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力（1900－1986）字了一，生於廣西博白縣。早年貧寒輟學，在家自學。1924年到上海，先後入南方大學、國民大學學習，1926年考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7年赴法國留學，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王力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級教授，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傑出的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散文家和詩人。
文言和語體是對立的，然而一般人對於二者之間的界限常常分不清。普通對於語體的解釋是依照白話寫下來的文章，反過來說，凡不依照白話寫下來的，就是文言。這種含糊的解釋就是文言和語體界限分不清的原因。所謂「白話」，如果是指一般民眾的口語而言，現在書報上的「白話文」十分之九是名不副實的，所以有人把它叫作「新文言」。如果以白不白為語體文言的標準，「新文言」這個名詞是恰當的。但是，現在書報上又有所謂文言文，它和語體文同樣是和一般民眾的口語不合的。那麼，文言和語體又有什麼分別呢？原來這種文言文就是把若干代詞和虛詞改為古代的形式，例如「他們」改為「彼等」，「的」改為「之」，等等。它和語體文的分別確是很微小的。如果語體文可稱為「新文言」的話，這種文言文可稱為「變質的新文言」，或「之乎者也式的新文言」。
這種「變質的新文言」如果寫得很好，可以比白話文簡潔些。有人拿它來比宋人的語錄。在簡潔一點上，它們是相似的。但是，宋人的語錄是古代詞彙之中雜著當時的詞彙，語法方面差不多完全是當時的形式。現在那些「變質的文言文」所包含的成分卻複雜得多了，其中有古代的詞彙，有現在口語的詞彙，有歐化的詞彙；有古代的語法，有現代口語的語法，有歐化的語法。總算起來，歐化的成分最多，現代口語的成分次之，古代的詞彙又次之，古代的語法最少。由此看來，現在一般所謂文言文並不是民國初年所謂文言文，後者是嚴復林紓一派的文章，是由古文學來的，前者卻是純然現代化的產品，古文的味兒幾乎等於零了。
現在一般人所謂文言文，既可稱為「變質的文言文」，又可稱為「變質的語體文」「白話化的文言」「文言化的白話」等等。這些都可以說明，它和語體文是沒有界限可言的。但是，我們所謂文言卻和現在一般人所謂文言不同，它是純然依照古代的詞彙、語法、風格和聲律寫下來的，不雜著一點兒現代的成分。若依我們的定義，文言和語體就大有分別了。語體文是現代人說的現代話，心裡怎樣想，筆下就怎樣寫。有時候某一些人所寫的話超出了一般民眾口語的範圍，這是因為他們的現代知識比一般民眾的高，他們的「話」實在沒有法子遷就一般民眾的「話」，然而他們並沒有歪曲他們的「話」，去模仿另一個時代的人的文章。文言文卻不是這樣。作者必須把自己的腦筋暫時變為古人的腦筋，學習古人運用思想的方式。思想能像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思想就夠了，至於詞彙、語法、風格和聲律四方面，卻最好是回到唐宋或兩漢以前，因為文言文是以古雅為尚的。必須是這樣的文言，才和語體有根本的差異。我們必須對於文言給予這樣的定義，然後這一篇文章才有了立論的根據。
說到這裡，讀者應該明白我們為什麼向來不主張一般青年們用文言文寫作了。我們並不排斥那種「白話化的文言」。我們只以為它和普通的語體文的性質相似到那種地步，語體文寫得好的人也就會寫它，用不著一本正經地去學習。至於我們所謂文言，純然古文味兒的，卻不是時下的一般青年所能寫出來。科舉時代，讀書人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苦功，專門揣摩古文的「策法」，尚且有「不通」的。現代青年們腦子不是專裝古文的了；英文、數學之類盤踞了腦子的大部分，只剩下一個小角落給國文，語體還弄不好，何況文言？中學裡的國文教員如果教學生寫兩篇「白話化」的文言文，我們還不置可否，如果教他們正經地揣摩起古文來，我們就認為是誤人子弟。因為學不好固然是貽笑大方，學好了也就是作繭自縛。文章越像古文，就越不像現代的話。身為現代的人而不能說現代的話，多難受！況且在學習古文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學會了古人運用思想的方式，於是空疏、浮誇、不邏輯，種種古人易犯的毛病都來了。所以即使學得到了三蘇的地步，仍舊是得不償失。
