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後真相世界」這一陳述是真確的嗎？如果你回答」是」，那么正確的答案就是「否」，因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你已經在用證據進行評估了，所以證據仍然重要，事實仍然重要。在《懷疑論者》雜誌（Skeptic magazine）2019年第24卷第3期的這篇極具洞見的封面文章中，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芬·平克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沒有生活在後真相世界。本文內容基於他在2019年6月舉辦的異端學術（the Heterodox Academy）年度會議上發表的主旨演講。
任何敦促大學履行增進知識、真理和理性使命的人都會面臨反駁：這些使命已屬於20世紀的古董。難道我們不是正生活在後真相時代嗎？認知心理學家難道不是已經表明，人類從根本上講是非理性的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承認對公正理由和客觀真理的追求是對啟蒙運動的時代誤置嗎？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答案統統為「否」。
首先，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後真相時代。為什麼這麼說呢？思考一下「我們正生活在後真相時代「這一陳述。它是真確的嗎？如果認為是，那它就不可能是真確的。
類似地，人類並非是不理性的。思考一下「人類是不理性的「這一陳述。該陳述是理性的嗎?如果是，那它就不可能是理性的——至少，如果該陳述是由人類說出來並得到理解。（如果該陳述是由比人類高級的外星人在觀察之後得出的結論，那另當別論。）如果人類真的是不理性的，誰來設定人類無法衡量的理性的標準？人類該如何區別非理性與理性？為什麼我們應該相信他人，事實上，我們怎麼可能理解他人？
在「The Last Word」（譯者註：中文版書名為《理性的權威》）一書中，哲學家託馬斯·內格爾表明，真理、客觀性和理性是不容辯駁的。一旦你舉例駁斥它們，舉例這件事本身就意味著你在無意中訴諸了理性。內格爾把這種論證稱為「笛卡爾式論證「，因為笛卡爾曾提出過一個著名論證：一個人思考自身存在這件事本身就表明，這個人必定存在。一個人在考察理由的有效性這件事本身也表明，這個人已經在訴諸理性。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我們不會有意識地去辯護、證成或相信理性，並且就像有時候人們宣稱的，我們肯定不會信仰理性。正如內格爾所說，理性無處不在。雖然我們不信奉理性，但我們經常使用理性。
這種論證也許聽上去在邏輯上有些強詞奪理，但它的確構成了我們日常爭辯的方式。只要你不賄賂或威脅你的聽眾同意你的看法，而是力圖說服他們你的看法是正確的——說服他們應該相信你，說服他們你沒有撒謊或者沒有滿嘴跑火車——那麼你就是在承認理性的權威。只要你試圖爭辯我們相信某件事情的原因不是出於理性，而是出於別的方式，你就輸掉了論辯，因為你在這麼說的時候已經訴諸於理性。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必要為理性作辯護的原因，也許作這樣的辯護甚至是不可能的。
至於「後真相時代」，記者應該棄用這一俗語，除非他們想用它來表達嘲諷。「後真相時代」的說法來自於人們看到有些政治家——特別是某一個政治家——謊話連篇。但政治家從來都會撒謊。人們會說，在戰爭中，真相成了第一個犧牲者，這一點在政治戰爭中同樣如此。（在1960年代林登·詹森治下，政府「公信力危機」達到頂峰。）長期以來，政治人物對真相的歪曲或顛倒經常產生負面後果，比如，引發」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直到最近差點引發2019年「波斯灣戰爭」。
「後真相」這一俗語的另一個來源是近年來無處不在的「假新聞」。但這也不是新近出現的問題。詹姆斯·科塔達（James Cortada）和威廉·阿斯普雷·（William Aspray）即將出版的新書的標題——「假新聞之國：美國謊言和誤讀的漫長歷史」（Fake NewsNation: The Long History of Lie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America）——就指出了這一問題，儘管這類漫長歷史絕不僅限於美國。《錫安長老會紀要》，這份偽造的聲稱猶太人陰謀徵服世界的秘密會議紀要，在隨後幾十年裡讓很多知名人物信以為真，包括工業企業家亨利·福特。關於某些少數群體背信棄義的謠言則煽動了無數的大屠殺、私刑處死和致命的種族衝突。
