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從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引發的社會熱點開始，繼而牽出了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媒體、律師、思覺失調症患者等各個群體複雜的處境與心態。劇中，媒體和大眾也對加害者父母窮追不捨，反覆質問並逼其道歉。（資料圖/圖）
2014年5月21日，臺灣東海大學21歲的大二學生鄭捷在龍山寺站搭上人潮湧動的捷運，隨即拿出刀具砍向素不相識的乘客。4死，22人輕重傷。全程91秒。
2016年5月11日，鄭捷被依法槍決，臺北看守所周邊下起滂沱大雨。然而，這起震驚臺灣的無差別殺人案件造成的心理創傷並未被大雨衝刷乾淨。從案發到鄭捷伏法的兩年裡，電視新聞天天播，家長不敢讓小孩搭捷運，陰影仍籠罩著民眾。
正是在2016年，編劇呂蒔媛開始醞釀一個關於此類事件的劇本。除了鄭捷案，一篇關於臺南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隨機殺人犯的報導也帶給她很大震動。呂蒔媛不想拿劇作與真實事件簡單對應——她認為，在媒體上看到的人和現實中的人可能並不一樣。
2019年3月24日，由呂蒔媛編劇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註：以下簡稱《與惡》）首播，隨即引發收視熱潮，豆瓣評分高達9.5，騰訊視頻自6月24日上線至今已累積1.3億次播放量。《與惡》的故事從一起無差別殺人事件引發的社會熱點開始，繼而牽出了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媒體、律師、思覺失調症患者等各個群體複雜的處境與心態。
《與惡》是編劇先行，這在臺灣影視界是一個特例。「編劇是被我們擺在最前面的。」《與惡》製片人林昱伶對南方周末說，「現在所謂社群媒體的時代，有時候一個標題就可以讓下面的留言非常撕裂了，我很不願意看到這樣的事情。」
當林昱伶在手機上將13分鐘片花放給發行平臺方看時，對方很快被打動。後期審片過程中，許多參與審片的人在看前兩集毛片時也哭了。
上線前，《與惡》在一家電影院裡做第一集試播，這是電影才有的營銷規格。飾演宋喬安的賈靜雯問導演林君陽：「導演，你有想過會搞得這麼大嗎？」
「白天是幹練的主管， 晚上是會酗酒的媽媽」
林昱伶找到賈靜雯出演女主角宋喬安時，賈靜雯反問：你們為什麼會找我啊？
宋喬安是劇中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受害者家屬，她年幼的兒子被李曉明殺害。身為新聞臺主管的宋喬安性情大變，在深埋傷痛之後成了一個鐵面冷酷的工作狂。
現實中，賈靜雯是一個很難生氣的人，看起來也不像兇悍的女強人，更重要的是，她已經15年沒在臺灣拍戲了。
在林昱伶看來，宋喬安應該是一個接近四十歲的職業女性，有相當的生命歷練，才能夠傳達這個角色背後的那些很深層的痛——「白天是幹練的主管，晚上是會酗酒的媽媽」。
賈靜雯頭兩次讀劇本時，讀到法庭戲的部分，會說「這個我專業的」，甚至會自嘲地說：我在法院跑了那麼多遍，我很熟。
她還主動為宋喬安這個角色設計細節，比如在辦公室牆上貼一張世界地圖。宋喬安頭痛時，她提出可以聞一下精油。
《與惡》充滿創意的選角，也給影評人、學者鄭秉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寫評論這麼多年，看了這麼多年戲劇，我對於很多角色的既定認知在這部劇中被打破了。」鄭秉泓說。
鄭秉泓認為《與惡》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現實感。在《與惡》之前，受日韓影視的影響，職人劇成為臺灣電視劇的熱門題材，它們聚焦美容美髮、飯店、明星、機師、警察等不同職場人士。在鄭秉泓看來，這類職人劇在描畫當代臺灣城市生活時側重其時尚流行的那一面，和大部分臺灣人的現實生活距離遙遠。
「臺灣戲劇無論是鄉土劇還是偶像劇，在布置這些角色的生活、布景，交代他們怎麼謀生的時候，我常常覺得是沒有說服力的。」鄭秉泓對南方周末說。
林昱伶認為，與動輒千萬乃至上億的大陸電視劇製作成本相比，臺劇難以望其項背。臺劇可能並不擅長或沒有充足的資金做玄幻、穿越、宮鬥等近年很紅的題材，因此，關注社會或更具現實感的題材，也許是臺灣創作者們可以著手的方向。
鄭秉泓發現，《與惡》播出後，身邊很多媒體朋友都在追看，大家都覺得裡面的媒體細節拍得非常真實。《與惡》之前，臺灣的職人劇很難讓觀者產生代入感。
為了真實呈現劇中的品味新聞臺這一重要場景，製作方在一個三百平米的空間裡實景搭建了一個新聞臺。主創團隊還為品味新聞臺設置了人事構架，包含各類工作組別，從最高長官到總監到一線記者，都有各自的名字。同時，除了品味新聞臺之外，劇中出現的其他新聞臺，也有意識地做了區分。林昱伶希望通過這樣的細節打造，讓演員一走進新聞臺，來到自己的工位上時，真的有一種自己是來上班的感覺。她甚至還要求每個演員把自己心愛的物件擺放在辦公桌上。
