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奧斯維辛最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人，萊維的文字具有一種與其他受難者不同的特質，他秉持一種化學家的冷靜與節制書寫記憶，同時，又如菲利普·羅斯所說，「本該充滿悼念情緒和無盡的絕望，反而充滿活力」。他的文字，讓人們更理性地思考人性。1961—1987年間，普裡莫·萊維接受了不計其數的採訪。本書兩位編者精選了其中36篇採訪，編錄成這本《記憶之聲》。今天帶來的是羅伯特戈登寫的前言，在他看來，在漫長的時間中，萊維一直帶著平易的節制、智慧和堅持用寫作、演講來表達那些無法承受的事件。
《記憶之聲：萊維訪談錄（1961-1987）》 文 | 羅伯特戈登現在，普裡莫·萊維在我們這個世紀被公認是至為重要的作家。他的兩部關於納粹大屠殺[1]的主要的作品—《這是不是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1947；英譯本標題是If this is a man）是對他在奧斯維辛的「深淵之底」的11個月的節制卻灼人的記錄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1986；英譯本標題是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這部隨筆集重新面對了40年來那場事件中道德和歷史的兩難困境，以及對那場事件的回憶—就像是對上世紀最黑暗的歷史時刻的人道主義沉思的兩根支柱。確實，難以想像還有另外一個具有如此高度的作家，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中一直在帶著如此平易的節制、智慧和堅持用寫作、演講來表達那些無法承受的事件。
萊維對義大利的閱讀群體的巨大影響—也許甚至可以說他對英語世界的影響更大—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有時甚至是頗有爭議地被闡述。對很多人而言，他行文中的清晰透徹，還有那種坦然的直接是他的魅力所在，而對另外一部分人而言，是他相當模糊的「非猶太人的猶太人」（用他自己的話說）身份能讓他成為溝通「猶太」大屠殺和更寬廣的旁觀世界的橋梁。然而，隨著義大利國內最近對他的作品全集日益關注—以馬可·貝波裡蒂的工作為首所顯示的[2]，這兩種解釋都不足以說明他的寫作的力量和其產生的持續共鳴。存在著另一個萊維，那個和別人為他設定的鎮定的聖人形象不符的萊維，那個萊維更加複雜、更加憂慮、更為多元，也帶著更多的矛盾性，因此也更為豐富，能給人帶來更多教益。至少，萊維身上的多重的身份和聲音理應對我們理解他至關重要。這本訪談集向我們呈現了他身上另外的那些身份和角色，這些滲透進他的作品中，並構建了這個我們如此仰慕、洗耳聆聽的人。
我首先會將萊維定義成一個寫作、談論集中營的人。我們可以用寫作和演講這樣簡單的組合來概括這本集子的目的。正如馬可·貝波裡蒂在後文的《我是一頭半人馬》一文中所寫，萊維作為作家的事業或者職業（Métier），本身是他的工業化學家的主要事業的補充，和他身為對話者的第三種職業一直保持平行，並最終交叉。受訪者萊維是萊維對話者生涯的一部分，一個被記錄下來的部分。
正如萊維在《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一書中所寫的，倖存者可以被歸結為兩大類：那些開口的和那些保持沉默的[3]。這兩種角色都不是人們主動選擇的，他說；這兩種角色都有精神病理學的推動。但他從集中營回到家時，那種要開口的衝動蓋過了恐懼—這種恐懼是他和他的集中營難友們所共享的，他們恐懼沒有人會聽他們必須開口講出來的一切。當在1982年的一次採訪中，兩位口述歷史學家對他提到他們採訪過幾位只有到現在才選擇開口說話的倖存者，萊維在某種程度上對此表示懷疑：
