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Lens WeLens
編者按
每年的五月，明星和導演們都會雲集坎城，這個最有特色的電影節之一。
在瘋狂的一周半時間裡，名家和新秀同場亮相，熱烈的喝彩與激烈的噓聲充斥著現場。
由於疫情的嚴峻，今年屬於坎城電影節的一切都沒有發生。
《紐約時報》特地採訪了世界各地的電影製作人，他們都與坎城有著淵源和故事，有很多想在此時訴說的話。
「看完《花樣年華》，
妻子和我沉默地走了10分鐘……
我們在海邊突然停了下來，
她抱著我嚎啕大哭」
亞歷桑德羅·剛薩雷斯·伊納裡圖
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
他在坎城電影節上的作品有：「Babel」（通天塔）。
去年出席坎城電影節的亞歷桑德羅（左三）
當我第一次參加坎城電影節，展映的電影是《愛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2000）。事實上，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電影節。因為預算緊張，我們決定住在離坎城25分鐘的一個小鎮上，那裡的房租要便宜得多。
《愛情是狗娘》
有一天，我在王家衛導演的新片《花樣年華》晚上七點放映前，受邀與其他導演一起拍攝宣傳片。我的妻子瑪利亞和我認為，在6點15坐計程車可以按時到指定地點。但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計程車已經超額預定了，儘管我和我的妻子分別身著燕尾服和高跟鞋長裙，我們除了跑著過去別無其他選擇。當時的室外溫度有95華氏度（35攝氏度），車輛都堵在了路上。當我們奔跑的時候，我的妻子脫下了她的高跟鞋，我也脫下了夾克衫，接著是領結，之後解開了一顆、兩顆、三顆紐扣。
我們在7點01分到達，我穿上了夾克，感受到汗水跑遍了我的全身。微笑！閃光！快門！閃光！歡呼！作為一名電影製作者，進入有著2000個座位有著盛名的影節宮（Palais Des Festivals, 坎城影展的重要會議地點），當時就像一個天主教男孩走進梵蒂岡。坐在最後面，在一個比我們大了40倍的屏幕上觀看了《花樣年華》。瑪利亞和我沉默地走了10分鐘（觀看電影之後）。我們在海邊突然停了下來，瑪利亞抱著我，靠著我的肩膀嚎啕大哭，而我也哭了。《花樣年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們深受感動。而也就是那一刻，提醒了我為什麼，即使在有些時候我們面對如此多愚蠢的困難，我還是想成為一名電影製作人。
梁朝偉憑藉《花樣年華》獲得坎城影帝
「第一次紅毯……
當我接受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
我體驗到了快樂。」
是枝裕和
Hirokazu Kore-eda
他在坎城電影節上的亮相始於2001年的《距離》，還有2018年的《小偷家族》。
我將永遠記得第一次走紅地毯的情景。那是2001年，我38歲。我對那一刻的記憶與驕傲、自尊甚至成就感都沒有關係。
如果說有什麼不得了，那就是我被震住了。
因為我親身體驗了電影的廣泛影響和豐富的歷史。當我接受了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和作為一名導演的不成熟，我體驗到了快樂。我意識到，雖然我只是一滴水，但我卻在電影這條浩浩蕩蕩的河流中流淌。我意識到自己與這個世界有著深刻的聯繫，這掩蓋了我在拍電影時經常經歷的孤獨。
「他們如今都走了……
把體溫和目光留給了年輕一代」
賈樟柯
Jia Zhangke
他是坎城電影節的常客，帶來了2013年的《天註定》）、2018年的《江湖兒女》和其他幾部影片。
2013年，我帶著自己的作品《天註定》參加第66屆坎城電影節。電影節每年會在電影宮外面用帳篷搭出一個巨大的「餐廳」，每天中午請一些來賓共進午餐。我英文水平欠佳，尤其聽力不足，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都覺得累。《天註定》首映前又收到了午餐的邀請，我打算禮貌性地去晃一下就儘快離開。
