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德
《田園交響曲》法文版書影
一
如果說紀德的《違背道德的人》的確像英國批評家約翰·凱裡所說的那樣，是「一個關於忠實於自我的故事」，那麼《田園交響曲》則是一個關於人性的自我欺瞞的故事。
理解《田園交響曲》一直繞不過去的是紀德本人對小說的自述。紀德在《日記》中曾經評論過自己的幾部創作：
除了《地糧》是唯一的例外，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諷刺性的；是批評性作品。《窄門》是對某種神秘主義傾向的批評；《伊莎貝爾》是對某種浪漫主義的空想的批評；《田園交響曲》是對某種自我欺騙的批評；《違背道德的人》是對某種個人主義的批評。
「對某種自我欺騙的批評」就成為作家本人對《田園交響曲》的最具有權威性的定評，也奠定了解讀作品核心命意的一種基調。
可以說，紀德相當完美地實現了他的創作初衷，《田園交響曲》的情節主線展示給讀者的正是主人公本能愛欲與道德準則的衝突。救助、收留、保護並啟蒙了盲女吉特呂德的「我」，稱得上一個不失高尚的牧師，但是當他逐漸在內心深處對盲女萌生愛欲情懷，卻對自己的私慾「出於本能」地掩飾，屢屢藉助對《聖經》有利於自己的妄自解釋獲得心理安慰，甚至不惜阻撓和破壞盲女與自己兒子雅克的愛情的時候，作為一個牧師的「我」則已然陷入了自欺欺人的虛偽境地。
紀德的中國知音，法國文學研究專家盛澄華在寫於上世紀40年代的專著《試論紀德》中對《田園交響曲》曾作出如下精闢的評論：「這場戲的精彩處正是牧師自身那種崇高的虛偽。」「愛欲又極能藉道德的庇護而騙過了自己的良心。人們往往能設法尋覓種種正大高尚的名義去掩飾自己的卑怯行為，因此紀德以為愈是虔誠的人，愈怕回頭看自己。因此固有的道德的假面，才成為他唯一的屏障，唯一的藏身之所。這也就是所以使牧師信以為他對盲女的愛戀只是一種純潔無瑕的慈愛。」
紀德的工作恰恰是揭穿這種「道德的假面」，揭示人的心理深處的黑暗本質，還原人性固有的複雜性。
二
「愈是虔誠的人，愈怕回頭看自己。」但比起那些一往直前從不回身反顧者，這種「回頭看自己」的人，既可能多了一些「掩飾自己」的虛偽，也可能會同時獲得幾分自我審視的反思性。至少在《田園交響曲》的牧師這裡，時時反顧內心，在道德良知和本能愛欲之間掙扎，並每每戴上道德假面自我辯解，為小說帶來的是心理探究和人性解剖的深度。
盛澄華指出：
紀德作品中的人物差不多都作著一種不斷的內心分析。這裡個人顯明地被分置在兩個壁壘：一方面是動作著的我，而另一方面是在觀察與判斷的我，所以紀德的作品很多都用日記體寫成，因為只有這體裁最適宜於內心生活的分析。
《田園交響曲》中也同樣存在這樣兩個「我」，一個是在故事情節展開過程中「行動的我」，另一個即是那時時「回頭看自己」的「觀察與判斷的我」。小說中更值得關注的正是在內心中自我糾結自我剖析自我崇高的「我」。而作品的人性解剖的心理深度正由這個「觀察與判斷的我」帶來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田園交響曲》是一部心理小說，或者說是一部探究複雜人性的小說。這就是紀德選擇了一個第一人稱「我」做小說主人公的原因之一。「他（紀德）之所以愛用第一人稱寫作，因為構成他小說材料的都是一些所謂『內在的景致』（Paysages intérieurs），一些在他內心中相互掙扎，相互衝突的思想，所以如用客觀的手法，他無從把握他所創造的人物的錯綜性——每一人物也就是他自己無數部分的化身，但小說中的人物雖以第一人稱出現，而小說的作者對這無數的『我』卻只採取一種旁觀的態度，這也就是所以使紀德說這些都是他帶有諷刺性，批評性的作品，而這也正是所以使紀德小說表面的坦直與單純恰恰形成它們內部的曲折。」紀德登上文壇之際，正是弗洛伊德所發明的關於人類的深蘊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說大行其道的歷史時期，對人類心理與人性的複雜性的關注，誘惑了當時眾多的小說家，也催生了隨後興起的意識流小說流派。紀德筆下經常出現的兩個「我」，即與紀德對人性構成因素的複雜理解有關。紀德「以為每個人的生活當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所構成。這兩種力的相互排斥、掙扎，才形成一切生命的源泉。所以在藝術中我們有想像與現實的對立，在意識中有思想與行動的分歧，在社會中即形成個人與集團的抗衡，在戀愛中即形成情與欲的衝突。因此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常是一大片戰場，在那裡上帝與惡魔作著永遠不斷的角逐」。
