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臺中國|PLATFORM CHINA
袁運生，《殉道者》，1981，墨、麻布，198 x 188 cm.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979年袁運生為首都機場創作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長長的手稿。時隔多年，這件曾經引發巨大爭議的作品已然成為了中國美術歷史進程上一個特殊的文化切片。但無論展覽名「生命的讚歌」還是以的複製手稿作為開場的註腳，事實上都直接對應著展覽中不斷展開的幾近反向的敘事：藝術家脫離集體主義架構後個人的生存際遇，以及藝術家個體對自我的堅守呈現出的流變與活力。縱觀袁運生的創作軌跡：歷經集體主義式創作思潮和文化運動，受到種種非議，留洋進修，與西方同時代的藝術工作者進行繪畫性上的探究，歸國任教，繼續採用東方意象與媒材進行創作——他的創作實踐既見證了中國美術現代化的歷史，又在不同的時刻偏離主流甚至與之衝突，是極其難得且複雜的個案。
袁運生，《無字碑》，1991，紙本水墨，180 x 288 cm.此次展覽展出了袁運生的二十六件作品，包括從1978年的紙上鋼筆作品《雲南風景》到2016年的《跳高》、《力士》等紙本水墨作品，不難想像，這只是藝術家漫長的創作生涯和龐大的作品積累中一個微小的切片。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殉道者》（1981）——這是藝術家因機場壁畫事件引發強烈非議兩年之後的一件作品：整體色彩灰暗，筆法激烈剛勁，居中被拉長的人形圖示已經難以分辨性別。畫面主體就像一座聖象般掛置在空中，雙臂直直長長地向外撐開，線條流暢且一氣呵成，呈現出與機場壁畫中的秀美、恬靜風格截然不同的凝重肅穆。而在《女人與愚公》（1991）中，畫面右上方的裸女形象漂浮在赤赭色的環境中，人物形態與空間想像的激蕩之間幾乎已經帶有某種神話屬性，也似乎暗示著藝術家在自己的藝術意圖中有意識地剔除了眾多來自現實層面的束縛與羈絆，更專注於個人意志和想像力的表達。
袁運生，《女人與愚公》，1991，紙本水墨，136 x 136 cm.當觀眾在被這種超驗感知吸引的同時，無疑也會因為大廳中尺幅巨大的線性圖示語言感到訝異。在《無字碑》（1991）中，畫面裡的類人形狀近乎消隱，中央的抽象圓環首位相連，圍繞在無字碑柱的四周，成為一個散發微光的循環。在這個類似無限的標誌下，拱環被藝術家用墨跡罩染出淡淡的光感，圍繞在碑體周邊，同時，畫面背景裡遊移的墨跡也逐漸脫離控制，不再被畫面的外在結構所禁錮。整個碑柱上大面積的留白顯得格外乾淨而刺眼，遠遠看去，很像一柱被點燃的巨大蜡燭——「燃燒」與「光亮」的精神屬性在藝術家的眾多作品中顯得尤為矚目——「碑」作為帶有強烈紀念屬性的意象，其上「無字」的留白又包含了種種不可言說，似乎藝術家有意通過「命題—意象」之間的暗示來表達自己對於「以史為鑑」立場；回到繪畫語言的層面：與此次展覽中數件創作於1990年代的大尺幅紙本水墨作品類似，《無字碑》既帶有壁畫創作的布局與儀式感，流暢的筆墨又為畫面帶來了寫意與情緒化的特徵。
文/ 王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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