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阮義忠】一切鏡像都映出自己的心像

2021-02-19 今日閱讀書店

一切鏡像都映出自己的心像

——對話阮義忠

每年農曆生日,阮義忠都會接到大姐的電話。1989年,在新竹內灣,他曾拍過一張姐弟倆的相片。相片裡的姐姐比弟弟大不了多少,很費勁地橫抱著弟弟往溪邊走,下坡時尤為吃力,但始終把弟弟抱得很緊。一到溪邊,弟弟馬上掙脫她,頭也不回地玩水去了。那一幕讓阮義忠想起了自己的大姐。

阮家兄弟姐妹九人,阮義忠說他從小就是個讓父母頭痛的「怪孩子」。他的祖父是鎮上有名的細雕木作師傅。阮義忠是在木料和刨花堆裡學會走路的,目力所及,是神案上的龍鳳木雕和考究的家具上的花卉禽鳥。阮義忠用磚頭、木炭在打穀場上塗鴉,上學後,又喜歡在課本、作業本上創作,每次總被大人斥責。當家人生病不愈時,會讓他在冥紙上為紮好的稻草人畫臉。這是阮義忠最有榮光的時候,因為無論大人小孩,都會由衷讚嘆:「阿釘仔畫得好像啊!」

阮義忠生於1950年,當時臺灣經濟還不好,繼承祖業的父親家累極重,他性情木訥堅毅,不容易讓孩子們感到親近。阮義忠為數不多的溫馨記憶,是和父親一起去「吃會」(鄉村裡的酒席)時留下的。他回憶說,「那是我童年罕有的甜美回憶」。

相比於兄弟姐妹的順從,阮義忠強烈的性情顯得與家人格格不入。從小他就會用大哭表示不滿、抗議,上學後更是經常逃課,到磚窯裡捏泥巴做塑像,也因為和老師頂嘴,挨打後反抗而被退學。

阮義忠的家鄉頭城,是臺灣東部臨海的一個小村鎮,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漁。靠海生活的人性喜冒險,農耕人家和靠手藝生活的工匠則保守謹慎。儘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時玩水,阮義忠仍然經常偷偷下海,玩個痛快以後,還會和小夥伴們在菜園裡打幾個滾,往身上抹些泥土,好讓大人以為他們是在泥地裡撒過野。阮義忠還記得:從路邊到海邊的沙灘非常寬,打著赤腳,走不到三分之一就會被燙得受不了,這時候,大家都大口呼吸,拼命往前衝,「好燙,好燙」的聲音此起彼伏,在碰到涼爽的海水的那一刻,真是痛快到能一掃心中所有的煩憂。

阮義忠的二哥農校畢業、服完兵役後,就被父親留在身邊,視為自己的接班人。二哥最大的夢想是當船員,希望藉此週遊世界。村裡曾有過徵召船員的廣告,二哥看到後,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去試試。一直央求了幾年之後,二哥才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大哥身體不好,其他弟弟們都還小,當時只有二哥才能繼承祖業。

二哥不得不認命。阮義忠知道,有好幾次,二哥都曾打算離家出走。他還不止一次在深夜裡聽見二哥蒙著被子嘆息、哭泣。

跟二哥一樣,在長大的過程中,阮義忠也一直害怕自己的一生都會被拘縛在這個沉睡已久的小鎮裡。 

阮義忠的四叔是家族裡最特立獨行的人,在村裡第一個擁有照相機、摩託車,甚至還組織了一個小型爵士樂隊。直到現在,阮義忠都記得四叔那部相機是日本出產的Yashica D。離開家鄉多年後,已成為職業攝影人的阮義忠,有天在臺北一家二手店看到一部同款的老相機,他立刻買了下來,內心裡特別希望那就是四叔用過的相機。每隔一段時間,阮義忠還會把120相機拿出來。把雙眼鏡頭的相機捧在胸前,低頭望著毛玻璃取景時,他覺得自己好像跟童年和故鄉又恢復了聯繫。

成名後的阮義忠,有一天回到老家。那天,母親倚在門邊,出神地望著路的盡頭,見阮義忠走過來,就有些傷感地說:「我雖然什麼都不會,什麼也不懂,卻把九個孩子都一個一個平安帶大了!」阮義忠對母親說:「我們兄弟姊妹還真是幸運,爸媽為了把我們餵飽,時時刻刻都在忙,也沒時間管教,我們卻沒一個變壞!」

沒想到,這句話讓母親霎時之間淚流滿面……阮義忠在母親身邊站了許久,除了深深的自責,不知該如何安慰。他忽然想起來,上小學的第一天,母親正是站在這個位置對他說:「爸爸媽媽都在忙,沒辦法陪你去學校。你站在這裡等,看到背書包的學生經過,就跟在後面走。要記得,往右邊走的才是去小學,往左邊走的是要去中學,不要跟錯了喔!」

