有四五種顏色，十幾種款式。中國軍隊剛從軍閥混戰的狼藉裡脫身，各路軍隊的槍枝都是不通用的，子彈也都不通用，因為不同的軍閥造槍枝子彈的工廠都不一樣，基本上是不同的生產線。
「這是國力的PK，這仗沒法打。」陸川說。
自我救贖的星光目前的史料顯示，在屠城中的中國人，「幾乎都是被動的受難者。」羅冠群說，這是他導演《屠城血證》時遇到的一個難題。面對一個如被下了咒語般順從的屠殺，羅冠群採用了虛構的手法。「這是我國第一部表現南京大屠殺的片子，我必須要正面、全面，既要表現日本士兵的殘暴，也要表現中國人民的氣節。不然感情上過不去。而綜觀整個抗日戰爭歷史，我們也是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件。」
因此，在1988年的影像敘述中，南京大屠殺中的中國人是勇於反抗的：照相館老闆14歲的女兒被強姦，小兒子被打死，他用兒子佩玉的碎片扎向日本兵的眼睛。另一個角色「小廣東」對日本士兵舉起了斧頭，男主角展濤在烈火中撞響了巨鍾……
1995年，吳子牛再次回望這段歷史，他覺得這是一部給後人看的電影，不能「從血腥到血腥，從悲涼到悲涼」，「極其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讓他在片尾設計了孩子的意向，給影片希望。片中男女主人公帶著在戰火中出生的中日混血的孩子，逃出死亡之城，上到揚子江上的小船，背景音樂響起「不要哭啊，南京」，「這是唱給孩子的，也唱給城市的，還有下一代，還有希望。這是我片子中惟一的亮色。」吳子牛說。
到了2007年，陸川試圖以仿紀錄片的形式做一個劇情片。他將影片都洗成了黑白，並且劇中的每個細節都有史料出處。因此，膠片中沒有響徹紫金山的豪邁鐘聲，在真實的屠殺中也沒有找到中日友好的民間感情的象徵。
「我在看這些史料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殺虐殺，強姦強姦，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衛戰那段時間。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後，你就發現基本上整城的中國士兵和百姓就順從地被驅趕著。我甚至看到日本兵有這樣的記錄，一排20個中國人，把頭砍掉，再上來20個中國人，把屍體抬到坑裡，跪下，再把頭砍掉。殺一下午，沒有一個人去跑，沒有一個人去鬧，當時看到這些，真的是覺得巨鬱悶。」
陸川在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員孫宅魏的研究中，看到在一場對四萬人的屠殺中，日軍有僅亡一兩人的記錄。上了4年軍校的陸川就想：「如果是集體暴動，可能還是會死掉很多人，但是我相信沒準能跑掉1000人。四萬人暴動，日本人怎麼打啊，子彈都穿不過的人牆啊。」
但是沉入歷史最黑暗處，也會發現星點的亮光。在對史料進行梳理的時候，陸川逐漸發現了一些讓人盪氣迴腸的救贖：城內7周大屠殺時，中國人惟一一次持槍抵抗的行動，是在幾個日本兵抓人槍殺時，正好有幾個中國兵藏在牆後面的地下室裡，他們開槍打死了那幾個日本兵，這在當時造成了全城混亂，傳說中央軍進城了。
還有一個叫陳瑞方的女子學院的老師在日記裡寫到，當時安全區的中國男人被以士兵的名義抓起來，日本人要把他們帶走槍殺，經過拉貝他們的反覆交涉，日本人同意讓安全區的婦女來認，是她們的丈夫或者兒子就可以留下。結果有1個女人換了6身衣服，救出了6個男人。
還有魏特琳寫在日記裡的，日本人來金陵女子師範大學的安全區要妓女，有20個妓女主動站出來跟著他們走了。「這些女的是自己站出來的，她們站出來救了別的女人。但是你想像，這多可怕啊，不是去接客，而是被輪姦。」
這些是中國人救中國人的故事。雖然「真的是鳳毛麟角，但是我還是在電影裡用了，還是非常希望能寫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陸川說。
吳子牛說，拍片子就像播種一樣，是要講節氣的。時代不同，同一段歷史的面貌也總有不同。(實習生李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那樣一個廢墟中，人性在戰爭中的惡能夠極至到什麼地步？人性在那樣的冰冷和邪惡中，如何拯救和自我拯救？」
本刊記者/陳曉
中國新聞周刊：你用兩年多來搜集史料，你對表現這段歷史的基本態度是什麼？