相信假新聞正在取代真相本身，這一信念需要得到事實的檢驗。在分析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出現的假新聞後，安德魯·格斯（Andrew Guess）、布倫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賈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發現，假新聞只佔網際網路新聞極小比例（遠低於1%），而且這些假新聞主要針對很難被說服的黨派死忠粉。假如你是一名狂熱的右翼分子，一旦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個帖子說，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比薩店是希拉蕊·柯林頓參與的虐童組織的大本營，你很可能就會信以為真，而這一現象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然而，我們應該棄用「後真相」這一俗語的主要理由在於，它是有害的，可能還會形成自我強化。它會使得我們棄理性和真相於不顧，用我們自己的謊言和恐嚇與壞人的謊言和恐嚇作鬥爭。但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讓我們回到智人（Homo sapiens）的非理性是不可救藥的這一斷言。它的提出是由認知心理學對幻覺和偏見以及對漫畫式演化心理學的研究造成的，這種演化心理學認為，我們的行為就像受到了與蜥蜴類似的大腦的控制，能迅速從簡單的線索中探測到危險。這意味著，即便智人的大腦已經適應了石器時代，他們的大腦仍然像蜥蜴一樣簡單。作為對認知和演化心理學略知一二的人，我可以在這裡告訴你，對人類心智運作方式的這種描述是不準確的。
在約翰·圖比（John Tooby）和伊爾文·德沃爾(Irven DeVore)（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是未署名的作者）撰寫的經典論文中，這些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智人通過演化填補了「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e），過上了有社會合作、語言和技術知識的生活。我們的先祖不斷在演化，種族志記錄顯示，作為食物搜尋者，他們為我們留下了生活證據，表明他們已經開始圍繞其周圍世界構建心智模式，而這些模式使得他們可以解釋、預測和控制事物，做出對他們有利的舉動。這裡舉一個拿破崙·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提供的例子，他與亞馬遜雨林中的狩獵-園藝人亞諾瑪米人（Yąnomamö）一起生活了30年，描述了他們獲取食物的其中一種方式：
犰狳生活在幾英尺深的地下洞穴中，洞穴面積不大，有幾個入口。當在洞穴入口處看到在其他地方都不會出現的一群聚集的昆蟲時，亞諾瑪米人就知道洞穴裡有犰狳，他們會燒起煙火，把犰狳燻出來。產生煙火的最佳燃料是來自於舊白蟻巢的硬殼物，它燒起來很慢，卻能產生大量的熱和煙霧。亞諾瑪米人將一堆這種材料在洞穴入口點燃，煙霧就會進入裡面。通過觀察煙霧升起之處，另一個洞穴入口的位置很快就能被探測到，他們會用泥土把該入口封起來。然後，他們伸展手臂和膝蓋，耳朵貼在地面，聽犰狳在洞穴中運動的聲音。當聽到有動靜時，他們就會開挖，直到打破洞穴，運氣好的話，捕獲犰狳。
偶爾，在挖了好幾個洞卻一無所獲時，有人就會扯下一根大藤條，把結繩綁在藤條尾端，然後將綁有結繩那一端放進洞穴入口。他會用雙手捻轉藤條，慢慢把它送進洞穴深處。而此時，他的同伴耳朵貼在地面，注意聽結繩是否因為碰到犰狳而發出聲響，如果有了聲響，就在那個位置做個標記。他會折斷位於洞穴入口外面的藤條，再將位於洞穴裡面的藤條抽出來，然後沿著洞穴的軸線把它放在地上。其他人就會在他們聽到結繩發出聲響的洞穴上方往下開挖，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被煙霧窒息的犰狳。
