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書法在南渡後的復興和意義的彰顯，不僅僅是書壇本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政治的推助。由于靖康之難的國破之變和建炎南渡的顛沛流離之苦，士人的身心情感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文化藝術領域內的變局。人文環境和氣氛的變化對蘇軾書法的接受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一、「崇蘇」風氣與蘇軾書法的傳播與接受
蘇軾本人在南宋受到無以復加的推崇，這與帝王的政治需求不無關係。《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了宋高宗與時臣範仲臣(負責修編神宗、哲宗兩朝實錄)的一段對話:「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極是，朕最愛元祐。」連天子都表明自己的態度，朝野上下豈能不效從。因此「最愛元祐」成為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治旨歸。其實「最愛元祐」政治指向的形成，並不是高宗的一時興起，而是由於新舊黨歷經幾十年的反覆激烈鬥爭，士人在新舊兩黨之間掙扎徘徊，思想處於極度的茫然苦悶狀態，急需一種安撫人心的政治指心力;另一方面，人們把王安石、蔡京等看成是一脈相承的新黨集團，並且認為北宋的滅亡，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新學」被認為是中原淪陷的原因。反之，以「蘇學」為代表的元祐之學得到極大的推崇與盛行。由於高宗的推波助瀾，文化領域內頓時掀起一股「崇蘇」熱潮。李日華《六研齋三筆》卷三載:宋思陵(高宗)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筆法渾厚純美……。竹懶曰:「思陵極愛蘇公文詞，力購全集，刻之禁中。此二詩應所熟誦而出之筆端者，且坡語二物皆北產而移之南土，遂而蕃茂。時當紹興南遷之初，尤所感而欣然也。」
趙昱《南宋雜事詩》也記載:「風騷散佚罕流傳，力購開雕讀御前。空廢元嘉詩禁密，紛紛箋釋鬥新編。」此昭示了「元祐學術」解禁以後民間崇尚蘇軾文辭的盛況。高宗之後的孝宗對蘇軾的推崇更是不遺餘力。乾道九年(1173)，孝宗不惜帝王之尊為蘇軾作《蘇文忠公贈太師制》。
對其人其學的推崇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不可奪者嶤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可以看出，孝宗對蘇軾的推崇主要在兩方面:一是他的文章才學，二是他的忠義氣節。這也成為南宋士人欽慕和評價蘇軾的出發點。毋庸諱言，在上行下效的「崇蘇」風氣下，士人對蘇軾其人其文的追捧和學習頗有趨時和功利之色彩。
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蘇文儼然已成為士人階登龍門、博取功名的敲門磚，誠如羅大經所言:「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隨著帝王的推崇和渲染，士人對蘇軾的崇拜從單純地學習蘇文逐漸走向造像膜拜的地步。
如徐鹿卿《史君贈所臨蜀本三蘇入京圖詩以謝之》:「岷峨一氣鍾三傑，歐富諸公知異材。後百餘年拜遺像，凜然高節尚崔嵬。」楊王休守鎮江，「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賢繪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陸遊《玉局觀拜東坡先生海外畫像》說:「整衣拜遺像，於古尊正統。」在頂禮膜拜中，蘇軾已非原來的蘇軾，他已被狂熱膜拜者追奉為「千古尊正統」的「神明」。
蘇軾一旦被推至百世之師的尊位，其文學、藝術作品也會隨之被賦予典範的意義，如蘇文被奉為科舉考試之圭臬;蘇詩則形成後來以蘇黃為領袖的「江西詩派」;蘇詞被蘇派傳人繼承而形成了「豪放詞派」。蘇軾的書法被競相學習的風氣亦不難想像。所以，探討蘇軾書法在南宋的傳播與接受，不能忽視籠罩在蘇軾身上的政治、文化光環的巨大影響力。
二、理學影響與蘇軾書法的傳播與接受
宋代理學是以儒家為本位，同時與佛、道思想相結合，偏重於闡釋義理，研究心性之學。理學家們強調封建道德觀念，注重道德修身，故他們一方面對文藝表示輕視態度，認為妨礙學道;另一方面又重視文藝所淵源的這個「道」，主張文道合一，藝從道出，將藝術納入到倫理規範之內，重在藝術成就的高低根植於人的道德修養的程度高低。
南宋時，理學盛極一時(特別在孝宗至寧宗朝期間)，此時國難瀰漫，理學家們的追求目標發生了變化，因「外王」成為泡影，只好徹底走向「內聖」之境，故理學家修身律己，培養道德人格，尤其崇尚個人名節。