陸川：南京保衛戰是戰爭，但是南京大屠殺是戰爭中的一次暴行。我讀了很多史料，我們在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是帶著一個哭腔，在哭訴。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帶著一種理性的態度去分析這段歷史。屠殺、姦淫，它是一場戰爭的副產品。
有時候得跳出一點點想，特別是對於我，對當下來說，什麼是有價值的？就是我能夠去展現，去還原，在那樣一場戰爭中，那樣一個廢墟中，人性在戰爭中的惡能夠極至到什麼地步？人性在那樣的冰冷和邪惡中，能否拯救和自我拯救？我覺得這兩種無論表現在什麼人身上，對當下都是有意義的，這才是我作為電影導演想做的事情。
中國新聞周刊：你看到的南京大屠殺史料中，表現出的人性的惡到了什麼地步？
陸川：南京大屠殺中的殘暴指數絕對是登峰造極的。美國對越共的零星虐殺是有的，但這種大規模的沒有；還比如說對猶太人滅絕性的屠殺，也並沒有達到如此程度的對人身的大規模刻意虐待。
我在拍這個電影的時候，有時候跟日本演員說戲，他們問怎麼演啊，我就告訴他們，你們這是在遊戲場。他人的地獄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是遊樂場。你看他們很多照片裡邊，很多日本兵後面插著旗子，上面寫著燒殺隊。你說他是在什麼精神狀態下？
在東京面試演員時，一個日本演員剛開始不相信，後來他專門找我跟我說，他想起他的爺爺在彌留時刻，他問爺爺，你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是在哪裡度過的？他的爺爺微笑著跟他說：是在1937年的南京。
中國新聞周刊：戰爭中的惡行是共通的嗎？具體到南京大屠殺，是任何一場戰爭都會有的暴行擴大化？
陸川：南京大屠殺肯定是軍方授意的，最開始發了命令，就地處理。但在命令拿到之前已經在執行。日軍的追擊速度太快了，在供給線完全斷裂，沒有供給的情況下，他們對俘虜「就地蒸發」，這是他們一個術語。
當人在戰爭環境中，內心那種黑暗力量，殺戮的歡娛，殺戮的願望，是一種「他人的地獄，自己的天堂」的歡娛，在歷朝歷代的君王，或具體實施的這些士兵個體身上都有體現。當戰場解除了一切教化，打碎了一切禁忌，又賦予了你生殺予奪的大權，賦予你剝奪他人貞操不受懲罰的權利、剝奪他人生命不受譴責的時候，確實人是可以變成極其可怕的野獸。當這個野獸又是一個野獸群體的時候，這種惡是會被無限放大的，這是戰爭的普遍性。而南京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我發現南京大屠殺不只是軍令的結果。軍令只是要求你去處理俘虜，沒有要求你去以這種方式。槍殺和虐殺確實是兩回事，有很多是日本兵自發的行為。他們想出了各種各樣(殘暴)的方法去殺害俘虜，可以說是無奇不有。
我想可能有些事情只能是日本軍隊才能做出來的，在馬來西亞，在菲律賓戰場上，他們也作了很多很殘暴的事情。這是有特殊性的。(實習生李楠對本文亦有貢獻)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本刊記者/王豔
《南京》:一個美國富翁的「電影慈善」2006年夏天，美國人泰德·萊昂西斯宣布，他因偶然看到張純如的訃聞和經歷後，決定資助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電影。一年後，《南京》在中國上映。
泰德·萊昂西斯是個明星式的商人，白手起家的希臘後裔，美國在線的副總裁，同時也是美國職業冰球聯盟「華盛頓首府隊」的老闆。
《南京》成為萊昂西斯涉足電影的契機。他在華盛頓成立了Agape(希臘語「愛」)電影公司，而《南京》就是所謂「愛的努力」。
這個媒體大亨投入了200萬美元，和足夠多的精力。經過5個月的研究後，萊昂西斯決定僱用著名的「紀錄片二人組」比爾·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來指揮這個計劃。這兩個人先前合作過贏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的《世貿雙塔》。
2006年3月，萊昂西斯來到南京，花了3個星期和劇組一起採訪了南京大屠殺的32名倖存者。
對於一部紀錄片而言，《南京》推廣過程完美得出人意料。萊昂西斯先與中央電視臺敲定了電視播映計劃。2007年1月，《南京》在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映，並得到了最佳紀錄片剪輯獎。在「七七事變」紀念日登陸中國，在南京大屠殺70周年紀念日進入美國院線，然後全球發行DVD。
