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康
悲慘世界，是法國文學經典中的經典，無論誰來改編，無論把它改編成什麼，都遭到過嚴厲的批評和無情的譏諷。評論家們不僅對刪繁就簡十分厭惡，而且對破壞語言的優美尤其憤怒。但對讀翻譯的人來說，凡是與我交談過的讀者都一致認為，這部鴻篇巨製如果刪掉一半，文學價值可能更高。
音樂劇《悲慘世界》的電影破了票房紀錄，幾乎場場爆滿。而且幾乎場場結束時觀眾都對著空無一人的銀幕鼓掌，這在電影史上是少有的。當然，電影僅僅是進一步普及了這齣音樂劇，原劇本身就非常受大眾歡迎。從1985年問世以來，在倫敦已經連續演出了27年，至今仍舊不衰。在紐約百老匯也曾連續演出16年，停了三年後，又於2006年重新上演至2008年。音樂劇《悲慘世界》在英語世界的成功幾乎讓人們忘記它原本是法國人勳伯格(Claude-MichelSchönberg)作曲，布伯利(Alain Boublil)和納泰勒(Jean-Marc Natel)作詞的輕歌劇。可是在法國，這齣劇於1980年問世，只演了三個月。在英美大獲成功後，經過改編的作品於1991在巴黎再度上演，命運仍不見好，只演了很短一段時間就收場了。這個奇怪的現象讓我想到原著作者雨果的命運。他因反對拿破崙三世獨裁而被迫流亡海外，從1851開始僑居法國旁邊的英屬島嶼長達19年之久。小說《悲慘世界》就是在此期間(1862年)完成的。當然，這齣輕歌劇在法國受到冷遇的原因絕不是政治。甚至還不能說它受到冷遇，畢竟也演過一百多場，只不過它不像在英美這麼成功罷了。這「牆外香」現象應該歸功於英語大眾的喜愛和英語本身的強勢。
法國人在藝術上是比較挑剔的，尤其對改編法語名著特別敏感。《悲慘世界》是法國文學經典中的經典，無論誰來改編，無論把它改編成什麼，都遭到過嚴厲的批評和無情的譏諷。評論家們不僅對刪繁就簡十分厭惡，而且對破壞語言的優美尤其憤怒。但對讀翻譯的人來說，凡是與我交談過的讀者都一致認為，這部鴻篇巨製如果刪掉一半，文學價值可能更高。小說裡有太多游離於故事之外的議論和軼事。那些鞭撻時政的批評也好，對歷史事件的評論也好，驚動巴黎的緋聞也好，當年的讀者看著熱鬧，就像我們今天在網上打架差不多，但與後世讀者沒多大關係。現在我們關心的只是小說人物的命運，除了研究歷史的學者以外，誰還關心那些陳芝麻爛穀子？而且真正研究歷史的學者要去史冊典籍裡鉤沉，小說最多就是用來參考而已。至於語言美，《悲慘世界》畢竟是用法語寫的。其中的美妙在翻譯中難以完全再現出來。改編成音樂劇，也許會讓法國文學評論家們非常不滿。但對於外國人來說，反正以前也沒有充分領略到原文的妙處，我們能感到的文字美的缺失肯定要少得多。我們欣賞的是小說對不公道的社會的揭露和批判，是作者對弱者的同情和關懷，是主教的善良的感召力量，是冉阿讓面臨的矛盾和他的高尚行為，是雨果刻畫的鮮明人物和他講述的浪漫故事。而這一切都在劇中得到生動的再現並通過音樂得到感人的表現。
