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 影北宋本傷寒論
【摘要】《影北宋本傷寒論》是楊守敬出使日本所獲得的一部手抄本。楊氏雖認為是影宋本，但已被確認是剪貼偽造的，有學者甚至認定是楊氏所偽造，並且推斷了影抄本由楊氏偽造後，藉由柯逢時刊印，而後轉賣給張鈞衡的過程。然而，經由對於楊氏生平、原件面貌、流傳經過、所據底本以及楊氏是否有偽造動機、其它偽造案例、偽造之底本等問題進行全面性的考證及探討後，發現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此抄本由楊守敬所偽造，最有可能的偽造者為江戶時期的日人。而柯氏所刊印者其實另有底本。至於張鈞衡則應是於1913至1914年間從楊氏逃難於上海時購得此抄本。
前言
《傷寒論》是中國醫學中最重要也是最接近臨床實踐的古代典籍之一。千餘年來，《傷寒論》及其研究內涵已成為中國醫學最主要的核心架構。
《傷寒論》的版本因年代久遠、傳抄以及戰亂等問題而多歧，自北宋校正醫書局校訂刊行以後始趨於一致。然而北宋官方刊本僅有白文，不若金元時期成無己以經注論的《註解傷寒論》受到重視,終於亡佚而不得復見，是以追尋北宋刊本原貌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重點。
在數種與北宋刊本相關的版本中，有一影寫本的版本及真偽問題曾受到數位中日學者的重視，此影寫本在書目上的名稱是《傷寒論》，學者或稱為《影北宋本傷寒論》、《影抄北宋版傷寒論》及《影抄北宋本傷寒論》等，本文依循楊守敬先生而名之為《影北宋本傷寒論》。
根據《日本訪書志》的記載，楊氏自稱於日本書肆得到此「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的影抄本，並且根據其版式行款，推斷為影宋本。
對此最早提出質疑的學者應是清末民初的繆荃孫，在其為藏書家張鈞衡代撰的《適園藏書志》（1915)中指出了「楊惺吾推為北宋本，無確證也」。
其次是日本的小曾戶洋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小曾戶氏發現了此本藏於臺灣，進行實地考證後，並於1983年為文指出了此《影抄本》「與《留真譜》所收載的本書影印件是符合的」，而且依其版式行款、剪貼痕跡以及並無宋諱缺筆等，推斷是根據明·趙開美的《仲景全書·翻刻宋板傷寒論》的影抄本所剪貼而來。
接著提出論點的是日本的真柳誠先生，真柳氏在考察原件後，發現此抄本的底本為紅葉山文庫舊藏、現內閣文庫所藏的明趙開美本《仲景全書》之明清間復刻本，而且根據「未見裱襯後之蟲損」以及「裱襯為中國楮紙」，認為此抄本是「楊守敬在日本使人摹寫，回到中國後製作的。」甚至懷疑楊氏「將此抄本為基礎的寫本轉給柯逢時刻入《武昌醫學館叢書》後，為了把已無用的抄本讓渡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才寫了護葉的題記」，並曾提出「此題記收錄於楊氏《日本訪書志》」的論點。
最後質疑的則是北京的錢超塵先生。錢氏未親見原件，但依據真柳氏的見解以及《留真譜》、《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等文獻的相關內容，以「楊守敬偽造《影抄北宋本傷寒論》揭秘」的標題為整個事件進行回顧並作出「所謂《影抄北宋本傷寒論》千真萬確是楊守敬所偽造」的結論。
諸位中日著名學者的論證看似鐵證如山，好像無可批駁之處，然而對於擁有崇高學術地位以及知名度的楊守敬竟會作偽一事，又不免讓人有些懷疑。於是本著地利之便，展開研究。在針對此抄本的流傳狀況、真實面貌、剪貼情形、所據底本、而偽造者是否為楊氏等主題進行多方面研究探討後，逐漸釐清了一些問題，茲將研究結果陳述於下。
關子楊守敬
楊氏的生平，根據《楊惺吾先生年譜》以及《鄰蘇老人年譜》兩書的內容摘要於下。
楊守敬，字惺吾，別署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地理學家、金石學家、版本目錄學家、藏書家、書法家以及刻書家。楊氏生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卒於民國四年（1915)，享年77歲。楊氏自同治元年（1862)應鄉試中舉人以後，曾多次赴京參加會試都沒有成功，但對於地理、金石與書法頗有研究，這一段時間輯刻了數本著作。光緒六年(1880)至十年（1884)應召為隨員出使日本是楊氏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從此跨入版本目錄以及藏書兩個後來使其聲名大噪的領域。返國後，從光緒十一年（1885)到三十四年（1908)擔任教職並且著述、輯刻了眾多書籍。宣統元年（1909)至二年，辭教職，但繼續著述、輯刻。宣統三年（1911)至民國二年(1913)，避難於上海，以賣字賣書為生，但仍繼續著述。民國三年赴京為參政院議員，不久即謝世。