聖丹斯電影節的首映式上，萊昂西斯創造了一個新詞彙「電影慈善」(filmanthropology)，《南京》是為「慈善」而生。在萊昂西斯之前，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和ebay的創始人傑弗裡·斯科爾也從事過同樣的事情。
「用電影的方式影響人們對大事件的看法，激發他們行善或者參與捐贈。」萊昂西斯說。顯然，南京大屠殺完全具備成為「大事件」的所有條件：被西方世界遺忘的歷史、人權、宗教、普通人成為英雄。
在收回投資成本後，萊昂西斯將把影片的利潤全部捐給慈善事業，特別是幫助那些經歷過大屠殺的人。
《南京浩劫》： 歷史在商業電影中的價碼僅在去年年底，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就接待了8個西方背景的攝製組，這其中既有像中美英合拍的商業電影《南京浩劫》，也有法國羅森電影公司的《南京1937?2007》《南京》《張純如》這樣的紀錄片。
在這波熱潮中，《南京浩劫》被賦予了獨特的意義，它是好萊塢關注南京大屠殺的開始。
第59屆坎城電影節上，好萊塢威瑞迪安娛樂公司宣布將同江蘇省文化產業集團合作《南京浩劫》。江蘇集團的董事長李向民表示，影片的投資達到3億，將在2007年春節前後開機，於南京大屠殺70周年祭正式上映。半年後，外景地盛大開工。
今年7月，《南京浩劫》的藝術指導羅冠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影片的工作已經暫停。有消息說，是威瑞迪安公司沒有兌現2000萬美元投資承諾，中方只好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新的投資方歐米伽公司仍是一家好萊塢公司，剛剛成立一年。歐米伽總裁宣布，影片預定2008年秋天在美國影院推出，同時投資增加到4億元。
8月，《南京浩劫》拍攝了預告片的第一個鏡頭，距離最初宣布意向已過去了15個月。
中方製片人新給出的故事架構與《南京》毫無區別：「主要依據當時的新聞、回憶錄和倖存者的遭遇，反映70年前南京淪陷時，以拉貝先生和沃特琳女士為代表的國際友好人士組成的國際安全區委員會，面對日軍暴行進行了種種反抗，保護了一大批無辜的中國平民的故事。」
《南京浩劫》的前任編劇麥克唐納的故事卻是另一個角度。他曾設想通過女性視角描述歷史災難，主線是一位中國母親與歷史真實人物沃特琳在大屠殺時期的交往和經歷。
麥克唐納是歷史學家，經典歷史劇《羅馬》的編劇。繼任者傑夫裡·凱恩長於改編間諜小說，並因此獲得過奧斯卡提名。
不斷重複的辛德勒式敘事紀錄片《南京》交織在真實的影像資料和倖存者的口述中間，由幾名好萊塢明星演繹了25個西方人拯救25萬中國人的英雄主義故事。「雖然我們收集到了動人的書信和日記，但寫下它們的人都已經去世了。古登塔格和斯塔曼建議讓演員來閱讀，這樣既不影響真實性，又能增強感染力。」《南京》的執行製片人麥可·賈克布斯對本刊說。
紀錄電影實際上只是張純如紀實作品《南京大屠殺》第五章的內容——南京安全區。賈克布斯說，「如果張純如沒有寫第五章，《南京》也就不會出現了。相比大屠殺，西方人的行為被忘記得更加徹底。」
張純如在書的第五章提到，「同樣值得深思的是許多曾經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幫助南京的中國人，但他們從未從生活和後人那裡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還沒有一本描寫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的著名圖書，當然也沒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強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注意的影片。他們的精神主要藏在從柏林到美國森尼韋爾的檔案和閣樓中。」
可沒有一個中國導演可以像古登塔格一樣毫無負擔地決定影片的方向：「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好幾部呈現屠殺的慘烈，我們必須找到新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如《南京》的廣告語所說，這是「中國版《辛德勒名單》」。