在理學家的思想體系中，文藝的主要功能在於弘揚儒家正道，認為文字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休戚相關。朱熹雲:「神宗皇帝稽古立法，以教宗子，此萬世之大慮也。蘇公發明其意，以字德麟，所以望之，豈淺淺哉?今趙君善希能得此帖而珍藏之，則亦有意於此矣。
尚其勉旃，無為徒玩其華藻而已。」他認為，東坡寫字給趙德麟以及趙氏珍藏東坡字都是為了昭明帝王所立之法，並非是玩賞其書法藝術。理學家著重強調文字所擔負的社會政治功能，卻輕視了文字所體現出的書法審美價值，對蘇字的推崇更在於其所承載的儒家之「道」。
大凡理學家對蘇軾書法都持有相同觀點。魏了翁(1178—1237)為南宋理學名臣，亦是書法家，他的學問以「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根植於程張理學，而文章則源於歐陽修與蘇軾。其論書也以人的道德品行為上，評蘇軾書帖雲:「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他用道統觀念來闡述書法，以為其書之高妙出於蘇公「英姿傑氣」，並非筆墨所能賦予，這與他理學家的身份密切相關，蘇軾「忠君愛國、學優則仕、謹守儒家教義」的人格形象是理學家所仰慕之處，故他總是以「作書如其為人」的論書準則來闡釋蘇軾書法。
張栻(1133—1180)，字敬夫，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縣)人，中興名相張浚之子，幼承家學，既長，從師南嶽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潛心理學，其學自成一派，與朱熹、呂祖謙齊名，時稱「東南三賢」。張南軒對蘇軾書法感嘆曰:「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
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匯徵，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
範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真可畏而仰焉。」張栻作為與朱熹同時期的理學家，他十分崇揚封建綱常倫理和禮法秩序，為學主張「明理居靜」，重視人的立身品節，故於論書亦十分關注書者的道德品行。此段對蘇書的評價，幾乎所有的筆墨都是對蘇軾立朝剛正不阿、直言讜論的政治生平的描述，論述之中透露出對其人格氣節的極其欽佩，並認為這種忠義之氣鮮明地流露於書作之中。
南宋書學在國家巨變中充滿了慷慨的道德感，這種向儒家道德觀念靠攏的過程受到了整個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理學家把書家的倫理道德作為品評書法的首要標準，因此，在理學大行的南宋，蘇軾書法的傳播功效與理學的影響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繫。
三、收藏、刻帖與蘇軾書法的傳播與接受
靖康之難對士人的衝擊，不僅表現為對中原淪陷的悲哀和憤慨，也隨之產生了對北宋文化驟然消亡的危機感。因此，南渡以來，士人多竭力保護故國文物和推崇中原文化。「尊蘇」現象的生成與熾熱，可以說是南宋人對於北宋文化傳統的眷念和緬懷、保護和繼承。由於黨禁迫害和中原失守，蘇軾著作遭到嚴重損失，故南宋更加重視對蘇軾著作的保存，並通過整理、刊刻及研究使蘇軾之學得到發揚。
除文學著作外，蘇軾墨跡更為南宋人所珍重。宋高宗詔求天下遺書及前人書畫，有記載其得蘇書臨本於報恩寺一事:「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士人對蘇軾書跡不忍毀棄，乃千方百計地保存。
南宋世人對蘇軾墨跡的收藏不遺餘力且引以為榮。以嶽家為例，嶽飛甚愛蘇軾書法，嶽珂評其祖父，曰:「先君述先生之遺意，喜收坡帖。」從嶽飛至其孫嶽珂，所收藏蘇書頗多，嶽珂《寶真齋法書贊》卷12中所載蘇軾遺墨共二十九帖，有來自祖輩藏之，有從其他收藏人士處所得，亦有購買所得。嶽珂十分重視對蘇軾書法的收藏且視如珍寶，如他於無錫得東坡《金丹帖》後，不甚喜悅，跋曰:「予平生藏先生帖，清逸真妙，惟此為最。
目閱諸藏書家帖字半世矣，亦未有一紙可與此帖並者。瓣香之敬，情事固應爾耳。」他認為東坡此帖無人可媲美。後又購得蘇軾《大字詩帖》，因蘇軾大字難求，故倍感珍愛，讚譽曰:「小字鵠引騫而翔，大字虎臥靖且壯。我藏遺帖雖盈箱，尚嘆鉅刻無滌黃。誰憐神物開混茫，想見醉墨猶淋浪。此題要補束皙亡，更恐有詩書雪堂。」
不僅嶽珂如此，宋宗室趙與懃曾與嶽珂一起訪書畫，蘇軾名帖《前後赤壁賦》就在其所藏墨跡內。其實，對蘇軾遺墨的收藏以及題跋到處可見，在多數情況下此乃南宋士人對北宋文化的一種追思和有感文化失落的一種精神寄託。南宋學者陳傅良《跋東坡與章子厚書》道此心聲:「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