綜觀楊氏一生，雖然在仕途上並不得志，但用其全力於學術研究、文獻收藏與古書輯刻，尤其是將許多我國久佚的書籍再度自日本引入，嘉惠後人，為其最重大的貢獻。
楊氏的觀海堂藏書於民國七年（1918)售歸國家，一部份撥付松坡圖書館，1949年併入北平圖書館，即現今之中國國家圖書館；另一部份儲於集靈囿，民國十五年（1926)撥歸故宮博物院保存，最後移運於臺北故宮的善本書庫。
《影抄本》原件考察
《影抄本》制有縮微膠捲可供查閱，原件則經過館方同意與支持，進行提閱，茲將原件的考察結果記錄於下。
原件1函4冊，為手抄本。每冊書皮封籤題「宋本傷寒論」，書名下依分冊題「序目一之二」、「三之四」、「五之七」、「八之十」。書根題「傷寒論」，並分別以「元」、「亨」、「利」、「貞」為冊次。書皮大小為24.1cm X 16.8cm；半葉框大小為18.3 cm x 13.1cm。第4冊有蟲蛀，由書底面幾乎貫穿整個第10卷。
卷首首行頂格題「傷寒論卷第一」，第1行低四格題「漢 張仲景述 晉 王叔和撰次」。內容文字相當精緻，筆法非常接近刻版文字。
《影抄本》有兩個目錄：第1作「傷寒論目錄」，字跡不同於同頁其它行，顯系他人補寫；第2目錄則未命名。
目錄一
目錄二
裝幀：線裝，全書除護葉外都有拖裱及襯紙。
剪貼痕跡：第1個目錄的每頁第1行與最後1行有剪貼痕跡；第2個目錄每頁的第1行與最後2行有剪貼痕跡；卷1至卷10每頁的第1行以及最後3行都有剪貼痕跡；每卷首頁第1行下半段亦皆有剪貼痕跡。剪貼的功力不差，多數頁面若不仔細觀察，並不容易看出痕跡，而且打洞裝訂處亦有裱褙，所以拖裱的方法，以卷1至卷10為例，應為取與1葉(2頁）內文同樣大小的薄紙為拖裱紙，依序貼上每頁從書腦到第1行間部份、第4至第10行、次頁第1至第3行、書口部份、次頁第4至第10行、再次頁第1至第3行、次頁第10行到書腦的部份。估算經過剪貼的頁數達444頁。
蟲蛀痕跡：至少有新舊兩種蟲蛀痕跡。舊痕已經裱補，有多處原本屬於同一蟲蛀貫穿的相鄰頁面痕跡，因剪貼之故，反而出現在同一頁面上；新痕則未經修補。可見此抄本經寫成後，曾經蟲蛀，經裱補剪貼後成為舊痕,後再經蟲蛀而成新痕，非如真柳氏所指「未見裱襯後之蟲損」。
版式：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白魚尾。中間記卷第，下方記葉次。
行款字數：每半葉10行，每行19字；注小字雙行，每行亦19字。
紙色：書皮色淡黃褐，護葉色淡黃褐，本文色淡黃褐，三者皆為日本紙。拖裱及襯紙色較白，為中國宣紙。
藏印：護頁鈐有「楊守敬印」白文方印。本文首頁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菦圃/收藏」朱文長方印、「飛青/閣藏/書印」白文方印等3印。卷1、3、8等卷首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印；卷2、4、7、10卷末鈐有「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
護葉有楊守敬手書題記：此影北宋本傷寒論，篇中多互見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殫反覆叮嚀，意至深遠。漢書藝文志是其前規，自金成無己作註解，將其重複者概刪之，以後世遂無仲景完本。餘乃於日本得此影抄，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癸丑端午，鄰蘇老人題。
幾個《影抄本》相關問題的考證
《影抄本》書名考證
《影抄本》書皮封籤題為「宋本傷寒論」，學者或以為是為作偽而題的，然而在江戶時期日本所刊行的單行本《傷寒論》卻常見類似的命名法。究其原因，這些刊本皆源於趙本，所以多師法其在目錄中所提的「翻刻宋板傷寒論」，如寬政九年（1797)淺野元甫翻刻本提為「校正宋板傷寒論」，弘化元年（1844)稻葉元熙翻刻本提為「新校宋板傷寒論」，安政三年(1856)堀川濟未濟翻刻本提為「翻刻宋版傷寒論」。而最早刊行的寬文八年（1668)岡嶋玄亭翻刻本則提為「宋板傷寒論」。《影抄本》本身並非刻本，所以在當時將之命為「宋本傷寒論」，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是以就書名本身而言，似乎並不全然是因作偽而題的。
《影抄本》的遞藏歷史考證