那段路得穿過鎮上的街道,一直走到郊外,沿途都是被太陽曬得燙人的碎石子。年少的阮義忠,看著那些被大人們用腳踏車載著上學的小孩的身影,打著赤腳,儘量往一撮撮雜草叢上踩,像蚱蜢般跳來跳去。太陽愈來愈大,石頭愈來愈燙,學校仿佛永遠到不了。阮義忠後來回憶道,那條路一直通向北方,正是他日後長大離家而去的方向。

Q1: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您的「第一次」。第一次拿起相機拍照,當時的情景是否還有印象?

第一次認真使用相機是在金門服兵役時。一年之中唯一的休假回到臺灣,為了跟當時的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內人袁瑤瑤到日月潭旅遊留影,特地到照相館租了一臺相機。不但要先付租金、壓一筆跟相機價值相等的錢,還要身分證;可見當時相機是多稀罕。口袋剩下沒幾個錢,我就買了一卷彩色、一卷黑白膠片,省著用,非得在最好的景點、最好的角度,最好的光線才會取景按下快門。不是我拍她就是她拍我,兩人的合影只有一張,是請其他遊客幫我們按的。可是,對攝影家來講,這不能算是第一次。

那回之後,我幾乎沒有碰過相機,直到兩年後服完兵役,到《漢聲》雜誌上班,才不得不因為工作需要而學攝影。起初公司借我一臺老式的愛克發135相機,沒測光裝置,光圈、速度、焦距全靠手動。同事只告訴我如何裝膠捲和拍照的基本要領,要我自己到街上去練習。

那次的經驗可怕極了,我站在萬華老街上,覺得自己無能透了,不曉得要拍什麼好。因為舉起相機來,鏡頭裡看到的人事物彷彿都在向我提問:你跟我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拍我?

我羞愧萬分,第一次明白,自己以往根本沒有認真的去注目人間,一直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想像世界當中,只看自己想看的。那個第一次,我並沒有留下任何作品,卻烙下這輩子最深刻的懺悔印記。我想,每個人要真正長大、成熟,都需要徹底的悔過之心。

Q2:現在手機拍照便捷,攝影發燒友很多,那麼專業攝影與隨手拍之間,是否有最本質的區別?攝影器材這些硬體方面的條件,對攝影作品的重要程度有多高?

拍照四十年,我始終是在傳統攝影的領域當中,直到為了寫微博發圖,才開始用數碼卡片機。

使用傳統膠片拍照,每按一次快門都是材料消耗,這使拍照的人會很謹慎,觀察、取景、捕捉快門機會都會很用心,幾乎是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地在創作。數位相機不需材料費,許多人因此隨意按快門,拍了一大堆再來選,拍壞了再用電腦軟體調整。事實上,拍的時候不用心,再怎麼挑也不可能挑出太好的照片。

這是態度問題,不尊重材料就不會尊重快門機會,以至於不尊重鏡頭前的人事物。這正是攝影愈來愈沒有深度、缺乏溫度的原因。攝影對我來說就是發現與肯定,拿相機的人到底在生活當中體會了什麼,發現了什麼有意義的事,然後用專業技術把那一個剎那化為永恆,讓其價值與更多人分享。若是用數位相機或手機的人,能夠珍惜按快門的機會,尊重鏡頭的人事物,就一樣能拍出好作品。態度才是最重要的,技術、工具都是次要的。

Q3:看您的作品,會感覺時間在凝視畫面的一刻忽然靜止了,等晃過神來,時間又開始奔騰如流水。一些極富動作感的畫面,如埔裡鎮郊水頭村的小孩在水渠裡來跳躍的那張,一些靜止的人物肖像,如屏東縣車城鄉閣樓裡曬洋蔥的耳聾的老人,都可以傳遞出這種時間凝固的感覺。是否要按下許多次快門,才會出來一張好作品?

我在拍每張照片時,幾乎都把快門機會當成是這輩子的唯一,有時失敗,有時成功。特別好的畫面,頂多也只容許我按四、五次快門,拍不好就算了,因為會愈拍愈糟。第一張往往是最好的。

Q4:您的作品涉及的人物,從年齡到職業,範圍非常廣,而且基本上都與您只有一面之交,有些作品還是在浴室和露天拍的陌生人的「裸照」。怎樣說服素不相識的人接受這樣的拍攝?有沒有特別沮喪,或特別難忘的攝影經歷?