我看福茂、李安導演和一個坐輪椅的人圍在一起聊天，和他們打了個招呼，就一個人走到外面的海灘邊，獨自坐下來抽菸。不一會兒，李安導演的助手過來叫我，讓我進去一下。我進了帳篷，走到李安身邊再次和大家問好。李安看著坐輪椅的人說：小賈，貝託魯奇導演想和你聊幾句。我睜大了眼睛，下意識地喊出來：「啊，他是老貝啊！」
這不是不恭。因為貝託魯奇在中國拍攝過《末代皇帝》，中國的電影工作者用中國人的方式稱呼「老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我這才意識到電影史上讓我尊敬的人物就在眼前。
貝託魯奇導演握著我的手，開始說話。我用目光向李安導演求助，李安開始幫助我翻譯。貝託魯奇說：「怎樣能看到《無用》？你的電影我就這一部還沒有看過。」我連忙說：「我給您寄個DVD吧。」一陣忙亂，有人拿來紙和筆，貝託魯奇導演留下了他的聯繫方法。
《無用》在我的作品序列裡面並不是太受關注的一部，我很驚訝貝託魯奇導演知道它的存在。作為前輩，他不吝表達對晚輩的鼓勵。自己的創作被他關注著，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鼓舞人心了。
坎城就是這樣一個充滿奇遇的地方，不僅是與那些嶄新的電影相遇，也是人與人的相遇。2008年，《二十四城記》坎城新聞發布會的時候，阿巴斯導演站在門口看著我，我走過去，他給了我一個深深的擁抱。我們兩個什麼都沒有說，他轉身離去，留下了他的的體溫，溫暖著我。2015年，《山河故人》Photo call時，阿涅斯·瓦爾達導演在幾十臺相機面前突然徑直走了過來，一隻手拉著我，一隻手拉著趙濤。她的視線一直看著我倆，目光中有一種外祖母般的溺愛。貝託魯奇、阿巴斯、阿涅斯·瓦爾達如今都走了，但在坎城電影節，他們把自己的體溫和目光留給了年輕一代。我們從中吸取力量，活著，拍攝著。
「沒有人和他們說一句話，
世界上所有的燈光都在閃爍」
阿貝爾·費拉拉
Abel Ferrara
他的《壞中尉》（1992）、《異形基地》（1993）和《絕色驚狂》（1997）都曾在坎城電影節上展映
《異形基地》首映的那天晚上，我做好了一切準備，就在我從酒店步行五分鐘到皇宮酒店的五分鐘裡，就剩沒有系領帶了。結果沒有合適的領帶。我嚇壞了。當時我妻子對任何領帶都不太滿意，公關人員求我別系領帶：「你是導演，你不需要領帶。」但我當時如此「上頭」，便有了個絕妙的主意。我打電話給客房服務部，告訴服務員我需要他的領結，會給他50美元。他拒絕了，後來我又加了50法郎給他，直到午夜，我終於用上了這條領帶。我們整整遲到了5分鐘才到達紅地毯，對負責人來說，這相當於在敬禮時掐死戴高樂將軍。
《絕色驚狂》劇照
回到《絕色驚狂》（The Blackout）的展映時刻。「這部電影並不參與競爭，但因為有丹尼斯·霍珀 （Dennis Hopper）、碧翠斯·黛爾（Beatrice Dalle） 和克勞迪亞·席弗 （Claudia Schiffer）參演，所以我們準備進行一場特別的非競賽放映。
我在那裡待的時間很充裕，穿著整齊，沒系領帶，等著我們的演員。我聽到我們的公關人員（拿著兩個手機）重複說，「好吧，碧翠斯還在浴室裡，好吧，她拒絕出來，」然後從另一個電話裡說，「在克勞迪亞剛把把鞋子脫下了後，終於又穿上了。」45分鐘後，比碧翠斯和克勞迪亞到了。沒有人對比碧翠斯或克勞迪亞說過一句話，他們在地毯上昂首闊步地走著，世界上所有的燈光都在閃爍。
「我看到了法斯賓德在點餐，
我是他的超級粉絲，
但從來不敢接近他」
奧利維耶•阿薩亞斯
Olivier Assayas
他的坎城參展電影包括2016年的《私人採購員》(Personal Shopper)和2014年的《錫爾斯瑪利亞》(Clouds of Sils Maria)。
Q：您對坎城有什麼特別的記憶或軼事嗎？
A：1977年，我第一次去那裡，和我的朋友、已故電影製作人勞倫特·佩蘭 (Laurent Perrin) 一起。我們住在他母親的別墅裡，離坎城只有20多英裡。我們通常早上搭便車去參加節日，晚上很晚才回來。我記得看到法斯賓德（我是他的超級粉絲，但從來不敢接近他）穿著全套皮衣在小卡爾頓咖啡館 (Le Petit Carlton) 點餐。
Q：您這段時間在做些什麼？看什麼電影以及閱讀什麼書目呢？