萊維：……但至於埃萊娜·雷克納提（Elena Recanati）或者娜塔利亞·泰代斯基（Natalia Tedeschi）為何選擇到今天才發聲，肯定是因為人們到今天才發現她們。她們之前是否曾經拒絕過發言？確實，在他於1945年10月回到都靈後的幾個月裡，萊維根本沒有經歷這種困難，萊維會對所有願意聆聽他的人將自己的故事傾瀉一空—無論是朋友們、家人、火車或電車上的陌生人，無論是在辦公室裡還是在家裡。考慮到他後來是如此謹慎、克制地選擇傾訴對象（比如說，在本書最後一部分他評價自己從不和自己的孩子討論這些），這一點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到了某個時候，這些故事會被寫下來，匯集成《這是不是個人》。對萊維而言，從一開始，寫作和對話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他的作品的第一個階段，當人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對種族大屠殺的共同思考還沒有被奠定時，他的故事背後的道德驅動是沉默的，雖然人們逐漸看到萊維作為一位敏感的倫理學者的價值。萊維是那些被遣返回國之後開始演講或者寫作—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裡—的眾人中的一員；但他和其他人一樣，一開始是想讓自己內心的幽靈平息下來，並且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記錄，而非號召大家進行道德的追問。因此會有《這是不是個人》前言詩歌《施瑪篇》（「Shema」）當中那段有力但簡潔的祈使句：「請你們凝神沉思一番」。這首詩歌在一些地方和希伯來語的祈禱詞有一些共同點—詩歌也是因此得名，尤其體現在它的儀式性的口頭表達，以及詞語會反覆的訓詞上（正如萊維所解釋的）：「當你們待在家裡，或正要走出家門時/當你們正要躺下或正要起身時……」在那幾個月裡，萊維自己對集中營的談論在某種程度上和這種口頭表達有很多共同點，不僅令人敬畏，同時也帶著一種莊嚴肅穆，正如每一篇「唱誦」不僅重申了那次創傷，同時也治癒了它。
無論如何，《施瑪篇》和《這是不是個人》中的聲音都埋藏了萊維的寫作和對話逐漸具備的道德或者倫理轉向的線索。比如說，在《這是不是個人》一書的前言中，他對自己的任務有過這段著名的描述：「對人性的某些方面進行冷靜的探討」。當20世紀50年代中期，萊維找到了一個公共舞臺的時候，這一點也變得更加明顯。在本書收錄的一次採訪當中，他暗示道他重新投身寫作—也即正在1958年完成了《這是不是個人》的第二版，還有後續的《休戰》（1963）—實際上是被他新發現的公共演講和公共對話的新職業所激發的：
1955年，為了紀念集中營解放十周年，他們在都靈等地組織了一些和流放有關的攝影展。直到那個時候，我對在公眾場合講話仍然非常恐懼。在「二戰」期間，以及種族法實施的那些年間，我是都靈的一個規模很小的猶太青年組織的成員，那個組織的任務就是要證明《聖經》與法西斯主義是如何不相容……因為當時除非有警察批准的執照，任何形式的協會都是被禁止的，我們每次開會都有一個當地的警察在場：可憐的人，他坐在角落裡，一個詞都聽不懂，抽著他的菸斗，讀報紙或者打瞌睡。再一次地，對話和寫作交叉了。這時候，萊維的對話已經不再是精神病理學化的，而是更加道德化的；對話也不再是一種私人的交談，而更加公共化、「市民化」。它成了一種對話，而不是獨白；它成了一種回應，而不只是儀式性的重複。在他對和他進行對話的那些熱情的「年輕人」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他的事業的這個新階段—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被選入義大利的課本之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學生們。萊維在學校裡、會議上或公開集會上發表的演講大概有上百次。他會重複自己的故事，但同時也會回答問題，並和他的觀眾互動。