法國人在藝術上也格外求新好奇。「先鋒派」這個詞就來自法語avant-garde，他們厭煩藝術上的重複，甚至僅僅是有些近似都難以忍受。音樂劇《悲慘世界》的主要作曲家和歌詞作者早在1973年就合作出品過搖滾歌劇《法國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比《悲慘世界》早七年。規模大得多，從攻佔巴士底獄，推翻波旁王朝，一直演到羅伯斯庇爾的暴政。音樂新奇得多，雖然也有傳統輕歌劇的段落，但主要歌曲都是非常上口的搖滾樂。票房在法國也好得多，不僅在70年代紅極一時，而且這四十來年一直在不斷發行各種版本的唱片，至今依然炙手可熱。但是搖滾歌劇《法國大革命》涉及的法國歷史事件和人物較多，缺乏個人的遭遇和命運起伏，感情上也不夠動人，因而從來沒有翻譯成英文，在英語世界很少有人知道。雖然音樂劇《悲慘世界》並不是關於法國大革命，最後的街壘戰是1832年6月巴黎的起義，但其歷史大背景還是很相似的，音樂又回歸到比較傳統且稍嫌過時的輕歌劇甚至大歌劇風格，加上法國人對改編他們古典文學精品的挑剔，這個作品在法國受到相對冷遇就不難理解了。
然而，廣大英語觀眾沒有這類挑剔和顧忌，也沒有那似曾相識的感覺和印象。我們聽到和看到的是牢獄裡失去尊嚴者的憤怒，是受汙辱的婦女的悲情和怨言，是無辜的孩子可憐的希望，是在那殘暴的王朝受壓迫者憤怒的吼聲，是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強烈渴求，是全人類最普遍、最根本的願望。當芳汀失去工作，為了撫養女兒而不得不賣頭髮，賣牙齒，賣肉體，還因略微反抗而遭受懲罰，當她唱起那支憂傷的歌《我的夢想》，即便是鐵石心腸也會為之流淚。當嬌小的珂賽特吃力地拿起巨大的墩布和木桶，當她唱起那支希望的歌《雲中的城堡》，即便是鐵石心腸也會為之流淚。當那個撿子彈的男孩倒在鎮壓者的槍下，當他用稚嫩的童聲唱起那支英勇的歌《小孩子》，有誰不會為之熱血沸騰？當那些革命青年搭起路障，站在上面高唱那激昂的戰歌《你聽到人民的歌聲嗎》，有誰不會為之熱血沸騰？這樣一部優秀的音樂劇竟然在它的出生地受到冷遇，就算我能夠理解，在感情上也難以接受，原先對法國的崇敬也減少了。
然而，我對雨果的崇敬並沒有因為上述缺點而有所減少。那些缺點是針對小說的廣大讀者而言，但對於希望了解當時法國社會風土人情的學者則有巨大價值。另外，這部史詩般的小說同時又體現了古希臘的悲劇傳統，而且是被黑格爾尊為典範的《安提戈涅》(Antigone)那種理念衝突的悲劇。劇中矛盾的雙方並非簡單的正義與邪惡的代表，他們代表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冉阿讓本能地感到世道不公，他偷個麵包，砸個櫥窗不該受到那麼殘酷，那樣剝奪人性的懲罰。沙威則堅信帝國的法律，他維護法律的威嚴是為了國家的穩定，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他們倆都不是歹徒。所以，當沙威以為自己認錯人時，就堅持要求馬德蘭市長懲罰他。所以，當冉阿讓有機會處死沙威時，卻放了他。所以，當沙威意識到自己的信仰出了問題時，當他看到「上帝的正義和人的正義背道而馳」時，他的精神世界崩潰了。冉阿讓和沙威不是簡單的好人和壞人，而是像雨果另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共和軍司令官戈萬、保皇黨叛軍首領朗特納克和特派代表西穆爾丹那樣各有不同信仰的正直的人。他們既因各自的原則水火不容，又具有超越其信仰的人道精神而能夠自省並自我犧牲。基於此，音樂劇電影增加了沙威察看街壘戰死者的鏡頭，增加了他看到那個英勇男孩屍體的特寫。讓沒讀過原著，不知道沙威心理矛盾的觀眾進一步理解他為什麼會自殺。這種超越意識形態，為各自理念奮鬥而產生的衝突和悲劇似乎還未曾在中文作品中出現過。