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被浙江大學的吳毅強教授批評為「媚俗」,阮義忠的攝影觀念在網絡上引起了大討論,面對質疑,他相信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感動人的東西會持久」。
阮義忠:感動人的東西會持久
文|韓見 編輯|程曉筠
原刊於|外灘畫報(微信號: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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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義忠常常慶幸自己生對了年代、生對了地方。「我是生長在臺灣的華人,沒有經歷戰亂和『文革』,白色恐怖時期還是個小孩。懂事之後,臺灣經濟大發展,社會可以容納不同的價值觀,精神上和世界是接軌的,我可以發揮所長。」
阮義忠創辦的《攝影家》雜誌、編寫的著作《二十位人性見證者:當代攝影大師》和《當代攝影新銳:17 位影像新生代》對如今活躍於各行業的中國新生代攝影師和攝影愛好者來說是啟蒙性的讀物。不僅如此,他自己的攝影集《北埔》、《八尺門》、《人與土地》、《臺北謠言》和《四季》,也都是人文攝影的經典之作。
23 年前,阮義忠就攝影的美學問題與陳傳興、漢寶德、黃春明進行了 7 場對話,結集而成的《攝影美學七問》最近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出版。此書是與《當代攝影大師》和《當代攝影新銳》齊名的論著,重讀時,阮義忠最感到欣慰的是其中的內容仍然經得起考驗,這也使他更確信「忠於內心的陳述無所謂新舊,永遠能給人以啟發」。
《攝影美學七問》的寫作出發點是一個可算終極的疑問,即「攝影是否能做到其他媒體做不來的事」。從銀鹽到數碼、從黑白到彩色、從純粹記錄到觀念圖示,這確實是攝影誕生近兩百年來,熱愛它的人不可能不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攝影就無法作為獨立的藝術而存在,它最初是繪畫的素材,如今也許是當代藝術的素材。尤其是當手機取代了相機,徹底摧毀了攝影的技術門檻之後,不說藝術,拍照已經淪為連「創作」都不是的日常動作了。
▲《攝影美學七問》阮義忠 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年 1 月出版
赤誠如阮義忠,在洋洋 10 萬字的討論之後,仍然相信攝影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媒介,依然是「世界的證據」。他不認為技術的發展會消解攝影的藝術本質,只是說如今草率拍攝的大量照片不是藝術:「手機絕對方便的記錄功能使人更容易捕捉到瞬間即逝的畫面,可是它太快了,就像每個人都會講話,但不一定每個人的講話都是藝術,大部分話語只是傳遞信息而已。」他擔憂的是技術改變了人們的創作態度,影像寬度越來越大,可是深度越來越不夠:「好看的照片不一定是好照片,可能只是膚淺的不失敗的照片而已。」
拍攝不失敗的照片,曾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線、構圖要對,底片拍好了,衝洗和放大過程都可能出現失誤,所以每個關卡都要很謹慎地對待。在阮義忠看來,這個態度是深度的前提,「以前再不好的照片,也不會爛到哪裡去,比現在漂漂亮亮的照片看起來都要有深度,因為那是謹慎的、虔誠的、全力以赴的觀看。」現在所有技術的一部分都由機器代勞了,不需要學習、判斷,因此製造了一大堆影像。態度變了,所以看不到事情的意義之所在,而只看到了表象,這才是藝術最大的敵人。
近兩年,阮義忠在各地開設教授暗房作業的攝影班,並不僅是為了傳授技術,也不是強調攝影的宗旨,而是想讓年輕的攝影師體會從膠片到照片的全手動過程,從而回歸攝影應有的態度。他希望自己教過的學生成為種子,讓認真的態度生生不息地傳承下去。
阮義忠傾向於把紀實攝影與觀念攝影做一個大致的區分,那些純粹「擺拍」的照片大部分不在他關於攝影美學的討論範疇之內,他更喜歡直接的攝影。「藝術家會通過虛構的真實來服務觀念的世界,而攝影的本質是自己與外界的關係。」他的攝影美學是攝影應該「帶給人家溫暖的影像,透過影像喚起希望的感覺」:「現實已經夠殘酷了,為什麼要帶給人家絕望和傷痛呢?哪怕是絕望和傷痛,也要看到救贖和希望。」
他始終不渝地強調攝影的人文性,反對人的物化,用「不因為手持相機就高於別人、他物或任何存在」的信條要求自己和其他攝影師。他最喜歡的攝影大師是安德烈·柯特茲(Andre Kertesz),因為他的影像「最平淡,可是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最窩心的內容」。
他還喜歡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浪漫主義,「無論面對的世界多麼灰暗,還是拍出了溫暖」,當然還有「最懂得在日常中看出趣味」的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由於在好幾個攝影比賽中擔任評委,阮義忠對大陸的攝影界越來越熟悉,談起喜歡的攝影師,呂楠、劉錚、榮榮、駱丹、阿鬥、塔可、張晉都是脫口而出的名字,而這些名字對應的影像作品,無疑都在某些方面印證了他的美學觀念。
不久前,因為被浙江大學的吳毅強教授批評為「媚俗」,阮義忠的攝影觀念在網絡上引起了大討論,面對質疑,他相信時間是最好的裁判,「感動人的東西會持久」。
坦白說,阮義忠肯定不是如今最具洞見的批評家,但是我們也很容易理解一個沒有「童年陰影」的人,為何會真誠地擁抱人性和溫暖的日常。就像他自己說的:「我生長在宜蘭,農業社會的傳統倫理道德還沒有被扭曲和斬斷,我有最好的養分去抵抗現在和稀泥的世界。」他覺得人類的童年已經隨著 20 世紀的終結而終結了,因此他在 1999 年舉辦了四個展覽以告別人類的童年,「很有幸,我的照片保存了人類的童年」。
(本文原標題為:《人類的童年,已經隨著 20 世紀的終結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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