A：我住在鄉下，家裡的房子激發了《夏日時光》 （Summer Hours） 的靈感（不要幻想它，它確實很棒，但電影裡的房子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和我10歲的女兒薇琪（Viki）一起被關在這裡。因此，我是一名兼職教師，至少到5月中旬，學校可能會重新開學。
這些天我在為A24系列寫劇本，基於我1996年的作品《迷離劫》（Irma Vep）。「它讓我保持忙碌，我發現它非常令人激動，甚至令人興奮，因為它有滑稽的快餐元素，這也關乎今天的電影狀態。」
1960年的坎城海灘
「我們需要相信
電影拯救了我們失去的生活。
沒有坎城的一年是貧瘠的一年，
是一種無法安慰的缺憾。」
克裡斯託夫•奧諾雷
Christophe Honoré
他的坎城電影包括《喜歡，輕吻，快跑》(2018)。
我的生日在四月。那時候，巴黎經常有傳言說，一些電影可能會在坎城電影節上映。對我來說，春天總是與逃避時間和繁榮的電影聯繫在一起。我在生活中失去的，在電影院得到。十幾歲的時候，我從布列塔尼那裡夢想著這些電影，它們似乎是法國南部最美麗的生活。後來，當我成為一名電影製作人時，我經歷了坎城電影節上精彩而又令人遺憾的冒險。
今年，在我巴黎的陽臺上，如果有一兩部電影的片名能讓我耳根一顫，那微弱的聲音就會讓我想起墓志銘。我不想說，沒有坎城，它們就成了死氣沉沉的電影，但它們會錯過一些東西。它們被剝奪了夢幻般問世的權利。他們被剝奪了可能的蛻變。不是所有的電影都想要童話般的命運，但是觀眾需要這些傳奇故事繼續下去，我們需要相信電影拯救了我們失去的生活。沒有坎城的一年是貧瘠的一年。沒有必要否認。這是一個空洞，一種空虛，一種無法安慰的缺憾。
「哦，也許我們找到了什麼，
但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阿斯弗•卡帕迪爾
Asif Kapadia
他已經在電影節上展示了兩部電影，包括2015年《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紀錄片。
如果你幸運的話，你會有一個黃金時刻。對我來說，是「艾米」，我們帶著這部電影踏上這段奇妙旅程的開始。和人群在一起，和房間裡的情緒在一起。那是一個很晚的放映，大概在凌晨3點左右結束，然後走到黑暗中，在街上遊蕩，然後看到好評如潮。你會想「哦，也許我們找到了什麼」，但你並不知道那是什麼。
對我來說，這個階段比頒獎季結束時更令人興奮。這就變成了一件苦差事。這事關電影。這是一個觀眾在街區周圍排隊、乞求入場門票的故事。你面對的是一個真正熱愛電影和文化，並將其視為高雅藝術的國家。那麼，如果你喜歡電影，為什麼不願意去體驗和分享呢？如果你足夠幸運，為什麼不願意在那裡有自己的工作呢？
1946年，坎城電影節
「在坎城，警察局長也是電影迷」
本尼·薩弗迪
Benny Safdie
2017年，他與哥哥約書亞共同執導的《好時光》」Good Time」，入選了坎城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那是2008年，我有一部短片在坎城電影節的導演雙周單元（The Directors』Fortnight，坎城的一個單元）放映。我當時很著急，我的朋友讓我坐在摩託車後座，但我沒有頭盔，這兩種行為在坎城都是違法的。我預測這段路程很短，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但我們立即被一位警官攔下。
在紅樓梯的頂端：本尼，約書亞，影星Buddy Duress，Robert Pattinson 和Taliah Webste。
在警察局，警察局長 Jean-Marie Beulaygu 想見我，想和我一起喝杯咖啡。我很震驚，問他為什麼。「因為你是一個電影製作人！」他興奮地說。
在坎城，警察局長也可能是一個電影迷，我這樣想。
告別之後，局長讓我保證，如果我再到鎮上來，一定要來向他問好。我笑著同意了，當時我有幾乎百分之百的肯定，認為我再也不會回來了。
令我驚訝的是，第二年我和哥哥又回到了坎城。更瘋狂的是，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去做什麼事。當我們從一個會場跑到另一個會場的時候，我接到了來自我們法國製片人的一個瘋狂的電話。「剛有兩個警察來家裡找你。」我讓他先冷靜下來，然後去了警察局。Jean-Marie臉上帶著燦爛的笑容走了出來，說道：「歡迎回來！」