中國文學以往總是把敵人都描繪成道德敗壞的歹徒，總是把他們的作為都描繪成自私利己的行徑。這種簡單化的根源在於不能不帶偏見地觀察人世。雨果也不是沒有偏見，他藐視並貶低的是德納第夫婦那類小人。他們像吃死屍的烏鴉一樣，在戰場上掠奪陣亡將士的遺物。他們為了錢財對芳汀和珂塞特百般壓榨，我認為雨果把他們描寫得太過分，太單一了。對此，音樂劇作了適當的調整，讓這對夫婦變得較為可笑，而不那麼可惡。這顯然是承襲英國音樂劇《霧都孤兒》(Oliver!)的傳統，在那出劇中教唆犯費根(Fagin)受到的是笑話，而非醜化。
有些人指責《悲慘世界》裡有太多巧合：德納第在滑鐵盧戰場上扒死人財物正好扒到馬呂斯的父親；沙威正好來到冉阿讓冒名馬德蘭開工廠的城市，正好看見他抬馬車救人，因而產生懷疑；冉阿讓跳進修道院裡正好撞到他救的人；德納第的女兒愛潘妮也碰到並愛上了馬呂斯，還替他找到珂塞特；冉阿讓背著馬呂斯鑽地下水道逃跑，正好在出口碰到德納第，等等。這麼多巧合，在五卷長篇中也許還不太明顯，但在改編的三小時音樂劇中讓情節顯得很不真實。但我看《悲慘世界》並不是把它當作寫實的小說，而是把它當作浪漫的故事來看。「浪漫」被很多人誤以為僅僅是愛情。其實在西方文學史上，浪漫主義是與新古典主義相對，強調感情超過理性，描寫平民百姓的文學運動。《悲慘世界》中的人物是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典型代表，是善良的基督徒的典型代表，是受到感召後一心向善者的典型代表，是忠實執行王朝法律的典型代表，是被侮辱的萬千婦女的典型代表，是純潔的兒童經受命運折磨的典型代表，是貪婪無恥的人渣的典型代表，是血性青年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們的碰撞、交往、矛盾與融合，他們的情感交織和理念衝突構成一張歷史的巨幅畫卷。這幅畫卷反映的並不是一時一地的真實事件，而是整個法國19世紀上半葉的時代精神，是更高層次的藝術真實。而改編的音樂劇運用感人的樂曲和唱段進一步將此時代精神和藝術真實表現了出來。與我看過的十來種《悲慘世界》改編作品相比，我認為英語音樂劇的取捨最佳，不多不少，而音樂劇電影的結構和節奏更加緊湊，也充分發揮了細膩表演的電影特長。
讓專家和學者研究雨果的原著《悲慘世界》吧。讓大眾享受刪繁就簡的改編作品吧。我讀過兩遍原著，中間相隔了30年，估計今生不會再讀了。但我還會看無數遍改編的音樂劇和電影。在劇院裡，我相信很多觀眾和我一樣，欣賞的更多是聲樂藝術。電影的音響和一些唱段雖然比不上劇院的效果，但它充分發揮了特寫鏡頭的優勢，表演出在舞臺上看不清的細膩感情；比如芳汀臨死前演唱那段令人同悲共泣的哀歌，她嘴角的抽搐，眼睛裡閃動的羞辱、幽怨、絕望和憤怒。可能是因為在電影上看得清楚，也有助於聽明白唱詞。不僅是我，我的幾個朋友也都覺得在電影院裡比在戲院裡更容易聽懂唱詞。電影還發揮了場景轉換方便的長處，展現出文字描寫和舞臺美術都無法再現的場景；比如一開始拉船的那個非常有創意的鏡頭。它不僅表現了那些囚犯的苦役，也是比喻王朝復闢的法國猶如那傾斜的破船一樣不可修復。