這一成功捕獲過程涉及大量的理性思考。
民間科學家家路易斯·利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繞了半個地球的距離，研究了喀拉哈裡沙漠中桑族人使用的追蹤技術。他們是很有耐心的獵人，通過動物足跡來追蹤動物。儘管多數有蹄類動物比人類跑得快，但這些動物不擅長散熱，如果跑動距離太長，會翻倒在地，然後獵人用石頭或矛就可以將其致死。桑族人狩獵成功取決於他們的猜測能力：他們基於足印、彎曲的樹枝、雜亂的鵝卵石等稀少的信息——通常用這些信息可以猜出動物的種類、年齡、性別和狀況——就能形成關於動物行蹤的假設，反過來，這些猜測又使得他們能夠預測動物的運動情況。一個深深的蹄印意味著當時附近有一隻機警的跳羚，它在運動時需要蹄子踩牢地面；一個淺平的蹄印表明那可能是一隻沉重的捻角羚留下來的，因為它需要寬大的蹄子支撐自己的體重。然而，這些情形不僅涉及猜測，還涉及推理。就像他們會停下來思考接下來該怎麼做，他們也會參與爭論，闡述各自的邏輯，為自己的方案辯護。利本伯格還見到了很多懷疑論的證據，比如，有一個年輕的獵人反駁了一個老獵人的猜想。事實上，桑族人的懷疑論還延伸到了他們的神話和傳說。利本伯格寫道：
納姆卡……向我講述了一個太陽如何像一隻大羚羊的神話。大羚羊穿過天空，然後被生活在地球西方的人殺死了。太陽落山時天空中的紅色光芒就是大羚羊流出來的血。在人類吃掉大羚羊後，他們把肩胛骨拋上天空，讓它重回東方，然後在那裡掉入一個池塘，再重新長出一個新太陽。有時候，人們會說，你能聽到肩胛骨飛過天空發出的嗖嗖聲。在講述了故事的諸多細節後，他告訴我，他認為「老人」撒了謊，因為他從來沒見過……肩胛骨飛過天空，或者聽到嗖嗖的聲響。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試圖以我們的演化起源作為理由為非理性和傳統教條辯護，我會說：不要譴責狩獵者和採集者。理性推斷、懷疑主義和爭辯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我們在草叢中聽到沙沙聲響會馬上站立不動一樣（譯者註：這裡指人類遇到蛇的恐懼和反應）。
但為什麼演化會選擇真理和理性呢？答案在於，現實本身是一種強大的選擇壓力。正如科幻小說家菲利浦K·迪克（Philip K· Dick）所說，「現實就是那樣一種東西，當你不再相信它存在時，它依然存在。」無論你怎麼想，洞穴裡要麼有犰狳，要麼沒有。人類無法推斷出犰狳在哪裡或者如何殺死它，擁有這種刻板成見或慣性思維的人最終會被餓死。
言歸正傳。人們經常問我，為什麼我要不厭其煩試圖用數據和圖表說服人們，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即便面對相反的證據，人們也不會改變自己的看法。但這種說法言過其實了。當證據挑戰了與他們社會身份相關的神聖信念時，人們的確會更加固執和篤信。但奈恩和雷夫勒的研究已經表明，證據能夠改變人們的想法，甚至改變人們在政治議題上的信念，比如，（對右翼分子而言）全球溫度是否已經上升，或者（對左翼分子而言）2007年喬治 W·布希對伊拉克增兵是否有助於減少恐怖襲擊。當事實以清晰的圖表顯示出來時，甚至黨派死忠粉也會改變自己的看法。
讓人們不再以偏概全地認為人類是非理性動物的第三個理由是，很多證明人類非理性的研究案例——諸如阿莫斯·特維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的經典實驗——取決於信息如何呈現於受試者以及理性如何被定義。認知心理學家戈爾德·吉格瑞澤（Gerd Gigerenzer）已經表明，當信息以符合人類直覺的方式被呈現給受試者時，很多認知幻覺和謬誤就消失了。
所以，如果我們的確有理性能力，那為什麼我們常常很不理性呢？有這麼幾個原因。最明顯的一個曾由赫伯特·西蒙提出，作為認知心理學和人工智慧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理性必定是有局限的。一個完美的理性人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能做到時刻都很理性，並且能記住所有信息。但其實我們常常會為了效率而犧牲準確性。
還有，儘管現實總是一種強大的選擇壓力，我們自身的演化速度沒能跟上近幾百年和近一千年來有利於獲取真理的技術的發明速度，比如，寫作、定量數據分析、科學方法和專業知識。
