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權力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米蘭·昆德拉
在美麗的校園裡一起看電影無疑是個美好的回憶。踏入三月，中大的博群電影節又來了。「時代的註腳」是此次電影節的主題。
電影可以深刻，把觀影的人帶往遠方；電影可以娛樂，令底下的觀眾捧腹。而有些電影看著看著，使人不禁心情沉重起來。
3月8日傍晚，天空飄著絲絲細雨。中文大學校內最大的表演場地——邵逸夫堂裡坐滿了人，大家都在等著一部紀錄片的放映。
影片的開頭祭出一個疑問——關於1967年的檔案為什麼不見了。《消失的檔案》是片名也是導演羅恩惠的疑問。四年前，羅恩惠看了屈穎妍的《火樹飛花》一書後被觸動，想用紀錄片去還原1967年的香港。
當羅恩惠到政府檔案處去檢索當年的相關資料時，她所能找到的影像資料僅僅只有一段二十一秒的短片，文字資料則殘缺不全。反觀65年、66年和68年，資料則比較整全。紀錄片又審視了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館「香港故事」中對一九六七年的處理，那短短幾行的介紹放在整個香港歷史的脈絡中也是不成比例地輕輕帶過。
但是，對香港的歷史稍有了解的都會知道，1967年的香港殊不平凡。
1967年距今整整半個世紀，時間的流逝為資料的收集增加了難度，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發生的一場持續了八個月的社會動蕩讓當時置身其中的人都留下了創傷，使他們疼痛而失語、不願再揭傷疤。
《消失的檔案》作了較多「何年何月何日發生何事」的歷史事實的鋪陳，大量引述了當時的兩份左派報紙以及明報的社論去推進事態的發展。事件最初是由於新蒲崗的一個塑膠花廠出現了勞資糾紛，工人不滿資方嚴苛的工作待遇和剝削，勞資雙方爭持不下，談判不果。左派工會介入，工人於五月爆發了工潮。警方出動鎮壓，雙方衝突迭起。
5月7日晚，左派的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舉行控訴大會，控訴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工會主張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和毛語錄。有報章控訴港英政府「迫害民族，鎮壓群眾」，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5月15日，大約1000名示威者遊行到港督府，沿途高呼口號，認為港英政府偏袒資方欺壓工人。同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文章指出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向英國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抗議。
5月16日，也就是第二日，左派陣營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鬥委會」也成了這場「鬥爭」名義上的主要領導機構。
那時國內正值文革爆發，左傾思想波及香港。工潮受其影響，逐步發酵升級直至失控。
7月13日，《明報》以<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為題發表社論，社論寫道「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司機、炸郵政局、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委會』談話，公然讚揚這一行動。」
在明報發表此一社論的前一天，新界大埔響起第一顆土製炸彈的爆炸聲。自此，真假炸彈浪潮此起彼伏。人們後來說起一九六七年，記憶裡就是滿街「菠蘿」的濫觴，而「菠蘿」就是土製炸彈的意思。8月4日，北角有一對姐弟在街邊玩，因為好奇誤觸炸彈，當場肚破腸流，生命化為縷縷青煙。
今天，香港禁止放煙花炮竹的規定也與此有關。1967年9月，港英政府頒布緊急法例，禁止市民保存及燃放炮竹的命令，後來更於1968年1月9日正式訂立條例禁止。
另一件至今仍常被提起的慘劇是「林彬之死」。林彬是電臺主持，暴動期間經常指責滋事分子破壞香港秩序。8月24日，林彬和表弟駕車前往商業電臺的途中，遭兩名男子截停並施以汽油彈，兩人當場葬身火海。
紀錄片穿插了幾幕北京聲援抗爭行動的場景，其中包括紅衛兵包圍英國駐華使館以及糾鬥駐華大使的畫面；另外，在香港的邊境沙頭角，廣東省的民兵也和港英在次級戰場駁火，雙方皆有死傷。
暴動期間，港督戴麟趾因為頂不住壓力而離港修養。在後來解密的檔案中也顯示，當時的港英政府面對動蕩的政局也曾作出撤僑的準備。然而，工人罷工罷市和抗議行動持續了幾個月，左派變本加厲的行徑越來越不得民心，市民大眾開始覺得難以接受社會持續的動蕩不安，先後有六百多個團體在報章上刊登聲明，支持香港政府出面維持社會秩序。
港英政府一邊拉攏民眾支持，一邊強硬打壓左派。最終，周恩來總理在12月中給香港的左派下達直接命令——停止放土製炸彈。一場持續了八個月的動亂，最終造成51人死亡，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
