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國寶級導演努裡·比格·錫蘭的作品大多關乎人的內心世界，尤其善於捕捉人內心深處的孤獨、困惑、掙扎與無奈等情緒。他把人物內心充沛而又含蓄的情感通過藝術手法進行放大，輔以緩慢而又內省的節奏，不動聲色中讓觀眾與劇中的人物共情，既能讓觀眾了解到這片憂鬱而又神秘的土耳其大陸上人們內心的困境，也能在沉浸式的體驗中窺見人生的真相，獲得對生活的感悟。
榮獲坎城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三隻猴子》，片名出自日本宗教中的「三猿像」。「三猿像」是日本日光東照宮木造建築神廄舍的木雕形象，由不看、不聽、不說的三隻猴子組成，對應著儒家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三隻猴子的蒙眼，捂耳，遮嘴動作暗示著劇中人物對事實真相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而不言。他們就這麼彼此緘默地活著，守著難以啟齒的秘密，在這片死寂沉默的現實世界裡，他們都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沒有人去試著溝通，終導致隔閡加深，親情疏離。
《三隻猴子》是一部寓言式的文藝片，講述了一個政客在大選期間的夜晚開車撞死人，花錢讓司機去頂罪，然後造成司機家庭產生一系列悲劇事件的故事。情節簡單，表演自然，錫蘭通過以小見大的手法將土耳其當下的社會背景以及人性中的懦弱與無奈呈現在觀眾面前。
通過這部電影有人看到了欲望，有人看到了謊言，我卻更多關注這個悲劇家庭中親情關係的疏離。父親為了改善生活擅自決定替政客頂罪；母親為了滿足兒子要求，去向政客要錢卻身陷感情漩渦；兒子因窺見母親出軌邪惡的場面，洩憤殺人。他們一家三口生動闡釋了生活就是一場無休止的考驗這一現實，在這些考驗中他們摒棄了溝通這一重要環節，選擇了沉默，選擇了隱忍，選擇了懦弱，最終將這個家庭推向深淵。
故事並不新穎，但錫蘭通過象徵和隱喻的敘事手段，富有張力的鏡頭語言以及異常出色的細節掌控力，使影片從頭至尾籠罩著一種濃濃的無奈情緒，讓人融入其中，深陷關於人性和親情的沉思。
電影敘事中巧妙地運用隱喻和象徵，充分體現了劇中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內心世界
在錫蘭的作品中，他總是很擅長用隱喻和象徵的手法，去刻畫現實之下人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危機。
電影的片名就是一個寓言式的隱喻，兒子伊斯梅爾窺見母親和政客的偷情，既不願意聆聽母親的苦衷，也沒有告知監獄中的父親，謂之視而不見；父親伊約聽從了政客的頂包計劃，迫於生計只能順從以及聽出了兒子的謊言卻沒有拆穿，謂之聽而不聞；母親對自己和政客不倫的關係閉口不談，假裝沒有此事，謂之知而不言。而三隻猴在劇中並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更多的時候他們輪流當了那三隻猴子。
當現實生活是如此艱難與不堪，面對事實真相，他們都選擇了逃避，放棄了坦誠面對。在一味的猜忌與疏離中非但沒有阻止悲劇的發生，反而讓生活繼續分崩離析。通過他們真實的演繹，將人性的惡與懦弱展現的淋漓盡致。
導演採用超現實的手法，讓死去的弟弟總是在家人悲痛的時候出現，也是導演安排的一種隱喻。暗示這個家庭曾經遭受過一次沉重的打擊，痛苦從未離他們遠去，也許是因為失去弟弟的悲痛總是存在於他們的記憶中，讓他們失去了打破這種沉寂局面的勇氣。