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目前主要收藏於臺北的故宮博物院以及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然而《影抄本》目前所在處卻為臺北的國家圖書館，針對此點，小曾戶洋先生認為《影抄本》似乎比較早就離開了觀海堂文庫，但並不清楚經由何種途徑而到達國家圖書館。是以我們作了以下的考證。
依據《影抄本》以及《日本訪書志》兩書中楊守敬所作的題記，可以知道此《影抄本》得自於日本書肆。此《影抄本》有藏書印5種，其中「楊守敬印」及「飛青閣藏書印」俱為楊守敬之印；「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是國家圖書館前身中央圖書館之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是清末民初藏書家張鈞衡(1872—1927，字石銘，號適園）之印，而「菦圃」則是其子張乃熊（1891—1942,字芹伯，又字菦圃）之印。由以上可以知《影抄本》輾轉收藏的狀況是由楊守敬到張氏，再到中央圖書館。
宣統三年（1911)10月10日，楊氏因所居住之武昌突然發生辛亥革命，動亂不安，所以緊急於13日舉家出走，避難於上海，家中重要書籍皆未及攜出，僅交付舊僕數人看守，所幸當時的民軍都督黎元洪徇日人寺西秀武之請，出示保護其藏書，因而未受殃。
民國元年（1912)楊氏將所藏圖籍都搬運到上海，此時因時局未定，全家靠其賣書賣字過活，所以在上海生活相當窘困，所幸因其名氣，求字者絡繹不絕，只是因其年老體衰，無法負荷過多，所得僅能敷夥食。
民國三年（1914)春，楊守敬應袁世凱之邀，入京為參政院議員，並且由政府出資，將其藏書運送到北京。民國四年（1915)元月無疾而逝，或雲中風而逝，享年77歲。
由於《影抄本》題記撰於1913年端午，而1914年春楊守敬即北上任職，不久即謝世。張鈞衡世居吳興（即浙江湖州市），與上海相距不遠，而且著錄此抄本的張氏《適園藏書志》1915年即已出版，所以可以推知張氏「適園」取得抄本的時間當在1913年中至1914年初，這一段楊氏於上海賣書的日子。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國東南舊家藏書大量散出，為了保存國萃，國立中央圖書館蔣復璁館長與港滬數位有識之士（如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徐鴻寶、葉恭綽等人），組成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中英庚款會及教育部的經費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兩地展開搜購工作（1940-1941),當時搜購的大宗之一就是張鈞衡的「適園」藏書。張氏的藏書以宋、元本之多著稱，其子乃熊搜求更勤，1941年12月，全部以70萬元，售於中央圖書館。由此可以知道此抄本由「適園」轉至中央圖書館正是這個時候。中央圖書館則自1996年起更名為國家圖書館。
《影抄本》與《留真譜》書影之比較
《留真譜》是由楊守敬從日本引進並加以補充出版的一部善本書影，其中亦收有《影抄本》首卷之書影。
小曾戶洋先生曾指出「題記中記有北宋複印件《傷寒論》與《留真譜》所收載的本書影印件是符合的」。
錢超塵先生則依據此書影與所謂的北圖本縮微膠還原書影進行比對，指出了兩種版本的正文行數有別，而且書影可見有明顯的移行痕跡，並發表於本刊。觀其所附之圖雖頗為模糊，但經查證確實是《留真譜》中的書影，只是並無法辨識出所謂的「移行痕跡」。
留真譜
隨後錢氏於《張仲景研究集成》一書當中又附了一幅可以看出「移行痕跡」的書影，並有如下的說明文字：「楊守敬《留真譜·影北宋本傷寒論》書影，原書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前已說明原件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此言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當屬誤植，而所附之圖則實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書中《影抄本》原件的書影。
何以楊守敬所出版的《留真譜》與《影抄本》原件的書影之間會有不同呢？原來清末民初的書影製作並不是如現代所慣用的影印或照相，而仍是使用影刻的方式，是以不見原件略見參差的框線以及藏書印記。
錢氏有可能因小曾戶氏所言，以為等同於《留真譜》中的書影而誤用。