這所謂的兩種力，在《田園交響曲》中主要表現為道德與私心以及理智與愛欲的衝突。紀德之所以把這部小說也視為批評性的作品，並不是對牧師最後佔了上風的自我與愛欲進行譴責，在某種意義上說，紀德視道德與自我的對峙以及理智與愛欲的衝突為人性中兩種力必然抗衡的結果。紀德的批評真正針對的是牧師自我欺瞞所表現出的虛偽人格。當牧師聲稱「我決不願意去注意吉特呂德不可否認的美」的時候，當牧師骨子裡出於對大兒子雅克的嫉妒卻冠冕堂皇地斷言「雅克很會說理，這麼年輕的人的思想中已經有那麼多僵硬的教條，叫我見了痛心，否則，我必然會欣賞他的論證的高超和邏輯的一致」的時候，當讀者終於意識到牧師妻子其實很善解人意忍辱負重不肯傷害丈夫和盲女，而牧師卻總想讓讀者感覺到她的不近人情的時候，牧師的虛偽人格躍然紙上。而小說最高明的地方在於紀德含而不露地通過牧師自己的日記生動地傳達出了讀者可以辨識的這種虛偽性。
三
還清楚地記得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讀《田園交響曲》的時候，我對小說中的牧師充滿鄙視，對盲女與少年雅克未能走到一起極度惋惜，稱得上是紀德所期待的理想讀者。當時作為一個文學系本科生的我堪稱是一個道德至上主義者，對小說中虛偽的牧師難免也會產生極端道德化的感觸。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重讀，發現自己對牧師的形象竟多了幾分理解和寬容，對牧師的「虛偽」人格的體認也複雜了一些，一時間感到牧師愛上盲女吉特呂德，是基於人性的本能，至少稱得上符合人之常情。也許當年從道德至上主義的立場苛責虛偽的牧師的時候，我已經把自己置於一個更「道德」的仲裁者的高度。於是我如今開始有些認同法國作家莫洛亞在《從普魯斯特到薩特》一書中對牧師的斷言：「這種虛偽完全是無意識的。」
正因為牧師的虛偽可能是無意識的，《田園交響曲》才有可能超越單純的道德譴責和批評，而獲得某種人性的高度和深度，繼而才有可能成為具有持久藝術和思想價值的永恆性作品。盛澄華說：「紀德對他每一作品最大的關心，不在是否這作品能得一時的成功，而是如何使它能持久。這『永遠的今日』『永遠的青春』正是紀德在藝術上最高的企圖與理想。而為達到這目的，對於藝術品中思想價值相對性的重視與認識，是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思想價值的「相對性」保證了作品對簡單的道德判斷的超越，而趨於揭示人性的複雜。
因此，「虛偽」在《田園交響曲》中也許不僅僅是人格意義上的，而更是人性意義上的。
倘若先不管紀德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這部作品，而是採取「作者死了」的閱讀立場，讀者就會對作品和人物產生自己的有別於作者的主觀投射。比如，或許有讀者就會追問小說中牧師對盲女的愛情是不是值得同情的。
當紀德選擇了第一人稱「我」作為小說的敘事主體，牧師的形象在某種意義上就獲得了某種自足性與自主性，而讀者一般的閱讀心理，往往會對敘述者報以認同與同情。在小說結尾悲劇誕生之際，如果有讀者對牧師產生的不僅僅是譴責，而且還有深深的憐憫，也自是閱讀環節的應有之意。當然，這種憐憫的目光也應該同時投射到盲女、雅克以及牧師的妻子身上。
四
在某種意義上，《田園交響曲》也可以看作詮釋甚至實踐聖經戒律的文本。專業的讀者會看到，在小說的悲劇結局中，宗教其實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這就是紀德選擇一個牧師作為小說敘述者兼主人公的原因所在。