有一種可能性，《南京》的製作者們從美國另一部個人拍攝的小成本紀錄電影《南京夢魘》中獲得了前車之鑑。
創作者約瑟夫堅持從宏觀角度看待歷史，《南京夢魘》採取傳統的敘述方式。結果是，所有的發行公司都不感興趣。大公司讓他把樣品寄去，然後石沉大海；小公司對這個主題聞所未聞，連樣片都不願意看。
後來約瑟夫把《南京夢魘》放在Youtube和個人視頻網站上。僅在美國國內便有超過400萬人觀看或下載了這部紀錄片。所以約瑟夫稱自己的電影是「有史以來關於南京大屠殺這個悲劇的最好的一部。」
新的敘事很快有了複製品。2006年底，德國導演雷蒙德·萊開始拍攝紀錄片《拉貝日記》。
在張純如的描述中，德國商人約翰·拉貝是「南京安全區的傳奇首領，奇怪的拯救者」。因為他不但是日本盟國的公民，而且是納粹黨在南京的負責人。根據拉貝的複雜性格，張純如得到了結論：他就是「中國的辛德勒」。
上世紀90年代《拉貝日記》就在德國出版了，可是德國人因對拉貝的納粹身份無法釋懷，進而對他的那段歷史心存懷疑。雷蒙德·萊拍攝《拉貝日記》的想法很明確，一位德國英雄的故事。在讀《拉貝日記》前，他同樣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
今年10月中旬，由德國豪夫曼和佛格斯娛樂有限公司和中國華誼兄弟聯合投資2000萬美元的影片《約翰·拉貝》正式開機。製作班底主要是德國人，《約翰·拉貝》很大意義上是一部德國電影。
華誼兄弟的老闆王中磊說，德方的劇本沒有著力於重現民族恩怨，而是從基本的人性視角出發，提供了重溫那段歷史的全新視角。直到今天，《南京浩劫》還沒有公布演員名單。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二戰後日本在本國內的許多經歷，和當年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樣，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記者/孫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這一天，對於日本人來說，是個狂熱的星期一。此前幾天，這個島國的人們一直預備著走上街頭。一周前，「祝南京陷落」「皇軍大勝」的旗幟和標語已經早早地懸掛於東京各處。12月11日，腎上腺素分泌過多的大眾，終於等不及走上了街頭，提前慶祝戰爭的結果。街道上人山人海，連小學生也參加了遊行。
人群中，包括日本人津田道夫。當時，他才上小學二年級，父母親都是學校的老師，那時候一家人所有的話題都是當下的中日戰局。孩子們唱著「緊握懲罰的槍和劍」，雖然這些歌詞的意思大多孩子並非明白，但他們已經學著像軍人一樣度過每一天。夜晚，家長們帶著孩子去看燈籠遊行，隊伍刻意造成的燈籠波濤持續到天亮，這場景津田道夫直到60年後還記憶猶新。
此後數日，全日本都沉浸在慶賀的氣氛中。津田道夫回憶，此類的全民瘋狂在15年戰爭期間他們也就經歷了兩次。一次是南京陷落，一次是佔領新加坡。
同樣的夜，南京經歷的是血與火。
12月14日，駐德日本大使東鄉茂德向美國大使說，南京陷落之前，他的國家已經殺死了50萬中國平民。這是日本官員面對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數字最坦誠的一次，只不過這句話他是對美國人說的。美國大使將這個驚人的消息密電羅斯福，羅斯福沒有表態，自此這個數字成為機密(直到去年美國國會解密那個時期的檔案，數字才被公之於眾)。
此前不久，美國國會剛剛通過《永久中立法》，美國國內經濟開始衰退。
宋美齡也結束了美國的遊說之行，她在電波裡絕望地對美國人說，發生在中國的種種悽絕人世的境況，你們又哪裡看得見呢？再會吧，諸君。
同是那一年，25歲的東史郎應召入伍，來到中國。離別故土，他的母親送給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對兒子說，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徵，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中國人抓住，你就剖腹自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
東史郎在日記中寫道，母親的話讓我多麼高興。我覺得母親特別偉大??我在心中堅定地發誓——我要欣然赴死！