《好時光》劇照
快進到2017年。約書亞和我又去了坎城，這次我們的作品是在主競賽單元。我不想讓警察搜查，所以我直接去警察局向我的朋友問好。令我驚訝的是，沒有人知道我說的人是誰。我給他們看了一張照片，告訴他們他 Jean-Marie 的名字......依舊沒有任何的回應。我走回克魯瓦塞特大道，開始懷疑我自己對這一切的記憶。當情緒達到最低點時，我聽到導演雙周總部有人在喊叫。是 Jean-Marie！原來他說自己多年前就退休了，現在在坎城電影節工作！他笑著把我拖進大樓，（對著其他工作人員喊道）「看！我們真的彼此認識！」原來他一直在對那裡的工作人員講述著同樣一段故事，始終沒有人相信他。
這是我們2008年一起拍的照片。
「有什麼事情可以與在地中海岸邊觀看
251分鐘版的《美國往事》相提並論的？」
韋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
2012年，他帶著他的作品《月升王國》（Moonrise Kingdom）來到了坎城。
Q：您對坎城有什麼特別的記憶或軼事嗎？
A：我只去過一次坎城電影節。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與在地中海岸邊觀看251分鐘珍藏版的《美國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所相提並論的？
《月升王國》劇組在坎城
Q：您這段時間在做些什麼？看什麼電影以及閱讀什麼書目呢？
A：我有一個4歲的女兒，所以，像許多人一樣，我現在是個業餘的家庭教師。我讀到的很多東西都與古埃及、恐龍、昆蟲和亞馬遜雨林有關：還有帕特裡夏·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埃爾摩·倫納德（Elmore Leonard）和一本關於瘟疫的書。我們每天晚上都看一部電影。我們最近喜歡在晚上看的一些作品是:《寂寞芳心》（Alice Adams）、《擊敗魔鬼》（Beat the Devil）、《沒有什麼永垂不朽》（Nothing Sacred）、《為所應為》（Do the Right Thing）、《歸途路迢迢》（The Long Voyage Home）、《近松物語》（A Story From Chikamatsu）、《極樂大餐》（La Grande Bouffe）、《深情的朋友》（The Passionate Friends）、《撒哈拉六號基地》（Station Six-Sahara）、《好萊塢的價值》（What Price Hollywood）、《殺機》（Winter Kills）。
1950年，坎城的追星族們
「有新觀眾一起看一部老電影，
真是太好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伊斯特伍德是坎城電影節的寵兒，曾五次入圍主競賽單元。2009年，他獲得了終身成就獎金棕櫚獎。
我去過好幾次坎城電影節了。幾年前，他們舉辦了《不可饒恕》（Unforgiven）上映25周年的紀念活動，那是我最後一次去那裡。有新觀眾一起觀看一部老電影，真是太好了。
《不可饒恕》
我已經好幾年沒看過這部電影了，所以我對看這部電影很感興趣。它在很多時候能夠支撐你。有時候你會想，只要我一直在做，就會琢磨到底這一切是為了什麼。但是當你看到這些的時候，很多東西（原本遺忘的東西）會重新回到你的腦海中。
「東木老爺子」 1985年在坎城，「第一次去令人頭暈目眩」。
「我們真的想生活在
這樣一個偏執的世界裡嗎？」
讓•皮埃爾•達內 & 呂克•達內
Jean-Pierre Dardenne & Luc Dardenne
他們在坎城電影節上的電影包括《羅塞塔》（1999）和《兩天一夜》（2014）。