對於一個上帝的僕人而言，牧師自欺欺人的虛偽比起普通人可能尤其難以獲得諒解，道德與愛欲的衝突在牧師的身上也必然表現得更為強烈，並最終以一種更加嚴重的罪惡感表現出來。對「罪」的思考因此是小說中紀德所關注的核心理念之一。而牧師關於基督和聖保羅之辯（「我愈來愈看清，組成我們基督徒信仰的許多觀念不是出自基督的原話，而是出自聖保羅的註解。」）看似涉及了基督教學理之爭，背後則關涉著「我」對罪的憂慮、恐懼以及出於本能的逃避。
所以貫穿於小說後半部分的是牧師念茲在茲的罪惡感：「我竭力使自己超越罪的概念，但是罪好像是不可容忍的。」而當這種罪惡感變為沉甸甸的心理現實難以排遣的時候，牧師不自覺的選擇是藉助於對《聖經》有利於自己的重新解釋，來獲得心理的慰安與平靜。因此雅克才責備牧師在基督學說中挑選迎合牧師自己的內容。這種對基督學說的選擇性恰恰是把聖典在「為我所用」的過程中功利化了，聖典因此面臨的是走向反面的危險。
這種罪的意識也滲透和影響到了盲女吉特呂德：
「我要肯定的是我沒有增添罪惡。」
「我記得聖保羅的一段話，我整天反覆念：『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
聖保羅的話恰恰出自牧師從來不肯向盲女閱讀與講解的章節。而盲女重見光明之後，需要她負荷的正是人世固有的責任。她的罪感的獲得也是一個正常人真正承擔起屬於自己的誡命的體現。當盲女依舊目盲的時候，她尚可以用《聖經》中的基督聖訓「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尋求解脫；一旦目能見物，她「首先看到的是我們的錯，我們的罪」。吉特呂德最終的死亡既與看到人間不幸甚至醜惡的真相後的失望有關，也決定於她的罪感的自覺。
當牧師追問：「在《聖經》中有多少其他章節令人讀了賦予二重和三重的意義？」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成是紀德本人的聲音。而紀德的小說其實也正追求這種意義的二重、三重乃至多重性，類似於交響曲的幾個聲部。而小說中的多重聲音往往更是以矛盾和辯難的方式存在的。早在1895年紀德就說：「我也喜歡在每一部作品的內部具有對其本身的辯駁的部分，不過要隱而不露。」就像有文學史家評價紀德的《偽幣製造者》時所說的那樣：「這部偉大的小說同時又給了他表現自身那些對立面的機會。這部小說不是獨奏曲，而是交響樂。」
五
對《田園交響曲》這樣一部內涵豐富的作品的閱讀，倘若只糾纏於作者本人闡述的批評性意圖，從單一的角度讀解小說的題旨，就會忽略本書一些同樣值得品味之處。
在我看來，儘管牧師可能是一個應該受到譴責的形象，但牧師對盲女的「啟蒙」的歷程，堪稱是小說中蘊含著美好情愫的部分。
那是三月五日。我記下這個日期仿佛這是個生日。這不止是微笑，而是脫胎換骨。她的五官一下子活躍了；這像是豁然開朗，類似阿爾卑斯山巔上的這道霞光，黎明前映著雪峰顫動，然後從黑暗中噴薄出來；簡直是一項神秘的彩繪工作；我同樣聯想到畢士大池子，天使紛紛下池子攪動死水，看到吉特呂德臉上突然出現天使般的表情，我有一種勾魂攝魄的感覺，因為我認為這個時刻佔據她內心的不全是智慧，還有愛。
啟蒙的精義正在於心智與愛的同時喚醒。而啟蒙的歷程也是重新認識世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僅是被啟蒙者獲得了對世界的嶄新啟悟，啟蒙者也會同時獲得對世界的陌生化目光，仿佛剛剛誕生的嬰兒睜眼看世界，一切都是新鮮如初的，這個充滿斑斕色彩的世界剛剛在上帝手中生成。
牧師的啟蒙尤為別出心裁之處是藉助交響曲中的樂器向盲女解讀她無法看到的世間的顏色。就像交響樂中有華彩樂段，小說《田園交響曲》的華彩部分正是對聽覺和視覺兩個感覺領域關係的狀寫：「我可以借用交響樂中每件樂器的作用來談論顏色問題。……我要她想像大自然中存在的色彩，紅與橙黃相當於圓號與長號的音色，黃與綠相當於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玫瑰與藍可以由長笛、單簧管和雙簧管來比擬。這下子她心中的疑團全部消逝，感到莫大的喜悅。」
