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禍福主宰還是信仰指引:明清官場神秘的衙神崇拜

2020-12-22 觀點與視角

是禍福主宰還是信仰指引?明清官場神秘的衙神崇拜

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萬物有靈。

在這種充滿靈性的世界觀指引之下,中國的古人認為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有一個冥冥之中的精靈守護或者掌控,大到宇宙天地,小到一花一草、一鳥一蟲,紛繁龐雜的萬事萬物,被各類大大小小的精靈,按照時間、空間、屬性等關係,無巨細、無遺漏地統屬;精靈之間又按照某種既定的關係互相聯繫,構成一個完整、嚴密的精靈組織體系。

這個精靈體系,反映到民俗文化或者現實生活中,就是各種各樣的神祇崇拜。除過那些級別太高、權位過尊的神祇,與凡俗百姓密切接觸的,不外乎三類:第一類,與生死禍福相關的,如福祿壽神、閻羅、城隍、判官、藥王等;第二類,與居住空間有關的,如土地神、門神、水神、宅神(灶神)等;第三類,與所屬行業有關的,如各類行業祖師爺、財神、窯神等。

各級官吏是一個特殊人群。他們基本出身於士大夫階層,相對於皇帝他們都是子民,但相對於百姓,他們又是管理者,他們的身份具有雙重性,是介乎皇帝和百姓之間的。

同理,各級官吏辦公的地方也就是衙門,也是一個特殊的空間,交給土地神管吧,土地神管的只是普通的土地和土地上賴以生存的普通百姓,而衙門是特殊地面,具備特殊地位和權力;行業神也似乎管不了,因為官吏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職業。

加上自古以來官吏們天然形成的優越感,使得他們覺得他們的職業、辦公的空間乃至於他們的禍福吉兇,都不應該交給管理凡俗人、凡俗事的神祇們,而應該有專門的神祇來負責。於是,衙神崇拜就產生了。

衙神崇拜的最早起源迄今已經無法考證,但明清以來文人們的各種野史、筆記、小說等文字中,對於衙神崇拜的描述和記載較多。例如袁枚的《子不語》、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汪輝祖的《學治臆說》、李綠園的《歧路燈》等作品裡,就對衙神崇拜作過詳細記述。這似乎也可以反證出,明清兩朝應該是衙神崇拜最為鼎盛的一個時代。

到了清代,從朝廷六部到地方府衙,多數衙門都供奉衙神。所謂的衙神,就是「衙門之神」的簡稱。衙神是區別於「宅神」(家神或者灶神)的。清代的官員就任新職務,有一系列的神靈祭拜程序,祭拜衙神是必不可少的。

祭拜衙神的時候,官員要穿上非常正規的朝服,先跪拜儀門(明清時期官衙的第二重大門,上面有顯示官府品級、性質的專用圖案裝飾,能夠顯示官府「威儀」的大門),其次再跪拜官印,最後一個程序就是給衙神焚香叩頭。

衙門的屬性不同,所崇拜的衙神也有所分別。例如戶部祭拜的,叫「戶部土地」,鴻臚寺祭拜就叫「鴻臚寺土地」,等等。這種按照衙門屬性而祭拜不同衙神的做法,就有點「屬地管理」的意味,官員通過祭拜自己所在衙門的衙神,意在祈求神祇保佑自己所在的那塊「地盤」諸事順遂,自己也能四季平安,步步高升。

如果從求平安、求富貴的角度說,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神靈崇拜都帶有這種性質,也就是把祭拜對象當作禍福主宰來崇拜乃至獻媚、賄賂。但衙神的崇拜卻不僅僅是對禍福主宰的崇拜,而帶有某種信仰指引的價值在內。

能夠有資格成為衙神,並受各級官吏崇拜的都是什麼神?大體而言,中國古代崇拜的很少有那種完全的抽象意義的神靈,絕大多數都是生而為人、死而封神的人,是對某種人格、精神價值的純粹化和固化。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人眼裡的神即是人。