拍了一個多星期的家庭戲後，賈靜雯進入劇中的品味新聞臺。林昱伶告訴她：「我已經為你鋪陳了一個可以讓你隨時發飆、一點都不會有違和感的辦公場域，你就好好發揮和利用吧。」賈靜雯每次一走進去，都會有一種「我在上班」的錯覺。
《與惡》的真實感源於劇本的紮實。為了寫這部劇，呂蒔媛耗費一年多時間做田野調查。「我覺得編劇還是一個封閉的職業。如果你不走出去，就很難看到別人的樣貌。而且，真實的事件其實比戲劇還要狗血一百倍。外面的世界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戲劇很多。」
「一切都是剛剛好。」談及《與惡》為什麼成為年度爆款時，在劇中飾演辯護律師的吳慷仁說。鄭捷案及其他無差別殺人事件醞釀的情緒土壤、一時之選的主創團隊、OTT（註：Over The Top的縮寫，指通過網際網路向用戶提供各種應用服務）平臺的興起，都讓吳慷仁覺得許多劇的成功是意外，但《與惡》不是。
新聞臺主管宋喬安（左）與新聞系畢業生李大芝（右）因為工作關係相識，在兩人先後發現彼此的真實身份後，都陷入了內心的掙扎。宋喬安的兒子在李大芝的哥哥李曉明製造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中罹難。（資料圖/圖）
不想救這個人，這個戲也沒救了
《與惡》的熱播向許多觀眾普及了「思覺失調症」這一概念。此前，相關症狀均被籠統稱為精神病，但思覺失調症則指向那些影響到思想、感官的早期精神問題。
《與惡》裡人物眾多，最主要的線索是兩條，除了加害者李曉明，另一條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應思聰。寫劇本之初，呂蒔媛就很明確，應思聰這條線非常重要——他代表著可能成為加害者的那類人。
林君陽認為，李曉明代表的是惡，以及不知道為什麼的存在。但在討論這個議題時，主創團隊無可避免地會討論另外一個群體——應思聰們。
做田野調查時，有醫生告訴呂蒔媛，當一個病患被發現思覺失調症發作或被確診思覺失調，他們會調查病人的背景，如果他的家庭背景好，或資源比較充足，他們會努力救他。
這樣的回答令呂蒔媛震驚——為什麼會這樣呢？
林昱伶想通過這部劇追問這個答案。「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去關心我們並不理解的族群，下次看到他們的時候，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害怕，或者我們多伸出一點援手，不要隨便貼上標籤。」林昱伶說。
主創團隊討論過，如果觀眾看到應思聰這個角色時，不想救這個人，那這個戲也沒救了。
儘管砍去應思聰這條線，只有李曉明的無差別殺人，《與惡》依然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在呂蒔媛看來，沒有應思聰這條線，「對於觀眾，這個戲成了，對於我，沒有成」。
呂蒔媛向南方周末解釋，無差別殺人主要分兩類，一種是動機、原因不明的，另一種是加害者患有精神疾病。「我比較希望大家不要抗拒，因為越抗拒越汙名。大家不敢討論，就更無法預防（無差別殺人）。了解思覺失調症跟了解病識感，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呂蒔媛說。
開拍之前，為了更貼近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內心狀態，飾演應思聰的林哲熹專門到康復之家、療養院，與病友一起生活。在此之前，林哲熹的想法和大部分人一樣：「生病就去看醫生啊，吃藥不就可以控制了嗎？」
一位患者告訴林哲熹：「我吃藥之後跟一個廢人一樣，吃下去可能會突然昏睡二十幾個小時，然後清醒二十幾個小時，這樣的作息讓我不太找得到工作，誰會接受一個人來上一天班，請假一天？」「我吃了藥後什麼情緒都沒有了，就像一盆水，所有外在刺激就像一滴水滴到一盆水裡，卻激不起任何漣漪。但水還是滴進去了，我是有感覺的，但我什麼都表達不出來。」
也有病友告訴他，發病後最難過的不是生病的不適和吃藥帶來的副作用，而是發現周遭的人對自己的要求降低了很多，仿佛只要沒有出意外就是很好的表現。這對病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認為他（應思聰）是我們以為很了解、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但我們始終沒有好好了解過的陷於生命難題中的那類人。」林哲熹對南方周末說。
呂蒔媛也遇到過許多這樣的病例，患者就像不斷在通過一個周而復始的旋轉門：不停吃藥、停藥，然後發病，進醫院又不想吃藥。
林昱伶告訴南方周末，當思覺失調症患者被確認之後，他的人生已經往另外一條道路去了，他的家庭可能需要給予非常大的支持才能讓他回到社會或者回到人群。