對於每個熱愛電影的人來說，可能會想念一些東西。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的損失，因為坎城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的第二故鄉，這個地方歡迎我們的電影並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們希望明年能回來，由斯派克·李 (Spike Lee) 擔任評委會主席（這是今年的計劃）。在我們等待2021年5月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利用這段時間來反思我們的工作、電影及其在社會中的作用。
有人說，電影的未來在於流媒體平臺的私人空間。據推測，證明這一點的證據，就是在隔離期間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平臺。但這種增長難道不只是證明了，流媒體符合一個被封鎖的社會的需求嗎？真正的社會生活已經從這個封閉的社會中消失了。我們真的想生活在這樣一個偏執的世界裡嗎？我們這些社會性的人難道不是渴望在公共空間裡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嗎？尤其是在電影院，我們一起在比我們更大的屏幕上看電影，然後聚在咖啡館和餐館裡談論我們所看到的東西。難道這不應該讓我們警醒起來，要求我們的領導人創造並擴大健康、教育和文化的基本權利嗎？我們也許正處於一種新的團結曙光裡。我們需要它。
1980年的坎城，人們圍住一個模特
「電影行業正處在危機之中，
疫情將迫使我們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阿諾·戴普勒尚
Arnaud Desplechin
他已經有六部電影參加了主競賽單元的角逐，包括2008年的《屬於我們的聖誕節》。
對我來說，談論坎城總是很困難，即使我去過那裡很多次。我們知道，電影觀眾觀看電影的方式，正在發生一場巨大的革命。我們知道蒂耶裡·福茂（Thierry Frémaux）的立場，他拒絕了Netflix製作的電影，而威尼斯則接受了精彩的《羅馬》 (Roma)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正處於電影行業的危機之中，而疫情將迫使我們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危機將迫使我們重新創造新的形式、新的聯繫和新的形態。我們不能繼續這樣想下去，好吧，我們可以再這樣堅持一年，一年。不，這是荒謬的。坎城沒有《羅馬》是荒謬的，因為它是今年最好的電影。它屬於坎城，你知道嗎？
《羅馬》在報名坎城時遭到了拒絕，因為它是由視頻流媒體網站Netflix出品。後來，它轉戰威尼斯，獲得了最高獎。
「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五月，
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
克萊爾·丹尼斯
Claire Denis
她創作過許多坎城參賽的電影，包括她的處女作《巧克力》(Chocolat, 1988)
無論我去不去，在這次疫情之前的坎城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溫暖的春天。即使我不去，我也總能知道參賽影片的名單。我看報紙。如果我不在那裡，我也總是會去閱讀相關文章。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五月，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
鞏俐和張國榮在坎城海灘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3/movies/cannes-filmmaker-memorie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原標題：《「沒有坎城電影節的五月，我還從來沒有經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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