《影抄本》的底本考證
此抄本的2個目錄，經與趙本比較，第一個是傷寒論目錄。趙本首行為「仲景全書目錄」，第2行為「翻刻宋板傷寒論」。此抄本則作「傷寒論目錄」，只有1行，字跡不同於同頁其他行，顯系他人補寫，而且每頁的第1行與最後一行有剪貼痕跡，顯然是逐頁往前推移1行。
目錄一
第2個目錄原抄本並未命名，小曾戶洋先生名之為「處方目錄」，相當於趙本的成無己《註解傷寒論》的目錄，只是沒有該目錄的首兩行文字「汗差棺墓總括歌」及「運氣加臨五圖」，但《影抄本》每頁都往前剪貼推移2行。
目錄二
卷1至卷10的情形則全部相同,每卷首頁第3-7行以及最後3行都有剪貼痕跡，等於是削去趙本每卷第3-5行的「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仝校」這3行後依序前移，其餘諸頁的最後3行都有剪貼痕跡；每卷首頁第1行下半段的剪貼痕跡則是削去「仲景全書卷x」等字。總計經過剪貼的頁數達444頁，而且所有都剪貼在宣紙上。
小曾戶氏依據「卷題目錄」、「處方目錄」以及「本文」的剪貼情形，判定《影抄本》顯然是根據趙本進行剪貼的。
真柳氏則更進一步認為是取底本為與內閣文庫藏本相同的日本寫本進行剪貼。經詳細比對中國中醫科學院藏本（影印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臺北故宮博院藏本（微片還原件）、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影印本,燎原出版社，1988）以及1856年堀川濟根據由多紀元昕影摹自《內閣本》並經多紀元堅校點之本所覆刻之《翻刻宋版傷寒論》後，我們認同真柳氏的看法。
《內閣本》在許多地方的闕文、墨點或是脫墨，《影抄本》皆忠於原貌呈現，可見《影抄本》的底本正是《內閣本》。以趙本稀如星鳳，而且其他《傷寒論》單行本繆誤較多的情況下，若非後來發生的剪貼情況，此《影抄本》絕對具有不凡的價值。
《影抄本》與《醫館本》關係考證
1912年柯逢時主辦的武昌醫學館曾刊印《傷寒論》，其所據底本為何，曾引起中日學者的討論。
提出「《醫館本》源於《影抄本》」之觀點始於馬繼興先生，真柳誠與錢超塵先生繼之。馬氏提出「1912年柯逢時氏刊《武昌醫學館叢書》（8種）時，即據上述日抄本《傷寒論》(按，即《影抄本》）內容，仍仿宋版形式重加寫刻印行（惟書口為黑口，並將其上的『卷x』改為『論x』）」，立論的主要依據是兩者的行格、字數相同，而且每卷卷首都沒有「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仝校」這3行，並未見到有其它兩書內容比對的研究結果。
真柳氏的意見如前述，但不知其所據為何。
錢氏則有「武昌醫館翻刻影抄北宋本《傷寒論》考」，然而其內容所比對的竟是《醫館本》與趙本，所以對於卷末所提出的「武昌醫館本是柯繼文依照楊守敬提供的《影抄本》翻刻的，不是據趙開美翻刻的」此一結論，自然是有待商榷的。
進行相關版本研究時，詳細比對醫籍內容的差異是不可或缺的部份，《影抄本》因收藏於臺北的國家圖書館，且至今尚未出版，這應是馬氏與錢氏不易取得複本，是以無法與《醫館本》進行比對的重要原因。
其實，從前面的研究可知《影抄本》與趙本（《內閣本》）極為相近，這表示從錢氏「趙開美本與武昌醫館本不同」的研究結果，似乎也可推論出「《影抄本》與《醫館本》不同」。
為了使研究較為周延，並希望能進一步了解《醫館本》的底本為何，我們進行了版本文字比對以及文獻資料兩方面的研究。
在版本文字比對研究方面，除了比對《醫館本》與《影抄本》間的異同，也與其它各種可能的版本，如故宮本、中科本、內閣本、堀川濟本，同時進行比對。
我們發現《醫館本》與各種版本之間或多或少都有些差異，但從具有特殊性的卷9《辨可下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一》十棗湯方服法中「右三味各異搗篩科」透露出了其底本與故宮本及中科本不同，是屬於《內閣本》系列。而從卷4《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第七》小目「傷寒十餘日……與大柴胡湯」條下的「七味」、卷5《辨陽明病脈證並治》（208條）小承氣方的「大黃四兩酒洗」、卷7《辨可發汗病脈證並治第十六》小目「下利腹脹滿身疼痛」條中的「四逆湯三味」等，則可知在內閣本系列中，最接近於堀川濟本。
不過，從卷1《辨脈法》第12條「脈緊者，如轉索無常」、卷2《辨痙溼暍第四》第9條「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卷7《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第十四》第1條「傷寒陰易之為病」可發現柯氏似乎曾以與《故宮本》相關之版本進行對校。