直到現在，呂蒔媛還是覺得，她可能這輩子都無法進入應思聰們的世界。呂蒔媛在法庭聽過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持刀殺害一名女孩的案例。庭審時，呂蒔媛再一次被震撼。法官要判刑時，當事人卻堅稱自己沒有病，並提到被害的女孩曾跟他說，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其實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理解那個真實有多真。你怎麼想這件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一個女孩，當有一把刀逼著她的時候，她會這樣回頭跟你講話。」呂蒔媛說。
因此，面對應思聰這個角色時，呂蒔媛依然還是只能旁觀。
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左）在李曉明的死刑定案後仍鍥而不捨地探尋李曉明的犯罪動機，並與已消失於公眾視野的李曉明家人（右）保持著聯繫。（資料圖/圖）
「我們真的不知道原因」
劇中的加害者李曉明基本處於囚禁狀態，造型師需要將飾演者王可元的頭髮剃掉。整個過程就在真實的監獄外。林君陽覺得通過這些準備，王可元變成了李曉明。但他仍有隱約的擔憂：「因為我有一點不確定，不是他演不演得出來，而是他撐不撐得住。」
在拍與辯護律師見面的那場戲時，王可元崩潰了。聽到對方說「媽媽」兩個字時，王可元忍不住失聲痛哭。
導演林君陽對王可元說：不行，不行。他要求王可元始終不帶情緒地飾演李曉明。「李曉明其實在我們這個片裡應該是有問號的，他是一個謎或者大家不想看到的東西。」林君陽告訴南方周末。
吳慷仁也疑惑，到底應該讓李曉明哭，還是不哭。在他看來，鄭捷、李曉明這類人的精神狀態是無從假設的。
剛拿到兩集劇本和大綱時，林昱伶就知道，這部劇的市場營銷需要特別小心立場的問題，不能過多挑釁觀眾，尤其是還沒有完全從鄭捷殺人事件中痊癒的臺灣觀眾。
開拍前，呂蒔媛問林昱伶和林君陽，需不需要知道李曉明為什麼殺人——「不需要」，二人異口同聲說。
這也是呂蒔媛的初衷。她認為：「其實我們應該不是真的知道，或甚至我們真的不知道原因」。
劇中，李曉明在輿論壓力之下被提前槍決，他的殺人動機因此也成了謎。鄭秉泓認為，《與惡》沒有交代李曉明的殺人動機，是一個大膽的高招。《與惡》之前，臺灣已出過好幾本分析加害者動機的書籍，而《與惡》觸及的卻是人性、倫理命題中更為深遠的「灰色地帶」。
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回憶與哥哥的最後一次談話時，她在房間裡拿起的正是哥哥案頭一本尼採的書。林君陽對李曉明的的想像是——一個很愛讀書也很聰明的好學生，或是一個文藝青年，很想探尋終極問題，但在讀哲學時，很可能把書讀歪了，曲解了存在主義的本意。
在加害者的動機之外，《與惡》主創團隊更想再現的是雙方當事者的家人、媒體以及大眾如何面對此類殺人事件。
「她（李大芝）是一個那麼年輕的女生，人生才正要開始，去實現她的夢想，但是看起來是不能如願的，我覺得她的心裡是有憤怒的。」林昱伶對南方周末說。
和《與惡》劇情一樣，當年鄭捷案發生後，媒體和大眾也對其父母窮追不捨，一再逼其道歉。最終，鄭捷父母在神隱多日後，現身車站，對大眾說出「希望兒子早日判處死刑，下輩子重新做人」。
對吳慷仁來說，每一次進律鑑司以及去見李曉明時，都是相當難的表演。他也曾經提出，要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殺死那麼多人的兇手。
林昱伶認為，雖然《與惡》是一個看起來硬調的題材，但主創團隊都希望最後能做出療愈的效果。「所以我需要一個更擅長處理人的情感、人性的為難的導演。」
林君陽希望呈現社會的大多數人在看待這類事情時發生的轉變。《與惡》最後一集裡，曾經的圍觀者再次出現。這一次，他對李曉明父母說：「你們辛苦了」。
在鄭秉泓看來，《與惡》以辯證的視角來看待受害者和加害者，這在臺灣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圍觀、聲討加害者家屬的同時，也成了另一重加害者，而加害者家屬也成了受害者。
參與《與惡》拍攝的一些演員也因此對無差別殺人、廢除死刑這樣的議題有了不同的理解。在接演之前，吳慷仁也堅定地贊同死刑。接拍之後，他的想法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也許死刑還是可以執行，只是在執行死刑前，你要怎樣去處理後續，找到原因。」吳慷仁說。
演完這部戲後，林哲熹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你覺得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
「我覺得不論是我們與惡的距離，還是我們與善的距離，我們與任何事物的距離都太遠了，對大多數事情都站在比較遠的地方評論指責，或許我們都該靠近一點思考，學習不急著把自己的評論丟出去。」林哲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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