深受象徵主義影響的紀德也許是通過這種溝通「聲音和色彩」的世界的方式向波德萊爾和蘭波等象徵派詩人致敬。而紀德除了建構聲音與色彩的相通，更重要的是強調兩者的區隔。這種區隔在《田園交響曲》中有著更深刻的隱喻含義。當牧師向盲女以聲音解釋顏色的時候，他才充分意識到「視覺世界跟聽覺世界是多麼不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所作的一切比喻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在紀德的理解中，「聽」的世界中存有真正的田園牧歌，而「看」的世界卻充斥著不盡圓滿的人間真相。小說中的觀察無疑是深刻的：
「我的吉特呂德，看得到的人並不像你那麼會聽。」
「那些有眼睛的人，」我最後說，
「不認識到自己的幸福。」
「有眼睛的人是不知道看的人。」
牧師因此認為目盲的殘疾對盲女而言甚至是一個優點，可以使她「眼不見心不煩」，全神貫注於單純美好的「聽」的「田園交響曲」，藉以回到有如史前的牧歌時代。義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在《幼年與歷史：經驗的毀滅》一書中指出希臘人強調的是「視覺的至高無上」。視覺（「看」）的至高無上意味著目睹真實，從而打破幻覺和迷夢，因此，牧師才對盲女的復明一直感到憂心忡忡，這是對在盲女眼中真相大白的恐懼。如果說從人類學的意義上，對視覺的強調導致了人類理性歷史的開始，那麼聽覺的世界則似乎更有史前的特質，使人想起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尚未偷吃善惡果之前的樂園時期，就像紀德在《納蕤思解說》中對樂園夢的書寫。
盲女吉特呂德就是真正屬于田園世界的令人難忘的形象。她擁有的是「天使的笑容」，純真而美好。雖然目不能視，卻「看」到了一個明眼人無法看到的天堂般的世界，這個世界或許正吻合著「田園交響曲」的本意。如果說存在一個田園世界的話，那麼它只屬於復明之前的盲女。一旦盲女復明後了解到真相，幸福以及田園就同時失落了：「整個世界不像您讓我相信的那麼美，牧師，甚至相差很大。」小說的名字「田園交響曲」因此寓意深刻。當盲女聽了交響樂《田園交響曲》之後問牧師：你們看到的東西真是跟交響曲中描述的「溪邊情境」一樣美嗎？牧師思索的是：「這些非語言所能表達的和聲描述的不是真實的世界，而是理想的世界，一個沒有痛苦、沒有罪惡的世界。我至今還不敢向吉特呂德談起痛苦、罪惡、死亡。」所謂的「田園交響曲」意味著只有掩蓋了痛苦、罪惡、死亡之後，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而更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恰恰是啟蒙了盲女心智的牧師本人，最後撕開了覆蓋在真相上面的面紗，揭示了田園交響曲的虛假性。紀德曾說：「我喜歡每本書裡都含有自我否定的部分，自我消滅的部分。」紀德在《田園交響曲》中編織了一個牧歌神話的同時，也毀滅了人類可以擁有一個田園世界的夢想。
其實冰雪聰明的吉特呂德，早知道牧師的夫人因她而傷心，「她的愁臉上那麼深刻的悲傷」。而雅克也因她而受到無辜的傷害。「『因而有時候』，她悲切地又說，『我從您這裡得到的幸福都像是由於無知而來的。』」本書最終似乎告訴讀者，欺瞞和假象有時是產生幸福的幻覺的前提。
六
前幾天剛剛拜讀被王德威稱為「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奇特」的史詩般的回憶錄《巨流河》，發現作者齊邦媛在上世紀40年代的抗戰期間即以手抄本的形式珍存過《田園交響曲》：「戰時因為紙張品質不好，印刷困難，有一些真正令我感動的書，多翻幾次就出現磨痕。高中畢業後等聯考放榜那段時間，我買了當年最好的嘉樂紙筆記，恭謹地抄了一本紀德《田園交響曲》和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的詩合集《漢園集》，至今珍存，字跡因墨水不好已漸模糊。」完整而「恭謹」地手抄，這差不多是對一本書的熱愛所能達到的極致吧？此後，時光又流逝了大半個世紀，在《田園交響曲》問世後近一百年的今天，恐怕不會有讀者再「恭謹」地抄錄了。但它那探問人性深度秘密的光輝，依舊閃爍在人類閱讀史的夜空，值得21世紀的中國讀者再度駐足仰望。
吳曉東 2011年5月12日於京北上地以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