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幫專訪 實習記者 張可心
張黎，1957年生人，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張藝謀的同班同學。
他曾以《夜宴》《赤壁》等影片多次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攝影師；同時他還是一位以作品耐看、有思想深度著稱的影視劇導演。
近十年來，張黎活躍於電視劇市場，以拍攝歷史感厚重的作品見長，其作品產量不高，好幾年才出一部，但部部都是精品。在編劇及劇本的選擇上，張黎獨具慧眼，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那就是只用最好的編劇，只用最好的劇本。在問起張黎「為什麼好編劇都願意跟您合作」時，張黎說：「跟編劇交朋友。」
新作電視劇《四十九日·祭》正在熱播，這次張黎合作的編劇是著名華裔作家嚴歌苓，她不僅是原著小說《金陵十三釵》的作者，也是電影《金陵十三釵》的編劇。
好劇本就像一個寶貝
編劇幫：談談您這次和嚴歌苓的合作吧。
張黎：我和歌苓90年代就認識，當時我想拍她那部《扶桑》，不過沒機會。後來她在德國和美國之間跑來跑去。有一次遇見了，我們就聊到這個題材，那時候電影《金陵十三釵》已經拍完了，挺好看的，我覺得有條件時要把它改編成一個電視劇，因為電視劇是我的強項。後來有機會了，那就拍唄。
編劇幫：在劇本期間，有沒有創作瓶頸?跟嚴歌苓有過創作上的摩擦嗎？
張黎：瓶頸不太有，因為這個類型的作品並不是一個全新的創作，它實質上是一個素材的整理，把你所掌握的材料變成文學和故事，不會有太大的瓶頸。至於摩擦，只要是認真的合作，都不輕鬆，都有摩擦。但是這個東西，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高一丈，我高十丈。
編劇幫：這個能不能理解為編劇都不願意改劇本，但是導演為了拍攝需要都願意改劇本？
張黎：影視是時空藝術，文學是天馬行空的，把一場文字優美的戲，固定在特別結實的時間和空間裡，肯定會喪失一點東西。導演做得是一個轉化性的工作，把文字翻譯成影像，文字能轉化為好的影像當然好，轉化不了可能就得改一改。這個可能是編劇的水平不夠，寫出的文字不夠好，也可能是導演的水平不夠高，沒法把好東西轉化過來，但目的都是為了好片子。
編劇幫：您怎麼看「好劇本」？
張黎：好劇本就像一個寶貝。得小心翼翼捧著，託著，不敢閃失了。你要是問一個編劇，哎，你那有沒有好劇本？給我一個。就跟問一人說「你那有沒有好兒子給我一個」一樣，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有了好劇本，就跟有個好孩子一樣，金貴著呢。
編劇幫：要就要最好的劇本，然後給編劇最好的呵護和引導。
張黎：呵護對，引導不對，文學才是電影的母親，是最高的。
編劇幫：跟您合作的編劇，在一部戲中大多只有一位，您很少聯合編劇。
張黎：對，我沒有那麼大的吸收量吧，不像姜文，很霸道，很有氣場，要的東西特別多，我要的更多的是深挖細挖的東西，拍電視劇就是因為它篇幅長，夠講的。還有就是我的習慣，一定程度上，我覺得只有兩個人的交流才是真誠的，多一個人都是在說謊話。
講得就是一群普通的男人保護這個族群的女人的故事
編劇幫：您和演員們的交流也是一對一嗎？比如在電視劇中讓我們看到的不一樣的張嘉譯和胡歌。
張黎：拍戲不是一對一，但是認識這個人，交朋友的過程是一對一的。比如我和胡歌，就是認識了了解了，我知道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是一個硬漢，很硬氣的骨子裡，所以我讓他演這個角色他演得得心應手，有的人他怕風險，不敢嘗試，讓演員演他已經塑造好塑造過的東西，我不是這樣。
編劇幫：不僅是胡歌，還有張嘉譯，宋佳，他們在《四十九日·祭》中對自己的形象都得到了一個新的詮釋。
張黎：對，比如張嘉譯，出場就罵娘，這部戲裡就沒有英雄，講得就是一群普通的男人保護這個族群的女人的故事，但就這麼個普通人，到後來，你會看到他的蛻變和成長，我們有一場戲拍張嘉譯哭，他哭得太讓人動容了，一個大男人，哭得腦袋上冒熱氣，渾身呼呼地出汗，到最後，他也死了，為女人而死，劇中的所有男人都為女人而死，包括老神父，他到1948年還留著一口氣，就是為了走上法庭給這些女人作證，他也是為了這些女人。
編劇幫：有些觀眾反映說在宋佳扮演的趙玉墨這個角色上沒有看到頭牌的風情。