你看到的這些照片,背後的故事我已全寫在《人與土地》、《都市速寫簿》、《失落的優雅》、《正方形的鄉愁》等書裡。攝影帶給我最大的滿足,是得到陌生人的接納,在按下快門的那一瞬間與對象有強烈的共鳴,彷彿我們彼此的人生在那一刻有了交會。當然有時也會碰到不友善、對我不信任的人,那我寧可不拍,因為即使拍了,那樣的表情也不會是我想要的。

沒有沮不沮喪的問題,我倒是比較在意,自己有沒有把別人原來的好表現得更好。對我來說,攝影就是要替對象加分,他原來若只有六分好,我要讓他看起來有八分,否則,幹嘛拍他?景色與人物那麼好,你卻把它拍差了,倒不如放下相機,在一旁好好欣賞。

Q5:除了保存臺灣鄉土最美好的一面,您的作品裡也有社會暗面的記錄,例如苗慄縣煤礦的那些退伍外省老兵,怎樣看待作品裡這部分內容?怎樣看待新聞攝影?

我不覺得那是在記錄社會的黑暗面,反而是在讚嘆他、佩服他,在那樣的工作條件與環境之下,依舊保有開朗的心態面對人生,把工作做好。我不是新聞記者,沒有揭露社會黑暗面的義務與責任,我也極不擅於拍那一類的照片,但我非常尊敬在第一線報導事件真相的人。

Q6:您很早就沉迷於繪畫,曾受教於從內地去臺灣的一位美術老師,在學習和工作中是否會經常接觸從內地去臺灣的那批知識分子,他們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初中美術老師將我每堂課交的作業都保留起來,貼在他的宿舍牆上。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鼓勵與肯定,讓我對自己的繪畫更有信心。除了這位老師,我在《幼師文藝》文藝工作時的主管瘂弦以及接觸的供稿者,一半以上是隨國民黨來臺的軍中作家。我倒是沒受過他們什麼影響,從初中開始我就大量閱讀、自學,高中畢業來臺北工作,發現我看過的書比他們還多。

Q7:您的作品和20世紀90年代初創辦的《攝影家》雜誌,在內地也有深遠的影響,第一次對內地有直接的了解,大概是什麼時候,當時的印象如何?

1989年,我陪嶽父、嶽母到內地探親,發現我的《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見證者》已被中國攝影出版社出版,在內地有很多讀者。當時對內地的攝影環境並不了解,但能感覺大家都喜歡加入攝影協會,好像具會員身份就是專業的代表。在臺灣剛好相反,加入協會的人會被認為是業餘愛好者,嚴肅的創作者多半各走各的路。

Q8:您現在經常來內地,在多個城市開辦了攝影工作坊,怎樣選取學生和授課?考慮過在內地學校任教嗎?

我在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教了25年攝影,於今年退休。在內地開攝影工作坊有兩組人在幫我,我非常感謝他們,一是杭州都市快報的攝影部主任傅擁軍及快拍快拍網同仁,另一組是成都七七八八文化公司的設計師何明與他的同仁。他們打理學員報名,安排教室、暗房等一切繁瑣的行政工作,我只管依作品成熟度挑選學生與上課就好了。一連七天,上午是攝影美學課,以分析攝影大師作品、點評學員創作為主,下午是暗房作業,從基本衝片開始,到高難度的局部加減光、高倍率放大。目前除了擔任魯迅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我還沒在其他學校任教,看因緣吧!

Q9:您的攝影作品裡,經常可以看到一種自我的觀照。比如有一個孤零零的小男孩,站在剛收割的稻田裡,朝著日落的方向吶喊;比如在恆春古鎮南門城外拍的祖孫倆,您說「這孩子怏怏不樂的容顏,就像一面鏡子,映出了當年的我」「這孩子心中的不甘不願,我完全能夠明白」。攝影可以看作某種程度的「自我救贖」「自我告別」嗎?

倒沒有「自我救贖」或「自我告別」那麼嚴重,只是從別人身上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罷了。

Q10:您曾經覺得自己跟父母從來沒有真正溝通過,怎樣看待兩代人之間這種距離?

這個問題因人而異,每家的問題都不一樣。我的父母親是因為太忙,為了養活九個小孩,付出了所有的時間、精力,無暇跟我們溝通,我們很能諒解。我跟我的兒子倒是溝通的不錯。

Q11:記得您在書裡提及「敢為天下先」的四叔,還有您的祖父,您的職業受家庭影響大嗎?

我只不過是覺得四叔時髦、大膽而已。祖父過世的很早,家庭成員、故鄉環境都不曾影響過我。我是靠著大量閱讀與勤奮畫畫,把自已的潛能逼出來的。

Q12:您曾經有過「叛逆」的童年,那種不願意被拘束在鄉村一隅的強烈意志,促使您走向更寬廣的天地。怎樣看待童年、少年時期的「叛逆」?