令人厭惡的是，事實和邏輯還會貶損我們的自我認同，比如，我們認為自己是高效的、仁厚的、有能力的，我們都希望自己是不會犯錯的、無所不知的和道德崇高的人。理性會破壞這種自我期待，因為令人難堪的真相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我們都不過是凡人。對事實和邏輯的拒斥往往是對自我認同威脅的一種破壞性掌控。
信念還可以成為表達對組織忠誠的一種方式。正如圖比指出的，信念越匪夷所思，表達的力度就越強。宣稱石頭會掉落地面而不是升上天空，這一表態很難讓你向部落確證你的忠誠，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這麼宣稱。但如果你說上帝是「三位一體」的，或者華盛頓特區的一家比薩店是希拉蕊·柯林頓參與的虐童組織的大本營，你就是在展現你願意為了團隊而冒險。
在公共領域，群體忠誠是非理性的被低估了的來源，尤其涉及類似演化和氣候變化等已被政治化的科學議題時。丹·卡漢（Dan Kahan）已表明，與多數科學家的看法相反，對人類演化或人類造成了氣候變化這一事實的否認並不是由對科學知識的無知造成的，否認者與接受者知道同樣多的科學知識。他們只是因為政治立場而否認事實：立場越靠右，否認者越多。
卡漢寫道，關於這種「表達式認知」（expressive cognition），存在著一種一意孤行的理性。除非你是很小一群決策者和影響者中的一員，否則你在氣候變化上的看法對於氣候問題不會有任何價值。但如何表態對於你是否被你的社交圈子接納卻有著重大影響——往好了說，你被視為圈子的一員，儘管仍不屬於決策者和影響者中的一員；往壞了說，你將被視為叛徒。對於現代大學中某些否認氣候變化由人類造成的人而言，或者對於美國南部鄉村或中西部社區某些篤信氣候變化由人類造成的人而言，如何表態影響著自己的社會身份。所以，對於擁護所在社交圈子信奉的理念的人而言，這種表態是一種一意孤行的理性。問題在於，對於個人而言理性的信念對於國家或地球或許是不理性的。卡漢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信念共識悲劇」（Tragedy of the Belief Commons）（譯者註：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現象叫「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意指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會損害群體利益。作者在這裡既套用了「公地悲劇」這一術語，又表達了與該術語類似的含義）。
理性的另一種悖論叫作「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者叫作「沉默螺旋」，意指每個人都相信其他人相信某件事，但其實沒有任何人真正相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大學兄弟會上喝酒的情形：1998年普林斯頓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很多男同學誤以為其他男同學也把濫酒視作一件很酷的事情，於是在整個大學期間，他們會自我傾向於認同這種錯誤的規範。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女學生對偶爾的性行為的態度上。
那麼「多數無知」是如何產生的呢？錯誤的信念何以能讓自身得到廣泛傳播呢？邁克·梅西（Michael Macy）和他的同事表明，一個關鍵的因素在於強化。不僅錯誤的信念從未遭受挑戰，而且群體成員認為他們必須懲罰或譴責那些不相信該信念的人——這種看法又產生於一個同樣錯誤的信念，即如果不做這樣的譴責，他們自己就會因此而被譴責。譴責是維繫群體團結的一種方式，足以導致一系列先發制人、自我強化的譴責，有時還會導致「極為流行的妄想和群體癲狂」，就像政治迫害（witch hunts）、各種泡沫和瘋狂投機。有時候，謊言會被公眾的驚嘆戳穿，比如，皇帝沒穿衣服，但需要一個天真的男孩或一個敢講真話的人站出來。