被當作衙神的,常見的有韓愈、沈約、嶽飛等,這些人在世的時候,都是一些正臣、能臣、賢臣、廉臣,無論是才幹、業績還是品德,都有可圈可點之處,堪為後世臣子楷模。

在諸多衙神裡,韓愈無疑是明清官場中的官吏們最為「熱捧」的一位。明清朝廷裡的翰林院、吏部、禮部、詹事府、國子監等,但凡與官員官吏和文化、文學、教育事業相關的衙門,均奉韓愈為衙神。

官吏們敬仰韓愈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是才華超群。韓愈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歐陽修、蘇軾四人並稱「千古文章四大家」,有著「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等美譽。在科舉取士的時代,文章水平就幾乎等同與才幹和能力,官吏祭拜「文宗」則有點祈求賜予自己文思、文運的期望。

明清時代的文人特別是官吏,也作過很多文學作品來讚頌韓愈。《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讚美韓愈:「韓愈佛骨一表,忠諒有餘,功齊孟子而力倍。」清康熙年間,彭定求曾經在國子監撰寫對聯:「進學解成,閒官一席曾三仕;起衰力任,鉅制千秋本六經」。國子監祭酒法式善為韓愈祠撰聯:「起八代衰,自昔文章尊北鬥;興四門學,即今俎豆重東膠」。

其次是韓愈進士及第,生前曾經擔任過推官、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吏部侍郎等職務,為人一身正氣、剛正不阿,曾做過諫迎佛骨等「逆龍鱗」的事。最後一條就是韓愈儘管一生宦海沉浮、生平坎坷,但又能在57歲時善終。

善終在古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五福」之一就是善終。在動蕩不安的時代,特別是在暗流湧動、禍福不明的明清官場,善終也是諸多官員的重要人生追求。於是,文章流傳千古、品德萬古流芳,且能夠有一個相對較好的人生結局的韓愈,自然就成了明清官場中人的偶像,信仰指引的傾向就特別明顯。

而在以法理、規劃、計算等為主要業務特徵的衙門,例如工部、刑部、戶部等,官吏們的偶像重點則變成了蕭何與曹參,成語「蕭規曹隨」就講的是這兩個漢初名臣的典故。蕭何是幫助漢高祖劉邦開創帝業的「初漢三傑」之一,也是以善謀劃、善治民、善理政而聞名的一代名相。曹參在蕭何之後繼任宰相,氣度豁達、循規蹈矩,為漢初國力、民力的恢復也做出了重大貢獻。

蕭何、曹參二人一生從事的崗位,都以理性思維為主,與刑部、工部、戶部等行業屬性相通,可以算是同行。還有一點,蕭何、曹參二人曾經做過胥吏和獄吏,是從職位最低的崗位上一步步官居高位、「封侯拜相」的,這對於諸多出身寒微、起點低賤的官吏們來說,如此亨通的官運是非常勵志的。

衙神裡還有一個特殊的種類,就是「無名衙神」。清代乾隆年間的學者戴璐,曾經在筆記體著作《藤陰雜記》中提到:「京師鴻臚寺土地,補頭蠎玉,似三公服色,未識何人。」與戴璐大體同一時代的袁枚也在《子不語》中說:「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為司馬署,後半為通判署,中間有土地衙,乃通判署之衙神也」。袁枚在文字表述中也沒有明確這尊衙神是何方神聖,多半也是「未識何人」。

像這種「未識何人」的衙神,估計起初建祠造像的時候,是有明確的身份和名號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那些焚香叩拜的官吏們早已忘記了被崇拜者的名字、功績和品德,只知道這是一尊神祇。這樣一來,衙神崇拜最為重要的信仰指引的價值就逐漸模糊,乃至蕩然無存了,唯獨留下了官吏們對自身榮華富貴的祈願了。

不問蒼生問鬼神,在封建官場的價值體系和運行機制裡,不去關愛百姓、造福蒼生,不去廉潔奉公、恪盡職守,而是將大量精力和心思放在鬼神崇拜上,始終是一條得不到任何「正果」的歪路,最終將被歷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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