後來這個兒子終於明白了，他把自己母親當初所說的每一句話，公開發表了出來。津田道夫長大後對自己的父親充滿羞愧，他更不能原諒自己去慶賀中國人的血與火，他寫了一本書，名字叫《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他說，日本的大眾對那場戰爭有不可推諉的責任。
但是讓津田道夫看不懂的是日本的大眾在戰後的行為。1945年，戰爭結束後，僅僅三天，日本內務省警保局長發出通知，誠徵日本新女性去做美國軍隊的慰安婦。並且以國家的名義，把這種官方組織的性服務，稱作戰後國家的緊急設施的一部分。
而她們此後的命運，和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樣，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幾年前，一個中國人試圖走進日本的史料裡，無意中發現了這段歷史。
被強調和被遺忘的記憶這個人叫薩蘇，在中國是搞IT的。
幾年前去日本工作，找了個日本的老婆。平時喜歡上上網，灌灌水，直至有一天這個電腦工程師被牽扯進了一場事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戰。
論戰發生在網絡上，時值2004年，在日本鬧得聲勢很大，涉及面很廣，引起論戰的正是日本戰後出生的一批年輕人，他們覺得中國人總抓住那段歷史不放，就拿自己現有的知識和邏輯辯駁了一番。
當時，身處東瀛的留學生們都參與了論戰。薩蘇被一個朋友拉著也參加了。日本學生說，中國教科書裡提供的南京大屠殺的一些照片，其中中國人很多穿的都是短袖，可南京淪陷的時候正值冬季，你們怎麼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上，戰爭發生後，留在南京的多是些貧民，破城之初，日本兵肆虐，根本衣不遮體。根據美國《時代》周刊當時有限的記錄：那些年紀太小、太老、太窮、病得太重或是什麼都不懂而沒有離開南京的中國人，被大批屠殺。
薩蘇讓這些孩子們去找找身邊的老兵，看看他們的回憶錄，清清楚楚。日本學生反駁說，戰爭中士兵都是瘋狂的，他們當時的記憶不走腦子，現在的回憶不靠譜。
薩蘇質問，總不該否認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年輕人卻說，中國多年內戰，那些屍首是你們自己埋下的。
論戰至此，薩蘇覺得這麼辯駁下去於事無補。於是，網絡工程師打算就用日本的史料去寫本書，告訴年輕人被隱瞞的真相。
起初，這個網絡工程師以為日本的年輕人是因為看不到真實的史料，但當他走進日本的圖書館，看到的卻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關於這場悲慘事件的記錄比比皆是。那些文字中，曾經的日軍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細緻把這場大屠殺描述得如在眼前再現，讓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忍卒讀。
可是在這些文字裡，這個網絡工程師看到的不是老兵出於懺悔的回憶，而更像是記憶裡的狂歡。比如，1986年7月到1987年8月，在《朝日新聞》上刊載的持續一年的「戰爭」連載中，起先溫故知新的初衷被丟棄，一些老兵手記的內容都是，比如多少中國姑娘受了他們的暴行，多少中國貧民橫遭屠刀。他們平靜地回顧出當時的任何細枝末節。對於那些看故事的日本年輕人，更是在那些特有的細節中找樂。
翻開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戰敗民意調查，其中來自街頭的聲音，大多這麼記載:對英、美投降是無可奈何的，但對中國人低頭是讓人氣憤的。
在戰敗之初，這差不多是日本人普遍的聲音。昭和天皇的侍從在戰敗後的日記中這麼寫道，從早上起，美國的飛機就在盤旋、噪雜，但沒有辦法，B29實在是美麗的飛機。不太有恨的感覺，到處是優秀的科學力讓人心曠神怡。
直到薩蘇接觸到戰敗後的日本為美國人提供軍妓的那段歷史，他終於明白這個民族對於戰爭的理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美軍隨即進駐。日本當時的社會調查表明，對美軍佔領的恐怖和擔心中，最主要的是食糧不足，復員人員失業，以及佔領軍對婦女的凌辱，其中擔憂婦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遙遙領先。產生這種想法，首先是日本民間長期受「如果戰敗，男人將全被閹割，女人將全被作為娼妓」宣傳的影響；其次，戰爭中日軍在亞洲各地的暴行，也成為日本民眾對佔領軍想像的最重要參照。