阻礙理性的因素——理性的局限性、獲取真理機制的新近性、自我認同、代價極大的表態、多數無知——在數量和力量上都令人感到沮喪，但還是有一些力量能讓我們成為人性中的理性天使。這些理性賦能因素已經得到諸如喬納森·巴倫(JonathanBaron)、丹·斯珀伯（Dan Sperber）、雨果·梅西埃（Hugo Mercier）、史蒂芬·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賈森·菲恩巴赫（Jason Fernbach)等心理學家的研究，他們中有很多人從亞伯拉罕·林肯闡述的另一個原則中獲得了靈感：「你可以一直欺騙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段時間欺騙所有人，但你無法永遠欺騙所有人。」存在著很多激勵方式、助推手段、規則和機制，使得我們作為集體成員能夠比作為獨立個體更具理性。
其中一種方式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讓人們闡述自己的立場。結果，當必須具體解釋他們提出的政策時，很多持有狂熱立場——比如說，在歐巴馬醫改法案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問題上——的頑固分子就變得啞口無言了。當人們碰到自己不熟悉的事實時，他們在認知上對自己持有的觀點會變得更為謙遜。相關的助推方式還包括讓人們在中立者面前捍衛自己的觀點，駁斥對立的觀點；或者讓他們加入一個必須要達成共識的小組。巴倫建議人們應明確支持一種他所謂的「積極的開放心智「的美德：總是對你自己的看法進行深入反思；總是尋求異見。這些方法很早以前就由猶太拉比發明出來了：先讓你的猶太學生就某個具有爭議的教義的某個立場提供最強有力的辯護，然後讓他們站在相反的立場為其提供最強有力的辯護。
認知心理學本身提供的知識也是很有助益的：人們應該理解和學會避免常見的已經得到心理學家確證的偏見和謬誤，比如，可得性謬誤（拿趣聞軼事進行推理）、代表性謬誤（從刻板成見中推理）、確證偏見以及賭徒謬誤。另外，堅守經驗法則也是有幫助的：不說大話，言出必行；實踐出真知。科學家們經常參加對抗性合作，對某個假設持有相反看法的理論家聚集在一起，提出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實踐檢驗標準，只要通過該標準驗證，問題就得到了解決。
所以，如果人們服從規則，使用理性能力，克服非理性因素，人們就能具有群體理性。這些規則有很多已經在各種機構中得到了應用，而這些機構又構成了現代自由民主的框架：自由的媒體取代了政府的宣傳；能夠進行爭辯的司法系統取代了嚴刑峻法或由流氓主持的正義；同行評議的科研成果取代了權威和教條；具有核實和平衡功能的慎思民主取代了獨裁專制。它們的運轉不需要訴諸於讓個體具有超人般的理性，而是將個體放置在智識多樣性能夠摧毀權威和順從的環境之中。正如詹姆斯·麥迪遜所說，「野心必須要與野心正面交鋒。」
然而，用規範和機制增進理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嗎？答案可能聽上去讓人震驚，這些規範和機制從來沒像今天這樣發揮主導作用。在諸多領域，這個世界比幾十年前更加理性了。新聞行業用諸如「PolitiFact」這樣的事實核對機構作為長篇調查報告的補充材料，因為如果政治家的言論未經核實，就會引發讀者抗議。此外，由於民意調查機構的結果有樣本噪音，除了引用該結果，我們已經看到數據新聞機構的崛起，包括NateSilver旗下的fivethirtyeight.com。預測不再是一門屬於專家、領袖和預言者的暗黑藝術，而是得到了菲利浦·泰洛克筆下的超級預測者們的改進，他們融合了數據、貝葉斯推理和積極的開放心智，從而對明確界定的事件做出謹慎預測。
醫療領域早已見證了基於實驗證據的醫藥行業的崛起（它很好地回應了一句俏皮話：「你把有證據支持的另類醫藥（alternative medicine）叫做什麼?醫藥(medicine)。」）犯罪和治安管理正在拋棄各種「萬能藥」、「創意法」和「根本原因」理論，擁抱像「Compstat」這樣的基於數值計算的系統，該系統利用了大部分暴力只發生在很少的區域以及由很少的犯罪者實施這一事實。如果你能知道這些犯罪者是誰，在哪裡，你就能讓謀殺率迅速下降，就像紐約城在1990年代所做的那樣（不到10年犯罪率減少了75%）。慈善事業正在被有效利他主義重塑，試圖在點燃捐獻者熱情的做好事的動機與用量化方式真正改善受益者生活的行為之間作出區分。精神療法也不再只依靠沙發和筆記本，而是使用了「反饋-知情療法」（Feedback-Informed Treatment），每日記錄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行為，從而判斷醫治幹預是幫助了病人，還是傷害了病人。