這種交流，從表面來看，和記錄、歷史以及寫下的文字也並沒有太多關聯，而且事實上，這些交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記錄下來或者被轉錄（整理）成文字。但在這些年裡，萊維成了一個比較專業的，甚至是一個成熟的對話者。他逐漸開始獲得了—部分是通過一種區別於《施瑪篇》的禮拜式重複的富含變化的重複—他在節制的書面語和口頭語之間達到的一種平衡，馬可·貝波裡蒂在後文他對萊維的語言的研究中，也準確描述了這一點。萊維的口頭語言就像他的書面語言，而他的書面語言也就像他的口頭語言，他帶著一種感情和語法的明晰，會讓他的讀者和聽眾們與他進行專注、帶著沉思的交流。
萊維的身為對話者的事業的前兩個階段 —首先，對話作為一種創傷；其次，對話是為了教育和交流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本書編選的萊維的個人背景。萊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只有些零星的對談，在80年代對談數量經歷了爆發性的增長，萊維的談話逐漸以雜誌或者報紙，抑或廣播電視採訪的形式來完成。萊維一直用他寫作中常帶有的那種諷刺性的準確來評估這新的交流方式。也許對其最重要的思考體現在他的「自我採訪」中，那段採訪最早刊登在1976年的《新聞報》（La Stampa）上，後以一個更長的版本被用作新版《這是不是個人》的《後記》［見本書《自我採訪：〈這是不是個人〉後記》（1976）］。在那篇自我採訪裡，他篩選了20年來人們向他提出的關於集中營的問題—主要是由一些在校學生提出來的—並自問自答了一些最為重要的問題：關於「最終解決方案」，關於德國和德國人，關於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三個不為人所知的角落—萊維在其中用他標誌性的歡快的變調和模仿揶揄了採訪這種形式。首先是他在1968年接受《共同訪談》（Intervista aziendale）廣播節目的短暫採訪，這次採訪中實驗導演卡洛·誇爾圖齊（Carlo Quartucci） 闡釋了萊維的一個想法，萊維的設想中會有一段對工廠工人們紀錄片風格的採訪，這段採訪將揭示拉馬克主義者（Lamarckian）[4]對工業的反烏託邦立場，那裡的工人在工廠裡使用的技能都是遺傳自他們的父母。其次，也有一系列對動物進行的模擬報紙採訪—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萊維為《蒼鷺》雜誌（L』Airone）完成了五篇這樣的採訪。最後，在《故事和散文集》（Racconti e saggi；英譯本標題是The Mirror Maker，即《制鏡者》）中有一篇故事就叫《採訪》（L』intervista），故事中一位在搜集地球信息資料的天外編年史學家採訪了剛下夜班的主人公埃利奧[5]。這三個例子都反映了萊維將採訪用作一種探詢世界、揭開世界表面的程式化的辦法；但同樣地，在每個例子中，採訪本身都有簡化的傾向，而被採訪者也因為要這樣去代表、解釋他的工廠、他的族群、他的世界而感到迷惑和不安。我們很容易在這裡發現和萊維類似的形象，因為他一直被要求去代表，要去深入淺出地概括集中營黑暗、醜陋而複雜的世界，且同樣地，倖存者作為「物種」是很強大的。在那種輕微的嘲諷和嚴肅的遊戲之下—正如我們在萊維的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我們看到了他對自身經歷的思考，還有對那種存疑的形式之局限與對可能性的追問，那種存疑的形式在這裡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的如此重要的採訪。