針對這種恐慌，日本內閣緊急討論對策，結論是參照日本在戰爭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為進駐美軍提供「慰安」設施和性服務，來減少美軍對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擾。預算需要五千萬日元，這對戰敗的日本來說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大藏省財稅局長池田勇人對這筆錢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這筆錢換取日本女性的貞節和血統的延續，可說是十分划算了」。
在稻江世津子《佔領軍慰安所》一書中，她描述當時的情景，「自願的不超過半數」「戰爭結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愛國"的名義驅使無辜的女子為"進駐"的外國兵賣淫。」
後來，麥克阿瑟以「公然賣淫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關閉這些慰安所。日本政府隨即下令遣散，共計五萬五千名慰安女，自此流落街頭。
直至60年之後，韓國的慰安婦把日本兵的戰爭罪行不斷告到法庭，這些被日本人遺忘的官娼才開始向國家申請賠償。
為了刻意忘記的歷史不幸走入那場屠殺的人，幾乎都走不出心靈的陰影。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1937年南京難民眼裡的華群小姐。經歷那場浩劫4年之後，這個女人選擇了自殺。60年後，張純如又走了進那場屠殺，後來她也自殺了。
如今當薩蘇走進那段歷史，他至今都沒有勇氣去接觸那場屠殺的細枝末節。作為逃避的另一種表現，活躍在日本極右翼和一些青少年，從1994年就稱南京大屠殺為「虛構」的，並在網上與薩蘇辯論。
這些年輕人認為「沒有一個證人親眼看到大屠殺的發生」，此外，他們還專門組織對中國報導的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殺」標題下的歷史照片一一進行檢證，以證明其並非拍攝於南京大屠殺期間。而一些參加過大屠殺的日軍老兵，隨著生命即將終結，近年來逐漸打破沉默，開始提供真實的歷史講述，給日本社會極大的震動。2002年，松岡環採訪的舊日軍老兵回憶錄《南京戰》，收錄了102名原日軍官兵的證言，每一條證言都重現了當年南京發生的暴行。不過右翼也從沒有停止過「虛構說」宣傳。
而在薩蘇接觸的日本老兵裡，當被問及那段歷史時，多數都是一言不發地沉默。
有一次，薩蘇坐在地鐵上拿著一本日本戰爭時期的史料。旁邊的一個老人看到，大聲訓斥他說，你們年輕人，不要看這些東西，這不是什麼光榮的東西，而是日本當年所犯的錯誤。
對於那段歷史讓年輕人不要去看，又何嘗不是一種逃避。
於是，他回去後準備寫另一本書，描述他眼裡的「菊與刀」。他想，告訴那些年輕人歷史的真相不如告訴他們遺忘地活著有多可悲。
政治利益總是決定著一段歷史的面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在冷戰格局下被漸漸湮沒。自張純如之後，中國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開始進入世界公共記憶之中
記者/陳曉
1997年以前，「南京大屠殺」在英語世界還是個陌生的詞彙。雖然二戰已經成為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和最值得警醒的歷史悲劇。但在世界版圖上，它衍生的最殘忍的災難還沒能成為二戰史的一部分。對屠城事件的傳播，在海外，也僅局限在華人集中的圈子內，比如舊金山的灣區，多倫多，溫哥華——華人活動家組織各種會議和教育活動，發簡訊，舉辦小眾的展覽，期待更多的人關注。
張純如就是這樣，偶然進入這段歷史的。
1994年，她參加了一個紀念南京暴行死難者的會議，會上看到的血腥照片讓她刻骨難忘。之後，她用2年時間實地調查、寫作完成《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並於1997年在紐約出版。該書曾連續5個月被列為《紐約時報》書評的最佳暢銷書，共發行了近50萬冊。
