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 楊珍:再談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價值與局限

2021-02-13 中國社會科學網
滿文資料與漢文資料在清史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筆者曾在《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報》2016年6月1日第14版)一文中認為,清史研究要滿漢史料並重,同時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此外,筆者在教學科研中進一步提出要重視滿文史料,強調從滿文史料中發掘歷史真實。那麼既然滿漢史料並重,為什麼還要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既然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為什麼還要強調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何為「滿漢史料並重,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

筆者認為,清朝史事的記載,有的僅存於滿文檔案,有的僅見於漢文檔案,還有的相關記載在滿漢兩種檔案史料中均有,但所記內容或有一定差異,記載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對滿漢檔案史料同樣重視,相互參照,這樣才有可能比較全面和完整地了解當時的情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要「滿漢史料並重」。然而,為什麼又說要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呢?因為綜觀百年來清史研究成果,無論作者是否懂滿文,除少數專題研究外,大多數學術論著運用漢文史料的數量遠遠多於滿文檔案的數量。這是由滿文檔案數量相對較少、難以反映歷史全貌所致,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如果主要依靠滿文史料進行清史研究,在大多數專題研究中可能會出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情況。

因此,「滿漢史料並重」是我們運用清代史料時應當遵循的原則:「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是我們對清史研究中滿漢史料運用情況的客觀認識,兩者並不矛盾,是對主客觀兩方面實際情況的概括。

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

客觀認識滿文史料存在的局限性,目的是要對清史研究所依據的史料有全面的認識,而不是片面否定滿文史料的重要性。滿文史料雖然有局限,但它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他文字史料所無法取代的。特別是在具體學術專題研究中,滿文檔案可以澄清漢文史料裡因漢譯造成的誤解或歧義。例如,清朝入關初期,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稱號中的「皇父」二字,引出「太后下嫁」之說,即認為順治帝母親孝莊皇太后下嫁多爾袞,此為至今爭論不休的清初疑案之一。筆者在《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新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通過將「皇父攝政王」稱號的漢文與滿文檔案中的原文加以核對,並對滿文原文進行了完整的詮釋,發現多爾袞稱號的滿文表述中,並無「皇父」二字,從而證實「太后下嫁」說的依據並不存在。

多爾袞稱號的滿文表述「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直譯為「攝政的汗的父王」。滿文中「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不是「皇父」。漢譯將「han i ama」(汗的父親:音譯:汗依阿瑪)從「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詞組中分離出來,移至句首,就成了漢語裡「皇帝的父親」,即「皇父」。因此,「han i ama」被分離前置,從而譯成「皇父」,是原文結構改變導致原意改變後的誤譯。滿文凡稱「皇父」必是「han ama」,從未以「han i ama」(汗的父)或「han i ama wang」(汗的父王)指稱「皇父」。多爾袞滿文稱號中「汗的父王」漢譯時被誤譯為「皇父」,造成多爾袞是皇父的錯覺。

因此,針對滿文檔案的特點,研究者在清史研究中既要看到滿文史料的局限性,也要看到滿文史料的重要價值,這樣才能對其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有客觀清醒的認識,在學術研究中更好地運用滿文檔案。

重視其他文字史料

要研究清史,除滿漢文史料,留存至今的清代蒙文檔案以及其他文字的史料也有重要價值。根據《清史資料》第1輯,由供職清廷的法籍傳教士白晉(1656—1730)所寫的《康熙帝傳》(中華書局,1980年)記載,1697年白晉寫給法王路易十四的秘密報告,生動描述了康熙帝的體型、容貌特徵、口才、書法、音樂喜好、騎射技藝、衣食住行、生活習慣、待人接物以及如何學習數學、如何操作科學儀器諸方面的情況。此外,該報告還述及康熙帝為政風格、宮廷人員情況及朝內外一些重大事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三十一年俄羅斯商人義迭思〈聘盟日記〉》記載,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特派義迭思為欽差出訪中國。他在《聘盟日記》中詳細描述了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招待他的家宴:「至其宅,情款甚密,從內書房攜手客舍,桌椅精潔,上覆金絲滿繡各色生物桌單。……茶畢,以瑪瑙杯奉酒,此酒胥對淋水飲之。隨上盤盞多道,皆臠切魚肉,層層迭磊,上貼鮮細花草,列於一旁。又魚肉六品齊上。食少許,又珍品數道,各種小食。末上各種蜜餞……筵有優伶女妝演戲侑酒,舞裙歌扇,盛極一時。」(《歷史檔案》2004年第4期)這說明,清入關50年後,儘管康熙帝仍倡導簡樸,但朝臣的生活已趨於奢華。外國記述者大都站在第三方立場,根據目睹耳聞或親身經歷,以一種局外人的眼光觀察清廷的人和事,可作為滿文、漢文史料的重要補充。

因此,我們不僅要滿漢史料並重,而且對任何文字的史料都要予以同樣重視。從歷史研究角度看,一件史料的價值不在於它是何種文字的記錄,而在於它是否承載了完整真實的信息,全面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情況。那種認為某種文字史料優於其他文字史料的說法,在歷史研究中是不能成立的。

客觀認識滿文史料價值

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只是為了提供對滿文史料的客觀認識,不能引申為給青年學者學習滿文「潑冷水」。事實上,要了解滿文史料有沒有局限性,局限性為何,重要性為何,首先就要學會滿文,並從事運用滿文檔案的研究實踐。換言之,學會滿文是客觀認識滿文史料特點和作用的前提,而且這種認識也只有在使用滿文解讀滿文檔案的過程中,方能不斷深化。所以,了解滿文史料的局限性對學習滿文實有裨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運用滿文史料時揚長避短,更好地發揮滿文和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

總之,我們強調學習滿文史料的重要性,是為了反思過去曾有的一種片面觀點,即認為清史研究只要有漢文史料就足夠了。同樣,我們指出滿文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因為要警惕目前出現的另一種傾向,認為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滿文檔案。上述兩種傾向都失於偏頗,筆者認為:滿漢史料並重,以漢文史料為主,滿文史料為輔,仍然是運用清代檔案史料的一個重要原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原標題:再談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價值與局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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