這本書中編選的採訪試圖勾勒出他接受的採訪的廣度和多樣性，同時也體現了萊維的回答中的反覆的模式以及他對熟悉之物的修訂。一個多面的萊維—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他對政治、文學、化學、科學、宗教、音樂，甚至登山都有興趣—與他的核心經歷和創作主題所具有的那種壓倒性的分量一起浮現在我們面前。就好像他接受的採訪象徵了一種脫離重心的螺旋性運動—萊維自己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將奧斯維辛形容為「黑洞」—但之後卻無可阻擋地向這個重心回歸。最終正是這種經由見證，之後超越了見證最終又復歸的運動，可以解釋我們在閱讀萊維的作品時，以及當他和他人交談時我們與他共處的片刻時間裡，所感受到的那種遼闊而豐沛的人性。
生活對萊維的生活和工作進行一個簡要的勾勒，可以成為讀者在閱讀萊維的訪談時有效的指南。
1919年，萊維出生在都靈的一個很小的、廣泛被同化的猶太社群裡，他在馬西莫·達澤利奧高中念書—那所學校曾經以孵化自由主義的反法西斯主義思想著稱。他的父親切薩雷是一個電氣工程師，和這座城市知識階層中的顯赫的實證主義者圈子過從甚密，在他貪婪的、無所不包的閱讀以及他對高中人文教育課程的抗拒方面，萊維也跟隨了他父親的道路。他選擇去都靈大學念化學專業。儘管1938年通過的種族法讓他的道路困難重重，萊維還是成功地在1941年畢業。他在米蘭待了一段時間，1943年法西斯黨下臺，義大利和盟軍籤訂停戰協議後，萊維加入了抵抗組織，反抗義大利北部的法西斯黨的殘餘和納粹侵略者，但是他很快遭遇了背叛並被逮捕。他選擇宣告自己是一個猶太人，而非可能會讓他遭受處決的遊擊隊員的身份，他被關押在佛索利（Fossoli）的戰俘營，1944年2月，他從那裡被遣送到奧斯維辛-莫諾維茨集中營。他一直被關押在那裡，直到紅軍於1945年1月解放了集中營。1945年10月，在經歷一段漫長、顛沛流離的旅程之後，他終於重新回到都靈—這些都被他記錄在《休戰》一書中。
萊維一回到故土，便開始將他在奧斯維辛經歷的那些故事寫下來，並且和集中營難友萊昂納多·德·貝內代蒂醫生（Leonardo De Benedetti）一起為一份大眾醫學月刊《密涅瓦醫學雜誌》（Minerva medica）撰寫了一份關於集中營衛生狀況的醫學報告。他寫的那些故事被德席瓦（De Silva）出版社於1947年以「這是不是個人」為標題出版，這部書稿曾經被艾諾迪（Einaudi）出版社的娜塔利婭·金茲伯格和切薩雷·帕韋斯拒絕過。這本書受到了一小部分評論家的稱讚和褒揚（包括年輕的伊塔洛·卡爾維諾），但反響寥寥。萊維開始了自己作為工業化學家和管理者的長達30年的職業生涯。他停止了規律的寫作，雖然現在一切都很明顯—和他自己的說法相反，即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晚期，在他明顯保持沉默的那些年裡，他一直在構思、草擬一些故事和詩歌。
1958年，隨著大眾對大屠殺的興趣日增，艾諾迪出版社重版了《這是不是個人》，是略作修訂的版本，這本書獲得了更高的呼聲。這本書的成功說服萊維繼續寫作，在1963年，他出版了《休戰》，這本書摘得了一個獎項，並且第一次讓萊維進入作家本身的角色。他分別在1966年和1971年出版了兩本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最早是用達米亞諾·馬拉拜拉這個筆名）和《形式的缺陷》，這兩者收錄了萊維在那些年裡為消遣寫下的那些故事，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的那幾個月—就在同樣的時間裡，他開始談論、寫下關於自己被驅逐的故事。那些睿智但經常是灰色的虛構在那些年裡一直在持續，既和大屠殺的作品有隱秘的關聯，它們自身的文學價值也逐漸變得鮮明。它們尤其是萊維身為義大利科學和文學這「兩種文化」的橋梁的重要角色之焦點。正如他告訴朱塞佩·格拉薩諾（Giuseppe Grassano）的（見第四部分《與普裡莫·萊維對話》一篇），義大利文化中的一個悠久的或可以說被人忽略的傳統，即自伽利略以降，在這兩部分（科學和文學）之間便不存在分野和鴻溝，他堅定地讓身為一名作家、一名公共人物的自己紮根於這個傳統之中。