拋開一種民族感情的盛讚和另一種民族主義的詆毀，在美國的荷蘭歷史學者LANBURAMA如此解釋張純如的書在英語世界引起轟動的原因：「如果這本書是純粹的歷史書或者學院式的資料，我想它不會有如此的銷路。如果作者是個鬢髮斑白的教授，恐怕也沒有如此的轟動效應。」——張純如的女性身份，美麗，並且年輕，和南京大屠殺的血腥，撥開真相的勇氣毅力形成了戲劇性的對比。
中國人1937年在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由張純如帶入世界公共記憶之中。
還原歷史的細節中國的大屠殺研究自1984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開始，「我們一直把南京大屠殺事件當作鐵一樣的事實來處理，兩國學者在數字的考證上不斷交鋒，天真地以為誰贏得了數字，誰就掌握了歷史事實。」200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煒這麼評價中日對南京大屠殺事實的爭奪。
大屠殺中個人的災難、痛苦，都湮沒在這些抽象的數字中。
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開親歷者調查，主要目的是進一步證實南京大屠殺，用於反駁日本右翼教科書。當年做調查的表格很簡單，就是讓親歷過屠殺的市民填上家裡有幾口人遇害，以及所目擊的日軍暴行。
同樣的研究還出現在1997年，又為了應對反覆出現的日本右翼教科書事件，南京市教委組織千名中學生尋訪倖存者，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親歷者回憶。
這樣的調查被學者們稱為「應對性研究」——雖然有市民的口頭回憶，但沒有死者名單，沒有具體細節，更沒有戰前戰後的生活史對照。
張純如曾在伊利諾大學學習新聞，並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寫作碩士，這些訓練讓她寫作南京大屠殺時，不僅做史學考證，也注意歷史細節的還原。採訪倖存者時，「她的問題常常具體到幾時起床，早餐吃什麼，穿什麼樣的鞋，走路的模樣，以及當時的天氣等。」曾為她在南京的調查提供幫助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衛星回憶說。
張純如的書中只有10個倖存者的口述，卻被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威廉·C·柯比稱為是「對日軍的所作所為，比以往的任何記錄都更為詳細」。
「華裔美國人」的講述身份1985年，南京軍區作家徐志耕採訪過100多名倖存者，寫出報告文學《南京大屠殺》。那些倖存者講述的遭遇，他覺得非常慘烈，「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也創作不出來」。雖然這本書也被翻譯為多國文字，但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
中國對南京大屠殺的史學研究，似乎總是跟著日本右翼組織的腳步進行反駁。在這種針鋒相對的語境中，中國人提出的任何可以證明南京大屠殺的資料，都被認為是政治宣傳。這在中日雙方對歷史的辯爭上，屢屢被視為「虛構南京大屠殺」的論據。
這個政治命門成為張純如的成功之處。「這本書能夠成功，很大程度是因為張純如的身份，她是華裔，但她是美國人。如果她是中國人，就很容易讓人覺得是政治宣傳。」加拿大史維會主席王裕佳說。
同時，張純如找尋到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其中包括來自當時第三國目擊者的無可辯駁的指證：外國傳教士和商人。在日本人進入毫無防禦的南京城時，他們就留在城裡。」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威廉·C·柯比說。這些資料中包括《拉貝日記》——一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人記錄的「小型檔案」。
1998年，日本駐美大使齊藤邦彥公開發表聲明，稱《南京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後來，張純如與齊藤邦彥一同接受《吉姆·裡勒爾新聞節目》的訪談，當場同齊藤邦彥進行辯論。這一場論戰如此成功，以致張純如被當時的總統柯林頓親自接見。1998年，她獲得華裔美國婦女聯合會頒發的年度國家女性獎，並成為當年《讀者文摘》的封面人物。