其次在文獻資料研究，有書札及題記兩個部份。在書札部份，《藝風堂友朋書札》有柯逢時寄繆筌孫書19則，談及許多刊刻醫籍之事，其中有第11及19兩則提及了《傷寒論》的刊刻。兩則書信皆未提及書寫年份，但考第11書提及《本草衍義》已影刻（出版於1910年）一事，故此信的年代當不晚於該年；又文中曾提陸心源藏書已為日人收買之事(1906年），則知此信不早於該年。第19書因提及為曾世榮《活幼心書》重刻作跋一事，因該書出版於1910年，故此信亦不晚1910年。兩封書信與《醫館本》的出版年1912年十分接近，所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內容摘錄如下：
第11書：「醫館擬刻善本醫籍，已將元刊《本草衍義》影刻，可與《大觀》合印。（陸刻不甚佳。）又將仲景諸書，依趙開美本景刻。」
第19書：「此外《傷寒》、《金匱》及《仁齋直指》諸書（此間僅有明趙氏本，《傷寒》只有倭刻、元本，《金匱玉函經》有康熙陳氏刻本。）如有善本，可以借校，亦求費神代及。」
第11書提及依趙開美本影刻仲景諸書，考趙氏所刊刻之仲景相關著作只有《仲景全書》一部，此書中包含了《傷寒論》、《金匱玉函要略》、《傷寒類證》及《批註傷寒論》等4部，而柯氏武昌醫學館只出版《傷寒論》，其它3種均未見相關的刊刻記載，所以可知此處所說的「仲景諸書」必然包含了《傷寒論》一書。文中所說的「趙開美本」究竟所指為何呢？我們認為必然不會是楊氏號稱源於北宋本的《影抄本》，而可能是趙開美原刻本或是日本安政三年覆刊明萬曆間趙開美本，亦即堀川濟本。
第19書提及了《傷寒》有明趙氏本、倭刻、元本等數種，明趙氏本指的當是趙開美本，但倭刻及元本所指為何呢？考柯氏先後刊刻的《傷寒》書籍包括了《傷寒論》、《傷寒總病論》（1912)、《傷寒補亡論》（1911)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1912)等4種，《傷寒總病論》、《傷寒補亡論》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未見和刻之記載，此處的倭刻，當指堀川濟本，或是其它和刻本《傷寒論》（如前述的岡嶋玄亭翻刻本、淺野元甫翻刻本、稻葉元熙翻刻本）。另考元代並無《傷寒論》的刊刻記載，所以所謂的「元本」指的應是元朝曹仲立刊刻的《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柯氏即據此重刊。
在題記部分，《影抄本》中有楊氏的題記（1913年端午），感嘆「餘乃於日本得此影抄，滿擬歸而刻之，奈其知者少，荏苒歲月，仍未遂苦心搜羅之願。」而《醫館本》刊行於1912年12月。柯楊兩人因同為鄂人，而且皆好古書收藏而相知甚深。楊氏自東瀛搜得不少佳本，是以柯氏刊刻醫籍時，兩人間有緊密的互動。武昌醫學館所出版的第一部書籍《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的刊刻校定工作，即是由楊氏所主持進行的，所以該書有楊氏的校並跋。此書現今仍被認為是質量俱佳的重要善本。柯氏的其餘醫書，楊氏亦多有提供善本參考，或是協助校對之處。所以若《醫館本》真源自《影抄本》，則楊氏當不至於有所感嘆。
錢超塵先生曾認為《醫館本》因翻刻《影抄本》，而非趙本，是以無序言、底本來源說明、刊刻緣起等文獻資料。我們認為這樣的理由頗為牽強，考柯氏刻書確實多寫有序跋，如《經史證類大觀本草》(1904)、《活幼心書》（1910)、《本草衍義》（1910)、《小兒衛生總微論方》（1910)、《傷寒補亡論》(1911)，但是在1912年出版的《傷寒論》、《傷寒總病論》及《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等書也都未見柯氏序跋。在細究其原因時，我們發現《傷寒補亡論》的跋寫於辛亥年的3月3日（陰曆），8月19日在柯氏所居處的武昌即發生了反清革命，世局動蕩不安，再加上1912年柯氏即病故，所以這或許才是諸書未見柯氏序跋之因！
到目前為止，仍未解答一個問題：何以《醫館本》會與《影抄本》一樣，沒有「宋林億校正」、「明趙開美校刻」、「沈琳仝校」3行呢？目前未見相關的文獻資料可以解答，但是基於柯楊間的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柯氏在搜求善本時應該見過《影抄本》，所以只能猜想也許是出自於崇古之情，而效仿其形式吧。
