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百餘年的金元異族統治宣告終結之後，「盡復中國之舊」，就成為明初欽定的文化政策和社會的普遍文化心理與文學趨向。元老重臣「臺閣體」詩作的「廊廟化」和「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訣，流而為偈誦」「宋詩化」等詩弊，促使一批文學家從由復舊中尋求出路。在文學思想方面，明文人大多服膺宋人嚴羽的《滄浪詩話》，其「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等說，一脈貫注，直接影響到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論調。
而踵武嚴羽的明初詩論家，早已具有擬古趨向，為高啟的「隨事摹擬」，林鴻的「楷式」盛唐、高棅的盛唐「正宗」、李東陽的「時代格調」諸說，均已開前後七子擬古運動的先河。弘治末至正德的二十餘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開始活躍，並成為復古派重鎮。李夢陽，「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何景明稱「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滷，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嘉靖中至萬曆初四十餘年間，又有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互相標榜，名播天下。
李攀龍，「據海內文柄者二十年」，曾編《古今詩刪》，唐後即繼之以明，宋元兩代一詩不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王世貞，稱為文「師匠宜高，捃拾宜博。」李獻吉（夢陽）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於是便和李攀龍一起「修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文，以號令一世」。前後七子的擬古運動蔓延六十餘年，文壇剽竊成風，萬口響，令人詩文都紛紛淪為「古人影子」。約至萬曆初年，反擬古者幾乎遍於天下。如歸有光直斥王世貞為「妄庸巨子」。唐順之標舉「本色」，以「直抒胸臆，信手寫出」為「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
李贄則揭櫫「童心說」，以人之「真心」為「童心」。進而稱「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以出自「童心」的《西湘》、《水滸》為「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歸、唐、李，以及王慎中、茅坤、徐渭、焦竑、湯顯祖等人對前後七子的抨擊，為其後公安派之崛起，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袁崇道、宏道、中道兄弟，湖廣（今湖北一帶）公安人，統稱為「公安三袁」。袁宏道，是三袁中的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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