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陳獨秀墓地，前來瞻仰者絡繹於途，據賣門票的大爺說，每日購票（20元）入陵園的人總有幾十個。幾個人在墓前跪拜——這些人大抵知道他是中共創始人，而不知其晚年被開除黨籍吧。國人素有神化死者的傳統。墓地正對面的浮雕中，在五四運動的標語口號叢林中振臂高呼的陳獨秀，個子高出其他學生不止一頭——其實他無論如何不能算高，從1917年1月27日北大同仁合影可知，與魯迅相當。
1919年陳獨秀的表現究竟如何？託瑪斯·科在《陳獨秀年表》中稱，該年3月，「在北京政府的壓迫下，陳辭去了他的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職位……5月4日，陳積極地從事五四運動，在街上散發反政府的傳單等等。6月11日，陳被北京政府關起來了，但是83天以後釋放了……因為考慮到來自北京警察的壓迫，年底前他離開北京到上海去。」這個年表謬誤甚多，且充滿先定立場的偏見。
事實是，雖然被毛澤東封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但1919年5月4日這一天，陳獨秀並無積極表現。彼時，他正陷入人生中一次事業低谷，媒體關於他「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的輿論也正流行。胡適甚至認為，北大在3月26日開夜會決定棄保陳獨秀，是促成他思想左傾並創建共產黨的主因。
保守派污衊陳獨秀？
陳獨秀的叛逆性格似乎與生俱來，以至於祖父在其小時就曾斥其「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陳獨秀《實庵自傳》）。政治和女人是他一生的最愛。他早年娶妻高大眾，兩人共同語言不多，陳獨秀後來與高大眾的妹妹高君曼同居，與高大眾恩斷情絕，兩人所生三個兒子也長期對陳獨秀不諒解。高君曼的下場並不比其姐更好，因陳獨秀另覓新歡，兩人最終也散了夥。
陳獨秀晚年和小他29歲的上海女工潘蘭珍結婚，據陳獨秀表弟濮清泉回憶，陳獨秀坐牢時還在獄中與前來探視的潘蘭珍行房事，典獄長為此請濮清泉傳話讓陳獨秀「自愛」。
陳獨秀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曾失蹤了一個月，大家以為他被「反動派」秘密處死了，《民國日報》還刊登尋人啟事。陳獨秀事後解釋自己患病住院，而真相是與新歡施芝英去度蜜月。由此可見，其愛女人更甚於政治。
陳獨秀在安徽愛國社時，就於起草的戒約中明示「戒菸、嫖、賭一切嗜好」，待到北大，亦屬「進德會」成員，其戒規中亦有「不嫖」等要求，但這些不礙陳獨秀時常進出北京八大胡同。1919年初，一場因嫖妓引發的風波，在京城傳得沸沸揚揚，不僅報刊予以刊載，甚至還有國會議員藉此彈劾蔡元培及教育部長傅增湘。連最初推薦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的湯爾和與沈尹默等人，都力主應予處分。
湯爾和
距離五四運動爆發還有40天，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等人在湯爾和家開了一個小會，到深夜12點才結束。湯爾和時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醫科大學前身）校長、中華民國醫藥學會創會會長，他作了重點發言，痛斥陳獨秀「私德太壞」：「與北大諸生共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陳獨秀）將妓之下體挖傷洩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做大學師表。」（湯爾和致胡適函）蔡元培內心並不情願辭退陳獨秀，最後事實上也給了這位當時國內首席意見領袖面子，廢除學長制，組建教務處，令陳獨秀文科學長職位自然解免。陳獨秀甚至仍然是北大教授，只是被學校給假一年。
陳獨秀自此對湯爾和懷恨在心，一次兩人偶遇，陳獨秀「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很多年以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如胡適多把這一事件視為反動的保守勢力對進步人士的污衊。其實，沈尹默是《新青年》編輯，湯爾和是同盟會元老，兩人在任何意義上都算不上保守勢力，從推薦陳獨秀北大文科學長一事亦可知雙方並無宿怨。如果真是污衊，在自由派把持的北大，陳獨秀豈能落得如此灰頭土臉下場？一個人的立場可以決定其對事件的認識，信夫。
狎妓風波促使陳獨秀左傾？
託瑪斯·科將陳獨秀的離職說成是「北京政府的壓迫」，一直也很有市場，但和事實可能相去更遠。最初報導陳獨秀可能辭職的，是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級學生兼《神州日報》記者張厚載。陳獨秀為此還發表《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反擊，稱「中國人有『依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惡根性。對待反對派，絕不拿出自己的知識本領來正正堂堂的爭辯，總喜歡用『依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黨，對於大學製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根性的表現。」
從事後情形看，關於陳獨秀狎妓與辭職壓力的說法均非謠言。張厚載一直與陳獨秀、胡適等人在「舊戲」問題上有爭論，不同意激進革新派對京劇「廢唱」等主張。張厚載後因「在滬報通訊，損壞校譽」而被鼓吹「言論自由」的北大開除（胡適時為校評議會負責人）。如果一定要說「壓迫」，可能張厚載受到激進新勢力的壓迫更貼近事實。
狎妓爭風事件，轟動京城，對陳獨秀的打擊甚大。一向攻擊傳統道德文化不遺餘力，且言辭甚為激烈的陳獨秀，此後多次撰文闢謠，稱自己並非「廢德仇孝」云云。五四前後，陳獨秀尚處於嫖妓風波的陰影中，不能走出。現有的證據顯示，其並未在五四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此後，他曾請假回安徽，待到6月返京，即於北京新世界商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
與陳獨秀一起在新世界散發傳單的高一涵，後於《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一文中回憶，「那時警察廳長吳炳湘是安徽人，平日還認為陳獨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後來，安徽幾個老頑固派馬通伯、姚永樸、姚永概等都用書狀要求保釋，吳炳湘也就賣個人情，把陳獨秀釋放了。」
「頑固派」雖然備受革新派攻擊，但其人品並沒那麼不堪，那一段歷史需要重新審視。從陳獨秀入獄獲得近乎一致的聲援上看，時代輿論場已經生成，而他也大抵從狎妓風波中走了出來，重新站在指點江山的第一線。教職還在，北大擬給他「國史館編纂」職務，但他沒有再回去。
胡適1935年在致湯爾和的信中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1919年3月26日在湯爾和家討論陳獨秀案）。獨秀在北大，頗受我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沈）尹默、夷初（馬敘倫）在背後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湯爾和），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
但從90餘年的長歷史看，胡適顯然誇大了1919年3月26日會議的重要性。豈不說陳獨秀作為國內首席意見領袖，在北大期間到底影響胡適更多還是被胡適影響更多，僅以其「左」傾思想的發展脈絡看，並無太大轉向，他本來就是一個很民粹的人。
在狎妓風波定案（4月10日北大廢除學長制）之前，陳已經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好感。如其在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中稱：「歐洲各國社會主義的學說，已經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並且成了共產黨的世界。這種風氣，恐怕馬上就要來到東方。」兩周後，更認為「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要被後來的歷史學家「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他仍然酷愛政治與女人，一直到晚年，被自己創建的政黨開除，並在落寞貧病中死去。
歡樂產生力量，思考產生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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