張黎：宋佳寫過一篇文章，講舊時的青樓不等於今天的夜總會，歷數歷史上的頭牌如董小宛、賽金花、李香君等，她們在妓女之前先是才女，趙玉墨尤其是心氣高傲，才藝絕倫，她讀過四書五經，上過教會學校，會講流利英文，命運多舛流入青樓，不難想像這本來就是個知性高雅的女人。而且嚴歌苓原著中也這樣寫道過「誰不知道南京城有個藏玉樓」，一語道破這不是個供販夫走卒玩樂的地方，還有寫到玉墨的脊梁，她的骨氣。我們要講的也是一個女人的骨氣，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的背景下，我們不說她的妖嬈，也沒有意義。
編劇幫：對您唯一從電影中帶到電視劇《四十九日·祭》中的演員張歆怡，能說說嗎？有觀眾反映說，這個小丫頭太能作了。
張黎：一是因為合適，選了很多個孟書娟，確實只有她最合適，老謀子調教過的演員，確實是好用；還有就是能力，電影演員和電視劇演員不一樣，需要很長的一口氣，幾個月都生活在那樣一種狀態下，有的演員不行。至於說這個角色能作，我們都經歷過青春期，孩子都是和最愛自己的人較勁，大街上不認識的人她肯定不和他較勁，她不知道死是怎麼回事，因為當時南京城已經天天被飛機轟炸好幾個月了，老百姓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了，但是她，孩子嘛，不懂。
編劇幫：能用一句話來說《四十九日·祭》講得是什麼嗎？
張黎：一個族群面臨滅頂之災時，這個族群的男人就要為了他們身後的女人、孩子去死，別無選擇，也許他們之間無親無故，彼此無依無靠，很多女孩子還尚且年幼，但是你知道，她們是這個民族未來的母親，唯一的希望。
要拍就拍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
編劇幫：為什麼要拍這部戲？風險還挺大的。
張黎：我喜歡這樣的戲，而且又沒有哪部比《金陵十三釵》好，就拍這個唄。風險還好，我們在劇本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把戲賣出去了。
編劇幫：您好像從來都不擔心收視率。
張黎：總會有我的觀眾。如果有的觀眾覺得太血腥，或者什麼，那就不看，我的片子不是拍給所有人看的，總會有這樣的人喜歡看，而且觀眾也在成長，變化，可能他今天不喜歡看，明天就喜歡看了，反正我的東西不是拍給爛人看的。
編劇幫：您非常得自信和達觀。
張黎：你這麼說我想起梅麗爾·斯特裡普寫過的一段話：「對某些事情我不再有耐性，不是因為我變得驕傲，只是我的生命已到了一個階段，我不想再浪費時間在一些讓我感到不愉快或是傷害我的事情上。」我也是，這把年紀了，五十知天命嘛，拍一部少一部了，要拍就拍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
編劇幫：目前還有什麼是您特別想拍的？
張黎：有啊，有一次我去俄羅斯紅場，他們也有英雄紀念碑，是鑲嵌在牆裡面的，最後一塊，幾乎被旁邊的樹遮住，上面寫著「謹以此紀念在二戰中犧牲的中國礦工張同志和王同志。」這背後有一個故事，二戰時有一萬名中國礦工去前蘇聯支援工業建設，為了幫助蘇聯人抗擊納粹，一萬名中國礦工，全部犧牲在異鄉的土地上，你可以說一個中國人沒必要加入外國的戰爭，但背後十米就是自家妻兒，不爭也得爭啊。
編劇幫：現在找到編劇和投資了嗎？
張黎：現在李修文正在寫，一個很年輕的編劇。我最近跟束煥接觸的也比較多，都是年輕編劇。現在是「編劇荒」，誰有好劇本大家都惦記著。投資還沒有，估計得兩個億吧。
編劇幫：您很願意講和歷史、生死有關的故事。
張黎：對，歷史，我這個年紀、經歷、閱歷、積累，我這個人就註定我只能幹這個事兒，我也羨慕人家，小剛，什麼都能拍，我做不來，好好幹這個，把老天給我的都發揮出來。生死，生死只有一次，不能來回體驗，而且特別是人在絕境之下的選擇和把握，像《四十九日·祭》中的孟家父女，在民族大義和骨肉親情之間，你如何抉擇？這是我們在歷史中碰到過的，我覺得這個電視劇的最後一句臺詞是個「點睛之筆」，趙玉墨跟孟書娟說：「在日本人亂挑中國人腸子的時候，哪兒還有什麼兒女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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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編劇幫
編劇幫是微信上首個以編劇為主要訂閱對象的公眾帳號，創建於2013年4月25日。主要為華語編劇搭建學習、交流、宣傳、交易、維權的專業平臺。訂閱用戶包括編劇、導演、製片人、影視公司總裁等影視行業人士，其中不乏大量有影響力的業內人士。截止目前已經超過五萬訂閱用戶，幾乎覆蓋了整個華語影視行業的大部分影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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