1975年，他出版了《元素周期表》（英譯本1984年出版）—一本依照不同的化學元素鬆散組織在一起的自傳作品，證實了這種令人滿意的組合。每一章都集中描寫了萊維生活裡的一個特定時期和一種元素的真實的、虛構的或者隱喻性的相遇。這本書在美國備受追捧，索爾·貝婁說它是一本「人人必有的書」—而萊維日益隆盛的國際聲譽也正是肇始於這種接受度。相反的，他接下來的一本書《扳手》（英譯本1987年出版）在風格和主題上則非常本地化：描述了一個工廠裝配工利貝蒂諾·福索內的工作故事，他奇異地融合了皮埃蒙特方言和技術的行話，講述了他和橋梁、大壩等進行的史詩般的個人抗爭。然而，正如一些訪談所顯示的，萊維認為《扳手》和《元素周期表》有密切的關聯，它們都讚頌了某種特定的、智能的、能解決問題的工作所擁有的可能性，從總體來說，萊維將他最由衷珍視的那些價值都賦予了福索內這個人物和他的故事。
《扳手》的故事背景是萊維曾經因公差拜訪過的一家陶裡亞蒂的工廠，除了其他寓意之外，它也代表了萊維對自己作為化學家的職業生涯的一場告別式的思考；事實上，在萊維寫作這本書時，他同樣也即將迎來退休，成為一名全職作家。他唯一完全成熟的虛構作品《若非此時，何時？》在1982年出版，講述了「二戰」中一個猶太遊擊隊的故事，並獲得了兩個重要獎項，但同樣也有一些批評聲音認為它對東歐的阿什肯納茲猶太文化有「過度研究」的重構。整個20世紀80年代，萊維接受的採訪次數和他的國際聲望都有顯著的提升。1981年，《莉莉斯及其他故事》（Lilìt e altri racconti）出版，這本書涵蓋了散文、集中營故事和科幻故事；同年出版的還有《尋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一本迷人的、關於他最喜愛的或者說對他產生了影響的書的評論性選集。1983年，他翻譯的卡夫卡的《審判》出版，這個過程中也包含了不尋常的、創傷性的氣質間的衝突。1984年，他的詩集出版，書名是柯勒律治的詩句—《不定的時刻》（Ad ora incerta）；第二年，他最具代表性的、不拘一格的、「百科全書式的」（用卡爾維諾的形容）並且古怪的散文集《他人的行當》（L』altrui mestiere）出版。他曾發表在《新聞報》上的更多文章被收錄進1986年的《故事和散文集》。
在他去世前一年，萊維把自己對奧斯維辛的思考集結成他最打動人的那本《被淹沒與被拯救的》（英譯本於1986年出版）。這些散文—關於記憶、關於交流、關於倖存者的羞愧、關於納粹「無用的」暴力，以及在受害者和壓迫者之間那充滿道德模糊性的「灰色地帶」—重新探詢了很多由大屠殺拋出的道德和歷史問題，堪稱人道的、倫理的沉思的典範。它們同時包含了真實的痛苦、憤怒和矛盾的時刻。確實，在20世紀80年代，他的作品的出版熱潮和他個人公共曝光度的增加，對萊維而言絕非意味著沒有壓力和焦慮。他因作家的創作低潮而懊惱，也因為他在海外被接受過程中產生的扭曲而沮喪（尤其是在1984年後的美國，他知道自己被追捧，但同時他也知道自己被吸收進歐洲猶太作家的一個模型裡—而他知道這個模型和自己並不吻合），同時他也密切關注在德國和法國興起的邪惡的否定大屠殺論和「修正主義論者」。他對同年輕人對話也逐漸感到幻滅：他感覺他們也不再了解他，或者說不知道他的言論重要性何在，更別提他試圖去描述的那種充滿細節的複雜性。無論如何，他還是保持積極，發表談話，寫作，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一直在構思未來的作品。他於1987年4月去世，大部分人認為他是自殺的，雖然有部分聲音一直在爭辯說沒有足夠多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是自殺的。[6]
注釋：
[1] 和很多作家一樣，出於一些非常合理的原因，萊維不喜歡「大屠殺」（Holocaust）這個術語，但正如1979年他在接受喬治塞格雷（Giorgio Segrè）的採訪時所說的，「這個詞現在沒法迴避」［見本書第六部分《對普裡莫萊維的採訪》（1979）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