綜合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醫館本》的底本應是堀川濟本，而對校本則包括了與《故宮本》同版的趙本，甚至是《影抄本》。
4.6《影抄本》題記與《日本訪書志》題記比較
《影抄本》護葉手書題記撰於癸丑端午（1913)，真柳氏曾認為此題後來被記收錄於《日本訪書志》「傷寒論十卷」條下。其實兩題記不僅書寫年代不同，文字亦相差甚多。《日本訪書志》刊於光緒辛丑年（1901)，兩者至少相差12年。前已摘錄《影抄本》題記，茲將《日本訪書志》相關題記摘錄於下，以便讀者比較。
「影北宋本。傷寒一書，後人多所更亂，而所據者，大抵以成無己注本為集矢，不知成氏本亦非叔和所編真面目，蓋叔和於每證治法相同者，不嫌復載，成氏則但載其初見者，以後則雲見某證中，以省煩然。然醫道至密，古人不憚反覆叮嚀，意自有在，今省去之，反開學苟簡之弊，然自成氏批註後，林億校進本遂微，箸錄家亦皆以成氏本為叔和原書，寃矣！餘在日本，初得其國寬文刊本，見其與成氏註解本不同，而刻手草率，誤字甚多；厥後得其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而後知成氏本果非叔和原書。然開篇題名下即著明趙開美校刻、沈琳仝校字樣，是已非宋本舊式;最後於書肆得此影寫本，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首題傷寒論卷第一，次行題漢張仲景述，王叔和撰次,再下行低三格辨脈法第一、平脈法第二，又下行低二格辨脈第一，再下頂格問曰云雲，乃知趙氏本根源於宋刻，但為題校刊姓名遂移其行第（清常收藏名家，亦為流俗所染）。此本影寫精緻，儼然北宋舊刻，唯第五一卷、第六上半卷、第八、九、十三卷摹寫稍弱，紙質亦新，當又是後來補寫也。竊怪日本著錄家皆以趙開美本為最古，而此本尚存其國，未見甄異,餘乃無意得之，歸後屢勸人重刻，竟無應者。念此書為醫家本經，日本翻刻趙本，其板已毀，恐他日仍歸湮滅，故特錄其經進官階於左，以審世之存心濟世者」。
日本訪書志
日本訪書志
真柳氏另又懷疑楊氏「將此抄本為基礎的寫本轉給柯逢時刻入《武昌醫學館叢書》後，為了把已無用的抄本讓渡給張鈞衡、張乃熊父子，才寫了護葉的題記」，然而《醫館本》出版於1912年，早於張氏父子取得此書之時，藏書大家如張氏者，焉有不知之理，而且前已說明《醫館本》其實另有所本，所以真柳氏的懷疑其實是多餘的。
《影抄本》拖裱紙為中國紙考證
《影抄本》的拖裱紙確實為中國宣紙，這是不是可以作為其在中國進行剪貼的鐵證呢？其實並不盡然，因為中國紙數百年即是中日貿易的重要項目之一。僅以《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一書所記載為例，從1650年開始到1831年為止，即約有607船次將中國紙輸入日本，而且愈到後期，船次愈多，單一船隻的運載量亦逐漸增多。……儘管文獻中並未說明紙的種類，但以宣紙盛行於明清的情況而言，顯然也應是出口的重要紙種。日本進口如此大量的中國紙，加上宣紙紙性柔韌，本來就是拖裱常用的紙，所以如果因《影抄本》的拖裱紙為中國宣紙就認定作偽地便是在中國，那顯然是不具說服力的。
《影抄本》是否由楊氏偽造之探討
作為像楊守敬這樣的版本學家，居然未能識破偽造，反而誤認為是北宋複印件，小曾戶洋先生因而表示不得不懷疑楊氏的識別能力。真柳誠先生及錢超塵先生則堅信楊氏即是偽造的主使者，而且是「在日本以趙開美本請人進行摹寫，然後在中國將其剪貼偽造而成。」然而，「懷疑識別能力」與「堅信偽造作假」兩者的層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僅涉及作學問的嚴謹度以及自身學力的深淺等問題，後者則關係著許多人認為比生命還重要的名譽問題，所以要做出這麼嚴重的指控，態度必然要非常的審慎而嚴肅，而且證據也必須要非常的充分而直接才行。筆者就所掌握的資料條縷於下,讀者當有所公評。
首先在識別能力方面，素以版本目錄及藏書名聞於世的楊守敬，有可能辨識不出偽本而被矇騙嗎？答案是肯定的，楊氏在《日本訪書志》的「緣起」及「自序」中提到了：「餘生僻陬，家尠藏書，目錄之學，素無淵源，庚辰東來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搜羅放佚之志，茫然無津涯，未知佚而存者為何本。」「旋交其國醫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錄索之。」另外，在森立之《清客筆話》雙方筆談的記錄中，楊氏曾自言「僕以前專心金石文字，於經史未用功，近日始頗有意學之，然年已四十有三，兩鬢已白，恐終無成耳，然貴邦可與談學問者，公之外，尚有幾人，當訪之，公髦而好學，我輩愧汗，僕若得留此，當常往來求教，公以為孺子可教否？」顯示出楊氏因家貧而且甚少藏書，對於目錄及版本之學並不熟悉，在出使日本後，才從森立之《經籍訪古志》開始學起，而且在不甚熟捻的狀況下，短短4年內搜籮幾十萬卷書，可以想見若出現版本審定上的失誤是必然會發生的。
