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文化是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 「禮儀之邦」的稱號也與儒家對禮的提倡密不可分。《論語》是早期的儒家經典之一，分析其中孔子與弟子對禮的探討，可以初步了解以作為儒家奠基者的孔子對禮的認識和態度。
《為政》中，孔子明確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八佾》中，杞國和宋國雖是夏和商的後裔，但也未保存夏商時關於禮的文獻，令孔子有些遺憾。這些都說明了周禮對夏禮和商禮的繼承與發展。《陽貨》中，「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孔子對當時社會僅將禮樂停留於用玉帛、鐘鼓進行的宏大的祭祀表示不滿，表明了祭祀與禮的表用關係，而祭祀是古代文明特別是商人表達自然崇拜的重要手段，因此禮的起源也有對原始祭祀儀式的繼承。《八佾》中還有關於子貢與孔子對「告朔之餼羊」的討論，孔子認為「餼羊」是禮的儀式，應保留之使古禮得以傳承，也說明了祭祀與禮有一定源流關係。今人關於禮起源的觀點中，周靜認為最初的禮是古人表達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各種原始信仰時的儀式，並且在產生之初就表現出了對社會政治的統攝作用。這種觀點與李澤厚對禮的認識相似：李澤厚認為包括禮在內的原典儒學來源於巫術禮儀，其中融合了對原始氏族首領在品質、人格方面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要求，因而對禮的理解也應該從宗教性私德（個人）和社會性公德（社會）兩方面考慮。與前兩者稍有不同，匡亞明認為禮最初原始社會日常生活中的風俗習慣，至殷商時代逐步被人們強調、完善，成為以祭祀儀式為主的禮。周人滅殷後，結合周族的風俗習慣加以糅合改造，成為周禮，並將周禮由祭祀領域擴大到社會政治領域，成為維護宗法等級制的「禮治」。對禮的起源認識雖稍有不同，但從中可以看出去，最初的禮起源於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用以「表示、傳達情感，同時又給情感以確定的形式而成為儀文典式」，經過原始社會和夏、商奴隸王朝長時間的發展演變，再經西周特別是周公「制禮作樂」的改造，成為系統化的、維護西周奴隸制統治的重要政治制度。
孔子對西周社會的推崇無須贅述，然而《論語》中所談及的禮是否就是周禮，並未發生太大改變，需要進一步討論。從當時的社會環境看，西周時的「禮治」，遵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準則，禮只適用於約束奴隸主貴族內部，並不具有廣泛性；社會下層的庶人、奴隸等則用刑來統治，即「禮刑分治」。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動蕩，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周統治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從諸侯國君到下層百姓，更多在為利而動，紛爭不斷，周禮被僭越甚至遺忘已成常態。為了恢復社會的和諧有序，推行周禮是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面對當時動亂的社會現實，孔子只好通過先提倡「仁」，實現個體的平靜，再「融仁入禮」，從而使周禮得以施行，使社會恢復穩定有序的狀態。匡亞明說：「什麼是『禮』呢，在孔子的時代。主要是指周禮，即傳統的西周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包括人與人交往中的禮貌、禮儀、禮節，以及冠、婚、喪、祭等一切生活行動中的規則。」在這裡禮仍主要指周禮，是禮最初的形態。但在解釋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時，匡亞明已經注意到了《論語》中仁與禮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並將之稱為「仁為核心禮為形式」。具體就是：禮強調尊卑長幼之序，是宗法等級社會+的制度、規範，強調不同名分的人之間的區別於對立；仁則更多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仁愛與諒解。 兩者相結合，禮制中不符合仁的精神的，如殉葬、昏君施行暴政等都遭到孔總、子的譴責；受禮的限制，仁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尊卑有別的社會成員間的和諧穩定。《八佾》中講到仁與禮：「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沒有仁心，禮樂也失去了教化功能。這種仁與禮相互影響，以仁為體，以禮為用的關係可以稱為「仁禮合一」：以仁為本源，以禮為表徵。以仁釋禮，以禮釋人，仁禮互釋。 因此，《論語》中的禮已不僅僅是用於維護等級宗法制的周禮，而是孔子在繼承周禮基本的形式框架的基礎上，融合仁的核心思想加以改造，使禮具有仁的精神，比周禮更具廣泛性、更注重製度對人心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