頻繁穿插在劇情中的手機，也成了一種秘密的象徵。當母親去向政客要錢，手機不合時宜的響了起來，作為情歌的手機鈴聲成了母親內心真實地反映，為偷情埋下了伏筆。當父親出獄後，聽見了母親的手機鈴聲，私自接聽後聽到了政客的聲音，自此秘密被戳穿。父親知道了妻子不貞的事實卻沒有向政客對質，只是粗暴地對待妻子，更是從側面襯託了人性的懦弱與無奈。
兒子去監獄探望父親，來回乘坐的火車也是一種象徵，代表了逃避與疏離。當火車離家漸行漸遠，伊斯梅爾漸漸放鬆了自己的心情，變得不像在家中那麼壓抑，看得出他很享受這樣的離開。而火車也代表著一種空間的距離，亦如他和父親之間的隔膜。
當伊斯梅爾坐著火車遠行，走向未知的遠方，似乎也印證了最後的結局。 火車本來是井然有序的在軌道上前行，就像伊斯梅爾一成不變的生活，一旦發生失控，必然會造成危險的後果。
卓越的鏡頭語言賦予故事更多的情感與張力，充分調動了觀眾的情緒與思考
錫蘭的作品多是輕情節重留白，留下大量的想像空間讓觀眾自行擴充。卓越的鏡頭語言就像是觀眾的眼睛，以一種凝視的視角觀察著劇中人物的一舉一動，跟隨著劇中人物的情緒起起落落。
電影的開始導演便來了一段固定鏡頭，在昏暗的海邊長椅上，政客和司機伊約進行著不可告人的頂包交易。在這裡導演給了政客一個過肩視角，焦點給了司機伊約，表明政客想和伊約拉近關係。政客的滿頭大汗讓這次交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伊約的表情看似波瀾不驚，實則充滿了無奈，這就是現實的生活，處在底層的他並沒有更多選擇。
兒子和母親吃飯的場景，導演也用了一段較長的固定鏡頭。窗外晴朗的海面和室內昏暗的空間形成鮮明的對比，暗喻這個家庭的不和諧。兒子和母親雖然在同一畫面中，但談話並不融洽，兒子無所事事，對母親提出的工作不感興趣，想提前支出父親的賠款買車被母親拒絕，最後生氣離開。靜止的鏡頭關注著母子的爭執，真實瑣碎的生活散發出一種疏離的氣息，讓畫面之外的觀眾感同身受，在時間的靜靜流淌中思考著生活的因與果。
當母親深陷與政客的情感漩渦無法自拔，和政客在海邊見面的時候，導演全程來了一段固定機位長鏡頭。錫蘭並沒有採取常規表達人物情緒的正反拍，大特寫之類的手法，而是一反常態，用一段長鏡頭遠遠地觀看。
呼嘯的風聲，陰沉的烏雲，隨風來回飄蕩的垃圾袋無一不反映了二人內心壓抑情感的糾纏，長鏡頭下的自然背景不僅豐富了畫面的視覺元素，更是給觀眾增添了無盡的想像力。
異常出色的細節掌控力，既讓電影的主題得到深刻表達，又讓人性的現實在觀眾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部好的影視作品看過很久後也許會忘了具體的情節，但其中精彩的細節卻會讓人記憶猶新。好的細節會讓觀眾去發現，去聯想，去回味，去窺視影像背後深藏的意蘊，與導演本人的思想碰撞出共鳴的火花。
車禍後，政客和司機在凌晨的海邊達成交易後遠處響起了燈塔的聲音，兩人不約而同地望向閃亮的燈塔。燈塔本來用以引導船舶航行，是希望的象徵，在劇中卻與現實相反。燈塔閃爍的紅光和發出的聲音更像是一種警告，預示著危險的來臨。
當司機妻子從政客的地方走出來後，政客強意開車把司機妻子送回去，在途中又聽到了燈塔的聲音，並再次看到了燈塔，暗喻政客和司機妻子的不倫之戀終歸沒有好的結果，政客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當司機的兒子伊斯梅爾窺見母親和政客偷情，在伊斯梅爾憤怒的眼光中，鏡頭切向了廚房裡飄動的白色窗簾以及砧板上的刀具，窗簾表明了人物內心的波動以及這個家庭的動蕩，刀具則指向了伊斯梅爾的選擇。