政府制訂政策開始更少基於意識形態和官僚作派，而是更多基於證據，真正評估讓街道更安全的因素以及讓孩子不輟學的辦法。「行為洞察」（Behavioral Insights）計劃或者所謂的」助推」（Nudge，以理察·泰勒和卡斯·桑斯坦合著之書的書名命名）計劃能夠操控軟體的用戶界面和政府項目的選項設計，從而使人們在不受強制或不受欺騙的情況下做讓他們受益的事情。多虧了開源資料庫以及諸如OurWorldInData.org、GapMinder.org和HumanProgress.org等互動式數據圖表網站的存在，社會經濟數據不再封存於學術檔案以及成為政府和非盈利機構的私用資料庫，而是可以很容易被任何人使用網頁瀏覽器察看。競技體育已經在使用數據分析（參見麥可·劉易斯的暢銷書《點球成金》），更擅於此道的球隊可以擊敗財力更雄厚的球隊，而無需靠猜測判斷球員能力和狀態。諸如LessWrong.com、SlateStarCodex.com和Skeptic.com等網上「理性社區」（rationality community）致力於宣揚理性，展現認知偏見，改善推理、決策和觀點形成的品質。甚至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事實核對方式也已經被諸如snopes.com和「維基百科「等傳奇網站顛覆了，現如今它們的數據規模已是《大英百科全書》的80倍，而信息準確度則大致相當。（最近有一部名叫」谷歌時代之前的生活「（Life Before Google）的動畫片，裡面有個男人在酒吧高腳凳上自言自語，「我想知道是哪個演員在《吉利根島》（譯者注:1964年上映的美國電視連續劇）裡扮演船長角色，」他的同伴回答說，」我覺得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誠然，理性並沒有在每個領域得到增進。在有些領域，它似乎衰落得還很快。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選舉政治，它幾乎註定要抑制我們的理性能力。選民會對不影響他們個人利益的事務投票，也沒有壓力讓自己熟悉與投票有關的議題，或者也不需要為自己的立場辯護。選民如何對類似能源和醫保等實踐議題投票往往與其在類似安樂死和是否同意學校講授演化論等問題上持有何種立場捆綁在一起。然後這種捆綁又延伸至地域、種族或宗教群體，鼓勵群體作出「表達式認知「。受到媒體影響，選民投票就像是在支持自己喜歡的球隊一樣，把政治議題視作賽馬，鼓勵零和競爭而非明辨政治人物的品格及其提出的政策。正如最近《紐約時報》社論（我對這篇社論做了點小貢獻）所說，「社交媒體正讓我們變得更蠢。」曾幾何時，很多知識分子還在哀嘆民眾能夠接觸到的大眾媒體太少了。一些媒體公司利用生產和傳播資訊的寡頭優勢，與政府勾結，「製造共識」。正如我們常說的，媒體自由屬於那些擁有媒體的人。社交媒體提供了讓民眾發聲的機會。
然而，我們應該對我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抱有審慎態度。我們對社交媒體的網絡機制仍知之甚少，而且它們也還沒有具備像學術界對論文進行同行審查和評議那樣的機制，而這種機制對於讓真理從自我認同、群體團結和多數無知的渾水中冒出來並成為主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從目前來看，社交媒體已經變成了說教式譁眾取寵和先發制人式扣帽子相互交織的言論發射臺。
如今，我們正生活在理性不平等的時代。在精英圈層，我們的理性程度前所未有地高，但在底層群體，很多方面都呈現出人類心理最糟糕的一面。在改善機制、培養人性中的理性天使方面，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這就使我不得不談及大學的角色。大學應該成為促進理性的主要機構。它們擁有諸多優勢和條件，能夠實現增長人類知識、將知識傳遞給年輕人的使命。州立大學和學院由政府資金資助，私立大學擁有巨額學費和大量研究資金，還有免稅優勢。終身教授這一特殊機制的設置可以保證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可以表達異見，而無需擔憂被禁言或解僱。如今的大學學費實在過高，臃腫的官僚人員吞噬了學費，而政府補貼也部分造成了官僚人員的膨脹，並且缺乏對學校資金和人員編制的監管。大學還有授予學位和把關學業質量的特權，學位通常是找工作的敲門磚，但畢業生調查數據顯示，學生在大學就讀4年是否具有附加值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有些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一種說法，畢業證更多只是對智力和自律的近似測試，而不是對實踐知識和技能的證明：學生花了25萬美元學費做了一次IQ和棉花糖測試（譯者註：一項衡量一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延遲滿足自己欲望的測試，也可用來衡量一個人的自律能力）。）