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從小父母只希望我別生病、不要變壞就好。因為生病要花錢醫,變壞會讓家門蒙羞,除此之外,什麼都不管。這倒讓我毫無壓力地儘量發展自己的喜好。他們從來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小鎮上的人也都認為我是怪人,因為我不理人,活在自己的閱讀世界與想像天地裡。小時候的叛逆,只是感覺不被了解而已,也沒什麼驚天動地的舉動,只不過跟老師頂嘴,並因為經常逃學而被退學。不過,在小鎮這已經算是大恥辱了。

Q13:對「初戀」還有印象嗎?

我的初戀對象就是我的老伴,結婚近四十年了,初戀仍在進行中。

Q14:您的性格裡,是否受海洋的影響更多,因此更加敢於「冒險」?

沒這麼複雜。我性格裡最強的一點就是,事情不分大小,不做則已,要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Q15:您很早就獨自離家,在臺北成為一名「北漂」,當時的境況如何?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

我初中時被退學,因此逃家來到臺北,可是只待三天就知道,這不是小孩子能混的地方。短短三天,算不上北漂。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開始在臺北《幼師文藝》發表大量插圖,一夕成名,一直很順利,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好像很少碰到現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我想做的事差不多都實現了,因為該做的事我都會全力以赴不懈怠,很少浪費時間在空想上。

Q16:您在二十歲時服役三年,軍旅生活有怎樣的影響?

起先的半年很苦,但熬過來之後,我就有很多時間寫詩、寫小說,並寫了一系列的海外畫家訪問記,當然,還寫了很多情書。我是海軍,不是在外島,就是在艦上,成天面對海洋,讓我只有透過文字來與想要溝通的人對話,對日後寫作打下了一點基礎。

Q17:電視行業的從業經歷,是否給您留下特別的感受?為什麼會選擇離開?對於電影有怎樣的感受?

我一向獨來獨往,但做電視需要一個團隊,原來的好朋友一起工作後起了摩擦。那是一個不愉快的經驗,我不再享受「看」這件事,並且愈來愈不容易受到感動,見到任何景象都會把它當成節目素材,感覺糟糕極了!1987年,在舉行《人與土地》展覽時,我辭掉了電視工作,自己開工作坊。我很喜歡看電影,但看到不好的電影,我會立刻走出戲院或關電視,不會浪費時間。

Q18:在閱讀方面有過特別難忘的經歷嗎,能說說喜愛的作家或作品嗎?最近在讀的是哪本書呢?

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四大冊,我是在一個星期內一口氣讀完的,出了吃飯、睡覺,都在看,記得那時整個人像在燃燒。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的兄弟們》給我同樣的震撼,莎士比亞、史湯達爾、霍桑、雨果等人的經典也是。中國的魯迅、沈從文、張愛玲都是我喜歡的作家,近年來則是特別欣賞北島。

Q19:您早年也寫過小說,當時寫的是什麼類型的小說?如果沒有選擇攝影這個職業,會做什麼呢,會重新開始寫作、畫畫嗎?

我當年寫的小說,只能算是受存在主義影響所發的夢囈,很快就連自己都看不下了。如果沒拿相機,我會畫畫。19到23歲的期間,我發表過數百幅插畫,直到現在看這些作品都不會臉紅,依舊覺得它們非常有現代感。我希望在70歲時好好整理這些插畫,出本紀念集子。

Q20: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您和太太成為慈濟的一員?佛教帶給您怎樣的影響?

1999年9月21日,臺灣發生大地震,慈濟基金會創始人證嚴法師與志工展現的大愛精神感動了無數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慈濟在災區援建了五十所學校,我花三年時間記錄每間學校的重建,直到有學生從新蓋的學校畢業,在這個過程中皈依證嚴法師,成為佛家弟子。接觸佛法,讓我對因緣果報有更深的體會。

Q21:對您來說,家庭與事業,會是魚和熊掌的關係嗎?

我覺得我的生活就是創作,我的家庭就是我的事業。

Q22:最近「阮家咖啡」問世,創立這樣的品牌,是否有更深的寄託?

沒錯,我希望這個品牌能夠成功,並在各地成立阮家咖啡屋,讓攝影愛好者可以在此交流,年輕攝影家在此發表作品。我會在這兒舉行講座,也會呈列我的書籍、攝影及繪畫作品的衍生產品。最終目標是將盈餘撥出一部份成立攝影人文獎。

阮義忠活動預告

主題:我的生活 我的創作

——阮義忠新書《一步一天地》讀者見面會·成都站

嘉賓:阮義忠

時間:12月4日19:30

地點:今日閱讀環球中心店

高新區天府大道北段新世紀環球購物中心3F

PS:當天到場前五十位買書籤售讀者每人贈一包阮家咖啡,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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