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標題《福祿壽:我們不需要為痛苦提供證據》,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三個長在北京的「90後」女孩,三胞胎,全是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的「學院派」,初次亮相還穿了一身白衣白裙,和其他搖滾樂隊站在一起,顯得格格不入。這樣一個風格難辨的樂隊,在《樂隊的夏天》舞臺上以一首送給外婆的歌《玉珍》登場,唱哭了很多人。在能打動人面前,是民謠,是搖滾,還是其他什麼音樂,這些都沒那麼重要了。
記者/宋詩婷
三胞胎姐妹組成的樂隊「福祿壽」(高源 攝)
三聯生活周刊:組樂隊之前,你們都是在音樂廳裡演出,我挺好奇,你們作為「福祿壽」樂隊的第一次演出經歷是怎樣的?
福祿壽:記得特別清楚,第一場是去年8月份,在北京糖果的星光現場,一個有好幾個樂隊參加的拼盤,也是我們第一次在Livehouse演出。以往在音樂廳裡,底下的人都特安靜。那天一進場,我們就被嚇壞了,觀眾離你特別近,能看清每個人長什麼樣,特有壓迫感。我們根本不敢往下看,一點互動都沒有。演完就覺得氣氛有點沉,整個場子被我們搞冷了。那次就意識到,現場和為聽覺服務的音樂作品不一樣,唱什麼很重要,怎麼表演也非常重要。說白了就是,那會兒不知道怎麼玩樂隊。
三聯生活周刊:的確,在那之前你們不玩樂隊,組過一個叫「冰雪飛」的女子組合,現在還偶爾被媒體、網友拿出來調侃,你們應該不太願意回憶這段經歷吧?
福祿壽:之前我們參加過一個比賽,像參加比賽、出去演出這種,在我們學校太平常了。當時,我們一起參加了一個類似校園歌手的選拔賽,有個評委老師覺得我們不錯,介紹了一些節目讓我們上。參加節目就需要包裝,需要個組合名,我們不知道叫什麼好,就從每個人的名字裡取了一個字,就有了「冰雪飛」。我們以「冰雪飛」的名義演出過四五場,穿著讓自己特別彆扭的衣服,唱別人的歌。那時你就知道,包裝你的人對你的音樂沒興趣,只是對「三胞胎」這個噱頭感興趣。這就沒什麼意思了,索性就結束了。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會走這段彎路,是當時沒想清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嗎?
福祿壽:也不能算是彎路吧,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嘗試。上大學時確實沒太想過未來要怎樣,那時候太忙了,作業多,學業壓力很大。直到考研之後,我們才開始有了點主動性。當時,捏捏(老二)考上了,我們兩個學作曲的都沒考上,一下子閒了下來,這才真的開始面對「我到底要走哪條路」這個問題。我們在學校裡學了很多音樂技能,你是要用這些技能去完成一個作業、一份工作,還是把這些技術和技巧用在自我表達上?這是我們當時挺糾結的東西。
三聯生活周刊:在迷茫、不確定能做什麼的那段時間你們是怎樣度過的?
福祿壽:我們沒著急做決定,先學了點兒編曲。學習編曲對我們後來做的事很重要,它一下子幫我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所有的音色都能在電腦上即時呈現,你不會彈吉他,但電腦可以幫你完成,它還能創造很多現實生活中沒有的合成器效果,這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想像空間。
那段時間,我們三個住在一起,每天不停地聊天,還一起看了很多書和電影。科幻電影看得多,像《星際穿越》《太空漫遊2001》《第三類接觸》這些,都是和「時間」有關的。我們對「時間」相關的問題特別感興趣。也是在那段時間,我們開始大量接觸電子音樂,從偏流行的開始聽,慢慢深入。接觸電子樂後就發現,它的音色維度更多,更有畫面感。我們一直想創造一些新的聲音,電子樂好像是可以用來做這件事的。
三聯生活周刊:是在這樣的狀態裡有了「福祿壽」的第一首歌《我用什麼把你留住》嗎?
福祿壽:第一首歌是在毫無預兆和規劃的情況下想到的。當時,我們三個住在一起,有三四個特別好的朋友,他們成天來,聚在一塊特別熱鬧。後來,他們都有了各自的工作或者出國的規劃,一下子全不來了。我們三個聚在一起的時間也變少了。那陣子突然覺得,生活沒有了,時間會帶走很多人和事。一開始,我們挺想做個展覽,比如,在一個房間裡擺上一個火車車廂,四周都是窗戶,外面一直快速過所有的風景、人和感觸,也有聲音。但後來想想,展覽太貴了,還是做音樂吧。《我用什麼把你留住》就是在表達這樣一種感受吧,用它來紀念我們想留住的風景、人、事和時間。
三聯生活周刊:當時寫《我用什麼把你留住》,還有後來寫《玉珍》《蘭若度母》這樣的歌時,你們想過自己的聽眾是誰嗎?作品序列裡有沒有一個核心的主題?
福祿壽:當時歌做完,我們給媽媽聽了,她說,為什麼你們的歌這麼苦呢?為什麼有點沉重?可能很多人聽我們的歌都有這種感覺,也會覺得奇怪:你們沒經歷過什麼,為什麼這麼愁苦?其實,我們就是把自己思考的東西,想探究時間、探究人的意義的東西寫了出來。誰說精神上的、頭腦中的經歷不是一種經歷呢?我們的歌也是寫給那些年輕人的,他們可能也沒經歷過什麼太大的坎坷,但就是要考試了、失戀了,或者處在某種困境中。我們希望自己的歌不是那種一個人非常苦惱地蹲在路邊,我們能把他拉起來那種,而是希望那歌能和他一起坐下來,陪伴他。
三聯生活周刊:你們在《樂隊的夏天》上的很多歌都挺有爭議的,很多人覺得你們的音樂過於複雜,太滿了,有點過猶不及的意思。你們自己怎麼看這種評價?
福祿壽:這確實和我們的專業有關,你想,上學時我們研究、分析的都是古典樂、交響樂,一首大概都是20分鐘到40分鐘的長度。我們習慣了這樣的處理方式,現在要把那些內容塞進一首五分鐘的歌裡,聽起來一定是複雜的。這和我們掌握的技巧有關,但也是一種選擇吧,也有很多學院派做出來的東西非常簡單、直接。我們喜歡複雜,這是我們認知生活和生命的態度。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很多年輕創作者和你們一樣,都在和自己較勁,好像不太關心外部世界,也不那麼憤怒了。就像《樂隊的夏天》上有個樂評人評價別的年輕樂隊「不夠underground」。你們怎麼看這種說你們「不那麼搖滾」的觀點?
福祿壽:做出這樣評價的人可能是年紀大了。我們「90後」這撥人,就是沒受過太多苦,相較於反抗世界,更關心自己內心的感受。我們沒那麼憤怒,要是為了顯得搖滾,硬去反抗,去憤怒,大家也會覺得挺奇怪的,因為不知道這情緒從何而來。
雖然沒有物質上的苦,但精神上的苦悶狀態每個人都有。我們用更含蓄的方式來表達對時間的憤怒不可以嗎?為什麼要為痛苦設定一個界限,還要提供證據呢?看,必須要沒有錢吃飯才是苦,才能反抗和憤怒。我們這代人不是這樣的,沒有什麼事讓我們真的憤怒,也沒什麼事讓人特別高興,多數時候都處於這樣一個曖昧不清的狀態裡,而感受最深刻的可能還是孤獨吧。
我們的歌想陪伴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