什麼時候可以學習文言呢？我們說是進了大學之後。什麼人可以學習文言呢？我們說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學生。研究中國語言史的人，對於古代語言，不能不從古書中尋找它的形式；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更不能不研究歷代的文學作品。語史學家對於古文，要能分析；文學史家對於古文，要能欣賞。然而若非設身處地，做一個過來人，則所謂分析未必正確，所謂欣賞也未必到家。甲骨文的研究者沒有一個不會寫甲骨文的，而且多數寫得很好。他們並非想要拿甲骨文來應用，只是希望寫熟了，研究甲骨文的時候可以得到若干啟發。語言史和文學史的研究者也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如果你對於文言的寫作是個門外漢，你並不算是了解古代的語言和文學——至少是了解得不徹底。
但是，模仿古人，真是談何容易！嚴格地說起來，自古至今沒有一個人成功過。擬古乃是一種違反自然的事情。自己的口語如此，而筆下偏要如彼，一個不留神，就會露出馬腳來。姚鼐、曾國藩之流，總算是一心揣摩古文了，咱們如果肯在他們的文章裡吹毛求疵，還可以找出若干欠古的地方。至於一般不以古文著名的文人，就更常常以今為古了，例如《三國演義》裡所記載的劉備給諸葛亮的一封信：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群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鑑原。
如果現代的人能寫這樣一封文言的信，該算是很好的了。但是，漢末的時代卻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文章。「先此布達」「統希鑑原」一類的話是最近代的書信客套，不會早到宋代。至於排偶平仄，整齊到這種地步，也不會早到南北朝以前。單就詞彙而論，也有許多字義不是漢代所有的。現在試舉出幾個顯而易見的例子來說：
1. 「兩次晉謁」的「兩次」，漢代以前只稱為「再」。《左傳·文公十五年》：「諸侯五年再相朝」，就是「五年相朝兩次」的意思。《穀梁傳·隱公九年》：「八日之間再有大變」，也就是「八日之間有兩次大變」的意思。中古以前，行為的稱數法不用單位名詞（如「次」字之類），這裡是詞彙和語法都不合。
2. 「不遇空回」的「回」，漢代以前只叫「反」。《論語》「吾自衛反魯」，《孟子》「則必饜酒肉而後反」，都是「回」的意思。漢代以前的「回」只能有「迂迴」「瀠洄」「邪」「違」一類的意思。
3. 「濫叨名爵」的「叨」，「再容齋戒薰沐」的「再」，「特拜尊顏」的「特」，等等，也都是當時所沒有的詞彙。
依古文家的理論看來，這一封信的本身也不是最好的文章，因為它的格調不高。所謂格調不高者，也就是詞彙、語法、風格、聲律四方面都和兩漢以前的文章不相符合的緣故。
咱們現在模仿清代以前的古文，恰像羅貫中模仿漢末或三國時代的古文一樣的困難。雖然咱們距離清代比羅氏距離三國近些，但是，這幾十年來，語文的變遷竟敵得過四五個世紀而有餘。自從白話和歐化兩種形式侵進了現代文章之後，咱們實在很難辨認它和海通以前的正派文章有多少不同之點。然而咱們必須先能辨認文言文的特質，然後才能進一步學習文言文。現在我們試按照上面所說的詞彙、語法、風格、聲律四方面，談一談文言文的特質和學習文言文的方法。
（一）詞彙——詞彙自然是越古越好。因此，每寫一句文言之前，須得先做一番翻譯的功夫。譬如要說「回」，就寫作「返」（或「反」）；要說「走」，就寫作「行」；要說「離開」，就寫作「去」；要說「住下」，就寫作「留」；要說「甜」，就寫作「甘」；要說「闊」，就寫作「廣」；要說「才」（「你這個時候才來」），就寫作「始」；要說「再」（「說了三次他不肯，我不想再說了」），就寫作「復」。其間有些是可以過得去的，例如以「回」代「返」，以「甜」代「甘」，以「闊」代「廣」，雖然欠古，卻還成文；有些是清代以前認為絕對不行的，例如以「走」代「行」，以「離開」代「去」，以「住下」代「留」，以「才」代「始」，以「再」代「復」，等等，簡直是不文。
詞彙雖然越古越好。卻也要是歷代沿用下來的字。有些字的古義未有定論，或雖大家承認上古時代有這個意義，而後世並沒有沿用者，咱們還是不用的好。例如《詩·小雅·弁》篇「爾殽既時」，《毛傳》說：「時，善也。」後世並未沿用這個字義，咱們也就不能寫出「其言甚時」或「其法不時」一類的話。