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為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為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借蘇軾之帖抒發自己的亡國之痛，蘇軾遺帖的背後深藏著士人割捨不掉的故國文化的情結，收藏蘇軾遺墨也有重拾故國文化的意義。
宋代刻帖盛行，對書法藝術的保存和流布影響深遠。《鬱孤臺法帖》為南宋聶子述於紹定元年(1228)八月摹勒。所收大都為宋一流書家作品，有蘇軾、蔡襄、李建中、黃庭堅、宋徽宗等，而以蘇、黃為主，作品皆為傳世稀見之作。所刻詩文內容也多為現存蘇軾詩集、文集所未收，對於研究校注唐宋詩文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且摹刻精工，捶拓細緻，微妙傳神，可稱「天下真跡一等」，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
《鬱孤臺法帖》在文獻方面的價值也十分突出。特別是東坡的詩文，不但與今本有文字異同，更有不少為今本所無。這些異文和佚文，對於進一步研究東坡的文學創作、更加深入地了解東坡的文學成就，都具有極高的價值。法帖中收錄蘇軾作品共二十件，部分有蘇軾署名。
斷代匯帖中，《鳳墅帖》刻成於南宋嘉熙、淳祐間，置于吉州鳳山書院，摹刻者是南宋有名的收藏家和鑑賞家曾宏父，《鳳墅帖》久已散佚，只有殘本傳世，但《石刻鋪敘》記載了帖的總目及其作者，使人們得以了解帖的固有規模和大致面貌。《鳳墅帖》二十卷皆刻宋人書，其中「七則蔡忠惠暨蘇帖，八則蘇門諸賢帖，九則歐陽文忠唐三宗贊稿、司馬文正議百官表、蘇東坡翰苑制稿」。
蘇軾書法個人集帖有《東坡蘇公帖》三十卷(又名《西樓蘇帖》、《西樓帖》)，乾道四年(1168)汪應辰輯刻於成都府治，置於西樓下。陸遊《渭南文集》中著錄《跋東坡帖》:「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呂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
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帖中有汪應辰題記:「右東坡蘇公帖三十卷，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不復銓次也。」汪氏題記傳達了一個信息，就是全帖在刻之前並無完整的體例，也無標目，只是每訪得一帖就將以入石，隨得隨刻，正好湊齊三十卷。汪氏此舉看似有些不合常理，其實不然。一方面，蘇軾書跡由於黨禁等原因，相應流傳較少，搜訪不易;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汪氏當時一心傳播蘇軾書法，以求全為宗旨，所以才會「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而不在乎是否將其編排次序。
從汪應辰搜訪蘇軾遺墨，將書跡摹刻上石，再至其墨拓成帖，整個過程的繁瑣和精力的消耗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於汪氏來說，唯有如此才得以將東坡文化精神保存，才能實現東坡文藝傳播的願望。另外有《東坡法帖》十卷，成於乾道九年(1167)前，何時何人所輯刻不詳，亦置於西樓下。《渭南文集》卷二八《跋東坡帖》:「此碑，蓋所謂橫石小字者邪?頃又嘗見豎石本，字亦不絕大，數簡行筆，尤奇妙可貴，與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頗相甲乙也。
紹煕甲寅十月二十三日，務觀題。」《東坡書髓》一卷，是乾道九年前後，陸遊擇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中「尤奇逸者」編輯之，《跋東坡書髄》: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十編，號東坡書髄。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窗手記。陸遊對蘇軾書法的喜愛更是不遺餘力，甚至三十年間不曾「釋手」。
他尤其欣賞蘇軾書作中「奇逸」者，將其編成，至脫敗後再裝緝，足以證明他對蘇軾書法的珍愛與保存。此外，還有一些刊刻的情況散見於文獻記載，如周必大(1126—1204)就蘇軾《代張文定公上書》跋:「真跡今藏會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
總結
可見，蘇軾書法在南宋摹刻之盛。不管是書跡的收藏，抑或墨跡的刊刻，對蘇軾書法的傳播與發揚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參考文獻: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東坡法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