儘管有這些優勢，大學已經因為左翼正統的單一文化以及對異端觀點的偏狹壓制而變得臭名昭著了（我不會評論最近發生的蠢事，只會提到兩個詞：Halloween costumes（萬聖節服裝）（譯者註：美國最近發生了女明星為讓孩子進入名校而行賄大學的醜聞，有商家專門製作了一種用於萬聖節的性感服裝在網上兜售，一方面諷刺女明星，另一方面諷刺大學，宣稱當媽媽的都應該買這種性感服裝去誘惑大學招生人員。批評者認為商家的相關做法很惡俗。）正如民間自由主義者哈維·西爾維格拉特（Harvey Silverglate）所說，「你可以在哈佛廣場（譯者註：跟其他大學一樣，哈佛大學沒有圍牆，是一個片區，哈佛廣場位於廣義的片區，但不屬於真正的校園）說這話，但不能在哈佛校園說這話。」
我們應該對現代大學作為理性促進機構冷嘲熱諷嗎？讓我把這個問題放進歷史視野來考察。我曾在寫作兩本書的過程中產生了新的感悟，這種感悟就是，「如果你覺得你能夠為今不如昔現象提供最佳解釋，那一定是因為你的記憶太糟糕了」。作為1970年代進入大學的一名大一新生，我有過一段早期經歷，讓我見證了發生在校園主樓教室的一場爭吵。一個支持社會主義者民主派與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聯盟（或者叫列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學生向一個持有異見的學生吼道：「法西斯主義者沒有權利說話！」
在整個1970和1980年代，諸如亞瑟· 詹森（Arthur Jensen）、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 理察·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託馬斯·布查德（Thomas Bouchard）和林達· 哥特福雷德森（Linda Gottfredson）這樣的行為科學家不會受邀在校園發表演講，有的遭到開除，還有的甚至遭受了人身攻擊。例如，1984年的一張海報刊登了演化生物學家E.O.威爾遜的一場演講預告，威爾遜不可能是左派所謂的「右翼統治者的預言家」，但極左分子還是呼籲其他學生去「砸場子」。所以，如今談到對非左翼思想不寬容的壓制時，不要責怪千禧年一代或數字潮一代（iGen）。與比利·喬伊（Billy Joel）（譯者註：美國著名的嬰兒潮一代的代表歌手，曾唱過一首名為「We Didn't Start the Fire」的歌）的歌詞相反，我們嬰兒潮一代的確點燃了大火，承認這一事實並不是要否認今天燃燒的大火似乎已有失控之勢。
為什麼大學沒能實現人們認為它們應該實現的根本使命，也即是促進具有開放心智的理性呢？有這麼幾種可能。在《受溺愛的美國心靈》（In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格雷格·盧克亞諾夫（Greg Lukianoff） 和喬納森·海特已經提出，簡而言之，嬰兒潮一代當上父母后，成為了虎爸虎媽，將數字潮一代培養成了「脆弱的雪花」，碰到任何讓自己感到輕微不爽的觀點都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另一種解釋則與同質性的增強有關：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尤其自由主義者和他們的後代生活在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郊區，導致大學校園形成了統一的立場。社會學家布拉德利·坎貝爾（Bradley Campbell）和賈森·曼寧（Jason Manning）描述了「受害者文化」（ a Culture of Victimhood）的興起，一個人的聲譽不是來自對報復威脅的化解（「榮譽文化」（a Culture of Honor）），也不是來自控制情緒的能力（「自尊文化」（a Culture of Dignity）），而是基於種族或性別聲稱自己成為了歧視的受害者，可以預見，這種傷害一定會得到校方的糾錯和補償。由於任何一種類似的機制都能織成一張被「譴責流氓」強化的「多數無知」之網，我們就無從知道有多少受到譴責的學生骨子裡是反對學術界主流觀點和「受害者文化」的，他們不敢說出來，可能只是因為他們錯誤地相信其他人與他們看法相左。