被歷史拋棄的「歷史」但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並不是首次以第三方的身份，用英文對大屠殺進行的記錄。
大屠殺開始的時候，有三位美國駐外記者把這些暴行以醜聞的方式傳遞到西方，他們是《紐約時報》的弗蘭克·蒂爾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聞》的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美聯社的C·耶茨·麥克丹尼爾。他們在城市裡呆到12月15日，目睹了兩天的屠殺。
一直呆在南京城並建立起國際安全區的20多位外國傳教士、大學老師、西門子公司的商人，也留下了見證屠殺的文字：「我要講述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或讀到過如此殘酷的暴行。強姦，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滿的表現就用刺刀捅或者開槍??」這是美國人約翰·麥卡勒姆記錄的1937年12月19日南京城的情況。
這些文字傳回美國國內，在當時的主流雜誌如《時代》《讀者文摘》《遠東雜誌》上刊登，激起了美國民眾的震驚和憤慨。但他們對遠離本國的人類慘劇的憤怒是短暫的。而政治利益總是決定著歷史的面貌。「美國人和歐洲人處於實用主義，對他們曾身臨屠殺現場的同胞的話所持默然的態度。」張純如在研究中如此總結。甚至美國政府幫助了對真相進行隱瞞和審查。
此後，冷戰格局下，南京大屠殺的苦難更少為中國以外的人們所了解。
記錄大屠殺的文字被時間一層層衝刷著。經過60年時間的洗滌後，歷史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傳於世的著作裡，南京大屠殺消失了。
張純如曾對美國中學歷史課本進行一次徹底檢查，發現只有寥寥幾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國公眾所能接觸到的權威二戰歷史著作中，幾乎沒有一本詳細地記述南京大屠殺。
《美國二戰圖片史》是多年最暢銷的單本二戰圖片史圖書，但其中沒有一幅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照片，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
溫斯頓·邱吉爾1959年寫下了1065頁的宏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一個重要盟國首領的宏大視野，使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書中沒有給南京大屠殺一個字。
被奉為敘事經典的亨利·米歇爾的《二戰風雲錄》，以細緻的筆法描述了戰爭始末，但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
甚至中國人也不清楚這段歷史。1963年就讀於「南大」歷史系的經盛鴻教授說：「當時現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國史。」所以隸屬民國史的「南京大屠殺」不見蹤影了。拍攝《屠城血證》的導演羅冠群告訴本刊記者，身為一位南京人，他在1984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立之後，才第一次看到這個名詞背後的血淚和羞辱。
張純如在《南京暴行》一書的末尾寫道：「我最大的希望是這本書能夠激發其他作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使他們都能儘早調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經歷。畢竟，這些來自過去的聲音正在逐年減少並終將全部消失。」
而張純如另一個「更為重要的」的願望是：我希望本書能喚起日本的良知，承擔起對這樁事件應負的責任。」
(責任編輯：張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