學者張家偉於2012年出版《六七暴動》一書，副標題——「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揭示了這一年之於香港的意義。一九六七年很重要但存在爭議。「暴動」是港英政府對事件的定性，有自稱左派的觀眾在映後稱導演對事件的處理並不客觀，因為影片並未說明「反英抗暴」的緣起和當時的社會環境。這名觀眾引用了毛的名言——「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他控訴港英政府和其所代表的英資對工人的壓迫，力陳當時社會的不平等和貧富懸殊。
對此，映後座談的嘉賓梁文道卻細心地發現了紀錄片裡的一處安排，從而對這名觀眾提出的質疑進行了否釋。影片在開頭提到了1966年的「九龍騷動」。青年蘇守忠因為反對天星小輪的加價，到碼頭絕食抗議。此後蘇守忠被捕，有大批青年到場聲援並上街抗議，由此引發騷動。試想想，當年因為五豪子的加價引發的騷動不是已經反映了社會的貧困？然而當時的左派報紙非但沒有介入，並對抗爭行動持反對意見。時隔一年，左派的反應如此不同，原因何在？或許，我們不應否定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是暴動產生的溫床，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失控的左傾思想和狂熱的民族主義會導致怎樣的後果。
梁文道先生繼續指出，整件事最複雜的地方在於似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所有人都覺得委屈。當你覺得只有林彬和北角那對姐弟是受害者的時候，難道那些被欺壓的工人不是受害者？難道那些在抗爭中犧牲的工友不是受害者？難道那些當初被動員、最後卻因為抗爭失敗而得不到組織承認的人不是受害者？
那些所謂的「暴徒」因此成了年青囚犯，人生的路上帶著刑事記錄前行，從此在社會上處處碰壁。他們中有的人也覺得自己無辜：動員時，好話說盡，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運動結束後組織就不認帳了，說革命是自願的。
1967年，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
紀錄片裡還訪問了不少的當事人，其中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梁慕嫻。梁慕嫻是當時左派的一個外圍組織——學友社的負責人，她後來離開了香港，寫過書去記錄和反省自己過去的失智和目盲。在接受訪問時，她坦言自己在暴動期間雖然參與其中，卻對殺害林彬的行動感到不解，林彬只不過是一名電臺主持啊，殺害林彬和正義的「反英抗暴」如何自洽？有人告訴她，這是「階級鬥爭需要」，她便沒有再出聲。
「階級鬥爭需要」在當時足以成為說服她的理由，因為運動已經進入了一種思維模式，即「為了革命，不惜一切（代價）」。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因為鬥爭需要而被犧牲，哪怕那是一條人命，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階級意識形態取代人性——這不正是我們在文革中所看到的嗎？
一九六七年之後，香港所謂的「左派」長期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直到九七將近，左派才重新靠近權力的核心。另一名嘉賓程翔在被問到左派應當從這道歷史傷痕裡汲取什麼教訓時，他這樣回答：「每個人都應該培養起獨立思考的能力，純粹『響應號召』，是社會的悲哀。」
走筆至此，相信大家對檔案何以消失有了一些基本的判斷。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列席了放映會，並在映後的座談會向觀眾解釋：「檔案其實並沒有消失，因為檔案根本沒有被送到檔案處。至於保安局和警隊內部是否有存檔則不得而知。因為香港沒有《檔案法》，政府官員因此可以不立檔，不存檔。」香港至今未訂立《檔案法》，給別有用心的人提供了鑽營的空子，卻損害了公眾的知情權。座談會中有位出版界的人士對影片感觸良多，卻因為時間的關係匆匆結束了發言，他的發言裡有一句話我還記得：「有真相才能有公義，有公義才會有和解。」
羅恩惠導演這部《消失的檔案》來得正是時候，它讓我們更加靠近五十年前的真相之餘，在愛字頭團體橫行、是非界限越來越模糊的今天，給公眾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
晚上11時，放映會結束，人們在中文大學的小山坳上等著下山的車，雨還沒停，細絲打在臉上。此刻，暗藍色的穹頂沒有星光，我想起顧城《一代人》裡的那句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文/ Leon Lu
編輯/ Dahlia Huang
圖/ Leo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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