這種退步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我們在追求平等過程中所取得的巨大進步的悖論式副產品。如今，大學裡很少有人真正持有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厭惡同性戀或跨性別等態度（儘管他們在這些議題的性質或族群差異的原因等問題上持有不同看法）。這意味著，譴責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厭惡同性戀或跨性別的行為成了一種有力的武器：既然每個人都憎惡這些偏見，人們就可以用這些偏見來妖魔化對手，反過來這又造成了一種對於被妖魔化的恐懼。這樣的譴責是尤為有害的，因為被譴責者幾乎不可能做到自我辯護。「我有些最好的朋友是跨性別的人」，這話說出來譴責者也會覺得好笑，這並不是不正常的現象。此外，對一個人進行無偏見測試或者追蹤一個人促進婦女和少數族裔平權事業的行為記錄，這些做法也並非無可指摘。這就造成譴責者在進行自我譴責（反思）之前會先譴責他人的偏見：這是為數不多的先發制人式自我防衛的手段之一。
我們應該關注大學裡發生的情況嗎？有時候，人們會說，學術爭端之所以可以很激烈，是因為大學為此承擔的風險很小。但事實上，風險是很顯著的。一個明顯的風險是，大學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增進知識的法定職責，就無法換取巨大的社會資源和信任。另一個風險是，大學對於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正如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在2018年所寫道的，「如今我們都生活在校園中。」政治正確和社會正義等爭議性話題已經從象牙塔進入了科技、商業、醫療和政府領域。
更為糟糕的是，校園裡的不寬容現象正在損害大學對諸如氣候變化和槍枝暴力等重大課題所作研究的信譽。右翼懷疑論者會說，「如果氣候科學家一致同意人類行為一直在對地球造成威脅，那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氣候變化呢？（還有類似的議題可以讓這些人提出類似的疑問）科學家只是在校園工作，而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看法是紙上談兵的教條。」
允許大學壓制公開論辯的最大危險在於，它取消了對立方作出對等回應的機會。極左思想往往是極右思想的溫床。我已經看到過這種現象發生，它也發生在我以前的學生身上。當人們發現某些觀點是不能表達的，當他們看到發表異見會被取締演講資格，看到異見分子會遭到人身攻擊，或者因為引用某些事實、推進某些觀點而被妖魔化，他們就會得出結論，「你無法直面真相！」既然他們不能與大學裡的學生和老師討論異見，他們就會退縮到其他的話語領地，主要是網際網路討論小組，在那裡這些異見會變得更強硬，更極端，因為缺乏批判者的參與。當關于禁忌假說的某個版本在校園裡被壓制，而該版本細節豐富，運用了統計數據和方法，考慮了多個因素，論證有力，但在倫理上很敏感，並且仍屬於推斷性假說，這個時候，一種簡化的、非黑即白的、單因素的、誇大其詞的、有害的版本就會在校園之外流行起來。這一現象已經發生在對資本主義、跨性別者產生的原因以及不同族群和性別差異等問題的爭論上。
正因為我們還沒有生活在後真相時代，所以我們必須捍衛大學促進真理和理性的使命。人類的確常常很不理性，但也並非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場合都如此。促進真理的規範和機制能夠而且必將激發出人性中的理性天使，我們已經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這方面的成功，儘管理性的增進似乎有不平等的傾向。由於逐漸受到政治服從和壓制異見表達的影響，大學似乎沒能實現自身使命，但對整個社會而言，大學履行職責至關重要：它們可以以此回報它們得到的特權；確保對重大議題的研究具有公信力；通過讓學生評判溫和而縝密的思想，引導學生反對極端的和簡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