音樂劇的成功也多虧蒯茨默(Herbert Kretzmer)把法文歌詞自由意譯成朗朗上口的英文；多虧英文是世界上最強勢，最國際化的語言，才使得音樂劇《悲慘世界》不僅在英國和美國獲得巨大成功，而且紅遍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它許多英語國家，並且已經譯作21種語言，以不同形式在42個國家上演。隨著電影的成功，我相信，想看音樂劇的觀眾一定會更多。就像網絡文學促進紙媒出版一樣，電影和音樂劇的關係也會由先前擔心的競爭變為相互促進。看過平面的影子以後，一些朋友的興趣都被激發起來，他們還希望去看真人的表演。還有一些朋友以及我自己，雖然早已看過音樂劇，仍然想看電影是怎麼表現的，也想看不同團隊的演出。戲劇藝術就是有這種魅力；一齣劇有人能看上百遍，但很少有人把一部小說讀上十遍。
如果你關注音樂劇這種藝術形式，你會察覺到《悲慘世界》與大多數音樂劇不同：沒有輕歌曼舞，音樂和唱段不是疾風暴雨般地強烈，就是悽楚得催人淚下；沒有說話，歌曲之間是像大歌劇那樣用宣敘調連接起來的，但又沒有大歌劇那麼高難的詠嘆調；沒有光彩奪目的場景和鮮豔的服裝，每一場都是昏暗的，幾乎人人都是破衣爛衫；沒有插科打諢，即便德納第夫妻出場時，也是滑稽和諷刺，不是玩笑或幽默。一句話，除了音樂以外，這部劇其它各方面都更接近大歌劇。但又不像曲高和寡的大歌劇那樣，這部音樂劇非常受大眾歡迎。說到底，還得感謝雨果。法國人錯過了讓自家文豪的經典在全球大放異彩的機會，其實怨不得他們，而是因為法語正江河日下，而英語卻如日中天。
如果你特別關注音樂劇，你還會想到，在某種意義上，《悲慘世界》與美國第一部真正的音樂劇《演藝船家》(Showboat)異曲同工。Showboat直譯就是「演出船」，我譯作《演藝船家》是因為那部音樂劇實在是關於幾個以船為家的藝人生涯。其相似之處在於，那部作品也在相當程度上表現苦難。一開幕，觀眾就在美國舞臺上第一次看到一群黑人裝卸工在碼頭上憤懣地唱道：「白人整日閒遊蕩，黑人整日工作忙。汗水落入密西西比，一直忙到末日降。」劇院老闆和出品人西格弗裡德(Florence Ziegfeld)在1927年首演之夜，在觀眾悄然無聲的觀看時以為自己高尚一把就會慘敗。但《演藝船家》震撼人心的藝術贏得了觀眾的欣賞，接連演了一年半572場。這在當時算是極大的成功，並為這種藝術形式贏得了音樂劇(musical)的名稱，把這個形容詞變成了名詞。時隔60年後，《悲慘世界》在百老匯首演。在美國的舞臺上，音樂劇從歡快的歌舞回到了沉重的歌唱，從諧謔回到了莊嚴，從輕鬆回到了嚴肅。音樂劇《悲慘世界》的成功表明了這種藝術形式具有更大的表現力和可能性。
作曲家勳伯格和作詞者布伯利的後續作品《西貢小姐》就是證明。這也是一部嚴肅的作品，堪稱是英語的《蝴蝶夫人》，是越南的喬喬桑的悲劇。在英美的成功令歌詞作者直接用英語創作，令出品人決定在英美上演。在倫敦從1989到1999十年間共演出4264場，打破了之前由《窈窕淑女》保持的特魯裡街皇家歌劇院公演最久音樂劇的記錄。《西貢小姐》在紐約百老匯從1991到2001年也演出了4092場，而且也拍成電影了。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的成功一定會促使音樂劇電影《西貢小姐》早日上演，進一步普及這部作品。英語在其它所有領域裡都早已成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音樂劇《悲慘世界》和《西貢小姐》的成功和「牆外香」現象更明確地標誌著英語在文學藝術上也獨佔鰲頭。
文章來源： 中國音樂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