對於此事，日本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亦有所評論:「楊氏初無鑑識之明，時為森立之等所誤，然日久漸明，遂悟森等之偽言，多所駁斥。日本訪書志、留真譜中時有失考之處，在當時似為不得已」。
楊氏在初時因繁忙且不諳版本目錄學而失考，到了民國二年為《影抄本》題記時，已經是75歲的耄耋之年了，此時無法再敏銳的鑑識出真偽，應當是可以理解的。
再者，《影抄本》微卷及還原本因為只有黑白兩色，對比明顯，所以剪貼的痕跡相當清楚。但是如果檢視原件，框線的參差其實也就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了，這或許可部份解釋楊氏何以失考的原因。
其次，就造偽作假部分,我們以為應從幾個層面加以考慮:第一是有無偽造的動機;第二是有無其它偽造的案例;第三是有無偽造的底本;第四是偽造的時間地點;第五是偽造技巧的考慮。
偽造的動機。作偽的動機不外乎為名或為利，楊氏在與黃萼書中曾提到：「學問一事，敬以前皆毫未聞，自來此因縱覽數萬卷書，始知此中門徑，所刻書二十餘部，又為日本訪書志廿餘卷，若明年無他故，此身必當有五百年之稱，惜未得與仁兄朝夕相見，同此樂也。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板藏書，可以相併，其它皆不足言也。自幸此身有此奇遇，故一切富貴功名，皆漠不關懷，計明年之冬，當返國赴黃岡任，他日必邀仁兄一賞奇也」。楊氏對於自己的這一趟驚奇之旅,能夠搜得如此眾多的古籍秘本，自豪與滿足之情溢於言表，由「此身必當有五百年之稱」一言，可以理解楊氏已深知自己將名留青史，這一點與我們今日對他的評斷是一致的。楊氏自歸國後即陸續受聘至黃岡、黃州及武昌等地的府學及書院擔任教授及總教長，並且又代人校書、刻書，生活安定，不虞匱乏。在這樣的狀況下，偽造的動機是較薄弱的。
偽造的案例。倘若楊氏真的要為名利偽造古籍，想必不應只從己身不甚熟悉的中醫書籍下手，也就是說應可找到其它的偽造案例才是。檢閱相關文獻，可以發現自清末以來，確實有數位知名學者，如柯逢時、胡適、葉昌熾、葉德輝、餘嘉錫、陳垣、王晉江等人,對楊守敬有過批評。其中柯逢時主要是批評與楊氏洽談刻書時的不快，指出了「惺吾作事，無一能爽快者」；胡適主要是針對楊氏研究酈道元《水經注》所提出的學術論點提出評擊；餘嘉錫、陳垣及王晉江主要是針對楊氏對版本判定或是題要批註的疏誤提出指正；葉昌熾則是批評楊氏嗜利詭譎。
唯一指陳楊氏所收之書籍有偽作的則只有葉德輝一人，其在《書林清話·日本宋刻書不可據》條云：「楊從遵義黎純齋星使庶昌為隨員，曾代其刻《古逸叢書》，內如《太平寰宇記補闕》六卷，實出偽撰。」在此葉氏也不是指控楊氏造假，而是譏評楊氏的版本鑑別能力不佳，以珷玞為美玉。不過，《太平寰宇記補闕》一書，已由余嘉錫證實並非偽本（詳見《四庫提要辨證》出版記及卷七該書條下），而且東京大學亦藏有黎庶昌與楊守敬致函日本國史館，請求出借該書影刻，經同意破格出借之公函史料，可見其實是葉氏本身誤判。所以，到目前為止尚未見到有其它作偽的案例。
相反的，楊氏對於駁斥造偽，以保持古籍或古代碑帖原貌的堅持，卻是有跡可循的。例如，楊氏研究《水經注》數十年，做出戴東原詐據永樂大典其實抄襲趙誠夫本冒為己作的重大結論，受到王國維、羅振玉以及孟森等著名學者的認同。
又如珍貴的北宋《醴泉銘》拓本，先前擁有者將其中的斷缺半字以他本補上，顧子山得到此拓本後，又重裝而去其所補之字，成一方空格。楊氏對於補入斷缺字的作法並不認同，然而也認為顧氏只須寫下記錄，以示不欺即可，實不應將所補之字再挖除，以致使碑帖再次受損。
再如楊氏出使日本所主持刊印的《古逸叢書》，因堅持保持古書原貌影刻，以致書成之後，見者無不驚為精絕。是以前述之柯逢時，雖然認為楊氏做事不爽快，但也不得不承認「其刻本無不精絕過人者，蓋其所長即其所短也」。可見楊氏實有保持古文物原貌之心。
偽造的底本。楊氏曾在《日本訪書志》中題記：「傷寒一書…得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最後於書肆中得此影寫本。」
錢超塵先生認為所謂的「翻刻明趙清常《仲景全書》本」，指的即是趙開美原刻本，認為是「守敬出使日本尋到趙開美本，請日本書手摹寫…回國後加以剪貼推移造假。由於抄寫者是日本書手，所以書法、字型與趙本有異」。