在電影的後面，有一段司機產生幻覺的場景。他看到了妻子爬上天台圍牆的邊緣想要跳下去，但他沒有馬上去阻止，而是選擇退到光線的陰影部分，在驚慌與疑慮中搖擺不定。鏡頭對準了司機的臉部，無限放大了他的心理活動，此刻環境中的水滴聲，火車轟隆聲，呼嘯的風聲都成了司機內心惴惴不安的真實反映，將人性中的惡與懦弱再次展示給觀眾。
錫蘭對於細節的捕捉讓電影變得充實飽滿，他所有的闡述都隱含在鏡頭中讓觀眾去剖析。電影中出現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導演將秘密的線索交付到我們手上，讓我們去拼湊這些看似零亂的情節。在思維的互動中，一起走向劇情的結局，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即是整個事情的旁觀者，也是見證者！
儘管親情指向疏離，但希望和救贖仍然能夠溫暖他們內心的孤獨
父親的頂罪是為了改善家庭生活，母親要帳的出發點是為了給兒子買車，兒子殺了政客也是為了維護這個家庭的尊嚴。他們雖然表面冷漠，內心卻還是牽繫著彼此，只不過生活的無奈與傷痛讓他們失去了坦誠和溝通的勇氣，以至於在做出一些人生重要的決定的時候，失掉了方向，將家庭墜向了深淵。
當得知兒子殺人，母親坐在天台圍牆的邊緣想要跳下去，父親看到了沒有再次逃避，兩人凝視的目光中徘徊著悔恨、無奈和歉意，父親說了一聲：「別做傻事，下來吧！」最終還是選擇了寬恕。伊約找了一個無父無母以茶館為家的底層人士去頂兒子的罪，當他回到家中，看著熟睡的妻子和兒子，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軌，只不過他們的悲劇結束，而別人的悲劇又重新開始。
這似乎是一種無奈的輪迴，無窮無盡看不到頭的人生，一切還是回到了原點。而此原點又非彼原點，發生的事情永遠都阻止不了，失去的東西也永遠都挽不回。
錫蘭之所以能夠憑藉《三隻猴子》榮獲最佳導演獎，不僅在於他嫻熟的拍攝技巧，更在於他對人心深層次的剖析。尤為特別的是他對家庭中的親情關係刻畫的異常鋒利，雖然話語不多，卻能讓所有的跌宕起伏都在臺詞之外不言而喻。當面對生活的重壓，他們內心的懦弱與悲傷的情緒盈滿鏡頭，深深地感染著我們，啟發我們也去思考親情，思考生活，思考不易覺察的人性。
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人生看似美麗的外表下往往暗藏著悲涼的底色，而那些生活的艱辛和苦惱卻又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所以當我們面對生活的重壓要正確理解和經歷那些艱辛和苦惱，而非讓它摧殘我們的意志，遊走在善與惡，愛與恨的邊緣。
真實的生活就是這樣隱忍而瑣碎，我們也曾不堪忍受生活的煩惱而關閉自己的心靈，也曾懼怕生活的脆弱而變得小心翼翼，我們選擇不去交流，只想一人默默消化情緒，用「冷」的外表代替「熱」的內心，殊不知這就是一種冷暴力，最終的結果就是《三隻猴子》中那樣的親情疏離。
當我們明白了生活的本質，我們理應學會坦誠溝通，不做迷茫孤島，這樣才能避免許多無謂的矛盾和誤會；當生活給予我們磨難，我們也理應學會堅強，不做懦夫，這樣才能讓人生不至失去了方向！也許這才是這部電影的魅力，看似平凡，實則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讓你我不再迷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