一般人對於文言的詞彙有一種很大的誤會：他們認為越和咱們的口語相反的字越古。其實有些字的壽命很長，可以歷數千年而不衰；有些字的壽命很短，只有幾百年或幾十年存在於人們的口語裡。例如「哭」字和「泣」字都是先秦就有了的；現代白話裡有「哭」字沒有「泣」字，咱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後者比前者古雅。又如「裡」字，很像是現代白話裡專有的字，然而《詩·邶風》已有「綠衣黃裡」，《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又有「表裡山河」，前者是指衣裳的裡子，後者已經引申為「內」的意義。至於像唐李邕《麓山寺碑》的「月窺窗裡」，簡直和現代白話的「裡」字是完全一樣的意義了。相反的情況例如「憨」字，它雖然對於一般人是那樣陌生，但它卻是南北朝以後的俗語，用於詩詞則可，用於散文則嫌不夠古雅。又如「偌」字，當「如此」或「如彼」講。「偌」字對於一般人，當然比「如此」或「如彼」要陌生得多；然而「偌多」「偌大」並不比「如彼其多」「如彼其大」更古雅。相反地，後者比前者古雅得多了，因為《孟子》說過：「管仲得君，如彼其長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中正作「如彼」；而「偌」字非但不見於古書，而且不見於現代正派的文章。由此類推，寫文言文的時候，與其說「尪」，不如說「弱」；與其說「慵」，不如說「嬾」（懶）；與其說「夥」，不如說「多」；與其說「叵」，不如說「不可」；與其說「棘手」，不如說「難為」。案牘上的詞彙，向來是被古文家輕視的，因此，「該生」「該校」「殊屬非是」「即行裁撤」之類，用於公文則可，用於仿古的文言文則適足以見文品之卑。所以咱們不能因它們違反白話就認為是最古雅的詞句。
典故也往往是和現代口語違異的，但也不一定可稱為最古雅的話。咱們試想：典故是根據古人的話造出來的，上古的人得書甚難，怎麼能有許多典故？到了漢代的文人，才偶然以經書的典故入文，然而漢賦中也只著重在描寫景物，不著重在堆砌典故。堆砌典故盛於南北朝，初唐還有這種風氣。自從韓愈柳宗元以後，古文家又回到兩漢以前那種不以典故為尚的風氣了。咱們現在學習文言，除了特意模仿駢體之外，最好是避免堆砌典故。因此，說「龍泉」不如說「寶劍」，說「鍾期」不如說「知己」，說「弄璋」不如說「生子」，說「鼓盆」不如說「喪妻」。因為典故的流行遠在常語之後。例如「生子」二字見於《詩·大雅·生民》篇（「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而「弄璋」用為「生子」的意義恐怕是最近代的事。至於「玉樓赴召」「駕返瑤池」一類的濫套，連駢體文中也以不用為高，普通的文言更不必說了。
方言的歧異也往往被認為古今的不同。自從北平的方言被採用為國語之後，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方言竟存著「自慚形穢」的心理，以國語為雅言，以自己的方言為俚語。其實，如果以古為雅的話，國語並不見得比各地的方言更雅。北平話和多數官話都叫「頭」作「腦袋」，叫「頸」作「脖子」，顯然地，「腦袋」和「脖子」是俚語，「頭」和「頸」是雅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像廣東人稱「大小」為「大細」，似乎是俚語，官話和吳語以「細」為「粗」之反，似乎才是雅言。這種地方就容易令人迷惑了。實際上，「細」和「小」在古代一般地是「大」之反，所以老子說：「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韓非子·說難》：「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漢書·匈奴傳》：「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在某一些情況之下，「細」比「小」還要妥些，例如粵語謂小的聲音為「細聲」，古代對於聲音的小正稱為「細」，不大看見叫作「小」。至於「細」，當「粗細」講，來源也很早，例如「細腰」「細柳」之類，但是這種「細」字只是「長而小」的意思。現在官話和吳語謂不精緻為「粗」，精緻為「細」，卻是古語所沒有的。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每一個方言裡都有合於古語的詞彙，咱們非但不必努力避免現代口語，而且不必避免方言。一切都應該以語言的歷史為標準。
相傳唐代詩人劉禹錫要作一首重陽詩，想用「糕」字，忽然想起五經中沒有這個字，就此擱筆。宋子京作詩嘲笑他道：「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其實，古代文人像劉禹錫的很多。因為大家受了「不敢題糕」的約束，數千年來的文言文裡的詞彙才能保持著相當的統一性。假使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文人都毫無顧忌地運用當時口語和自己的方言，那麼，寫下來的文章必然地比現在咱們所能看見的難懂好幾倍。但是，古人都並非因為希望後人易懂而甘心受那不敢題「糕」的約束，他們只是仰慕聖賢，於是以經史子集的詞彙為雅言。「古」和「雅」，在歷代的文人看來，是有連帶關係的。咱們如果要學習文言，得先遵守這第一個規律。
——摘自 王力《古代漢語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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