首先，稀如星鳳的趙本，即便是《影抄本》，在當時都是價值非凡的，楊氏果真得之，當著錄於目錄之中，然而檢視各種相關書志目錄均不見蹤跡，只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有「《傷寒論》十卷，漢張機撰。日本刊本。原本明趙開美校。四冊。」以及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有「安政本，觀-636,院503，並有楊氏藏書印。」可知楊氏所確定擁有的是安政三年的堀川濟本，此本源於丹波元堅摹印楓山秘府的趙開美原刻本，錢氏也曾指出「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堀川濟本是最逼真趙開美《傷寒論》舊貌之本」。前曾述堀川濟本之書名題為「翻刻宋版傷寒論」，楊氏更清楚的辨明其實際來源，其實是合宜的。所以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楊氏擁有可作偽的底本。
不過，因為楊氏與修史館編修副長官嚴谷修私交甚厚，而收藏《內閣本》的楓山文庫正歸屬於修史館管轄，楊氏似乎是有機會接觸到內閣本的，只是若依黎庶昌及楊氏因輯刻《古逸叢書》欲借善本，而與修史館總裁三條實美的公函往來來看，楓山文庫之書一向是「例不許外出」的，所以外人慾借抄，應非易事。
其次，關於書法與字型，前面曾提到內閣本是趙氏原刻本的影刻本，而影抄本則是內閣本的影寫本，所以字跡其實是非常相近的，錢氏未親見影抄本並進行比對，是以有所誤解。
偽造的時間地點。楊氏於光緒六年四月到日本以後即開始收藏書籍，到光緒七年二月，已有3萬餘卷。光緒八年春間，開始主持《古逸叢書》的編輯刊刻，自謂「日與刻工磋磨善惡，又應接日本文學士，夜則校書，刻無寧晷，日人詫為萬夫之稟，且上新聞報中」。光緒九年，藏書已幾十萬卷。光緒十年，《古逸叢書》刻成，是年五月返國。
楊氏自日本返國後，從光緒十一年到三十三年，一直在湖北擔任教職，並從事考證、著述以及輯刻的工作。楊氏一生的著述甚多，編著、刊行或他人整理而成的，總計至少60餘種，其中包括了楊氏用心最深，費時數十年，至1957年才出版的巨著《水經註疏》。楊氏繁忙如此，如果還有時間及心思可以造偽，也真算是奇事一樁了。
楊氏曾在《日本訪書志·自序》云：「光緒庚辰之夏……赴日充當隨員，於其書肆頗得舊本……每得一書，即略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擬歸後與同人互相考證，為之提要。暨歸赴黃岡教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妮古之士，嘗以書來索觀其目，因檢舊稿塗乙不易辨，時守敬又就館省垣，原書多藏黃州，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釐為十六卷…辛丑四月」。
由此序可知，《日本訪書志》之初稿成於在日本之時，歸國後即束之高閣，至光緒二十五年以後因同好者要求，才先將字畫清晰者整理出版。因書中對於影抄本的版式行款已有詳細描述，則剪貼偽造的工作似應在日本。
偽造的技巧。影抄本的剪貼痕跡幾乎涵蓋全書,聰明如楊守敬者，若真要進行偽造，應會知道只要請書手重新謄寫，既可免除這樣繁複的剪貼工作，同時又可不露痕跡。
根據以上諸點，除非未來能發現更直接有力的證據，否則我們認為是無法下「楊氏偽造影抄本」這樣的斷語的。然而至於影抄者及偽造者是何人呢？偽造的動機又是什麼呢？
《內閣本》原深藏於秘府中不為人所知，丹波曉湖在嘉永四年（1851)意外發現並加以影摹，其副本或相關傳本因此流傳下來，所以影抄者應與丹波曉湖密切相關，或許是其本人，或許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
至於何人加以剪貼又為何要剪貼呢？考江戶時期的《傷寒論》刊本如《和訓傷寒論》(1839)及《訂字標註傷寒論》(1848版）首卷首葉的版式皆作第一行為「傷寒論」，第二行為「漢張仲景著 晉王叔和撰次」，第三行為「辨脈法第一」，與《影抄本》非常相似。另外《新校宋板傷寒論》（1844)的首卷首葉第一行為「傷寒論卷第一」，第二行為「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撰次」，第三行為「宋林億校正」，第四行為「辨脈法第一」，亦僅較《影抄本》多出一行。這顯示出江戶時期的日人頗有復古之心，以致常有這樣的作法，所以極有可能便是影抄本的偽造者。然而說「偽造」似乎太過沉重，或許應如小曾戶洋所言的「純屬為了復原吧」。
5.結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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