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爾1882年在維也納大學以數學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跟隨布倫塔諾學習哲學,1887年皈依路德派新教,自認為是「自由基督徒」、「非教條的新教徒」。同年,胡塞爾被推薦到布倫塔諾的學生斯通普夫任教授主持的哈勒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在教授資格論文《論數的概念》的基礎上發表了第一部著作《算術哲學》(1891年),但沒有得到認可,弗雷格批評他犯了混淆數學與心理經驗的心理主義錯誤。通過對邏輯和認識論問題的深入思考,胡塞爾發表了成名作《邏輯研究》(1900—1901年)。1901年被哥廷根大學聘為編外教授,1905年德國教育部建議學校任命胡塞爾為教授,但遭到哲學系的拒絕,理由是胡塞爾缺乏科學方面的重要性。1906年6月,胡塞爾被教育部任命為教授。9月25日,胡塞爾在筆記中寫下未來學術發展計劃,末尾充滿信仰激情:「我必須走自己的路,如此有把握,如此堅定不移,以及如此嚴肅認真,就像丟勒的騎士在與死神和魔鬼抗爭。啊,生活對我而言已然是足夠嚴肅認真的了.我必須生活在工作、戰鬥、為真理之花冠所做的角力之中。歡快是不會缺少的:如果我勇敢而堅定地前行,歡快的上天便在我上面保佑我,就像在丟勒的騎士上天保佑他一樣!」
胡塞爾在隨後二十多年裡認真嚴肅地教學、寫作,把現象學發展成為國際公認的哲學運動。1928年胡塞爾退休,他舉薦海德格爾接替了他的職務。胡塞爾原以為海爾德格是他最合適的接班人,曾說「現象學就是海德格爾和我」。但他1929年夏仔細閱讀了《存在與時間》,看到海德格爾用「此在」代替了「純粹自我」,用「人類學」代替了現象學,這令他大失所望。1931年他在康德學會的年會上發表題為「現象學和人類學」的講演,與舍勒的哲學人類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劃清界限。納粹運動興起後,海德格爾於1933年4月至1934年4月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並參加納粹黨,而胡塞爾則受到納粹反猶太清洗法案的迫害,1933年被大學當局從教授名單中除名,並被禁止進入圖書館——有人認為這是海德格爾所為,但他後來辯解說那是前任校長所為。1941年版的《存在與時間》刪去了1927年初版扉頁上「在友誼和仰慕中獻給埃德蒙德·胡塞爾」的題詞,海德格爾後來辯解說那是應出版商要求所為。胡塞爾1938年去世時,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只有一人以私人身份出席葬禮,海德格爾後來辯解說他當時生病不能出席。海德格爾對胡塞爾的傷害十分沉重,胡塞爾在1933年5月4日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忍受了其他人帶來的最糟糕經歷,最後給我最重一擊的是海德格爾,最重的是因為我曾經給予他(現在難以理解)的信任,不但信任他的才能,而且信任他的為人。這個有基礎支撐的哲學家之間友誼的最可愛終結是他5月1日參加納粹黨的公開表演(非常戲劇性)。」
胡塞爾是一個愛國者,1914年「一戰」爆發後,他的兩個兒子都參軍到西線作戰,大兒子戰死,小兒子負傷,得意門生赫萊斯也戰死。胡塞爾為此感到自豪,在《邏輯研究》第二版前言最後寫道:「我極有前途的學生赫萊斯已為國捐軀。」在被迫害的嚴峻時刻,他說:「未來將裁定誰是1933年的真正德國,誰是真正的德國人,是那些把自己託付給物質—神秘主義偏見的人,還是那些心靈純粹、尊重和傳承德國過去偉大傳統的繼承者」。他無疑認為自己屬於後者,在迫害中仍堅持不懈地傳承歐洲精神。
1935年,胡塞爾應邀到維也納和布拉格作講演,講演稿《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不能在德國出版,而由學生在南斯拉夫出版。這本書標誌著胡塞爾向「生活世界」的轉向。在此之前,他一直把現象學看作是沒有任何前提的嚴格科學,但現在他認識到:「作為真正的,嚴格的,甚至是無可置疑地嚴格的科學的哲學——這個願望實現不了了。」胡塞爾所說歐洲科學危機具有現實針對性,實際上指分裂歐洲各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認同危機。然而,胡塞爾死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如果不是一個方濟各會修士把他的手稿偷運到比利時,連他的思想全貌也會毀於一旦。
胡塞爾是象牙塔裡的學者,最後要返回「生活世界」;他熱愛國家,卻不懂政治;他有宗教信仰,卻從不公開告白;他研究人的意向性,卻不諳識人。這是哲學家的悲劇嗎?梅洛-龐蒂在《哲學讚詞》中的一段話也許是答覆:「作為表達活動,哲學只能通過放棄與被表達者一致,通過遠離被表達者以便看到意義的方式來自我實現。它因此或許是悲劇性的,因為它在自身包含著其對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