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宇紅
1. 自畫像
附記也零亂散漫，但是也許在亂紋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個自畫像來。
——《對照記》
2016年，張愛玲的最新「遺作」散文《愛憎表》被整理出來，先後發表於臺灣《印刻》和上海《收穫》（2016秋冬卷長篇專號）兩本雜誌。乍一看，散文所述內容大半見於張愛玲先前的著作。從早期的散文《天才夢》，到盛名時的《童言無忌》、《私語》、《燼餘錄》，再到用英文撰寫的自傳體小說《雷峰塔》、《易經》，又到中文自傳體小說《小團圓》，還有以圖配文的《對照記》，我們仿佛已經對她了解很多。現在，又出了一篇《愛憎表》，她為何不顧忌炒冷飯的嫌疑，如此著迷於反覆講述自己的故事？
一個最先能夠想到的理由就是，《雷峰塔》、《易經》、《小團圓》在她生前都未曾面世。英文自傳體小說是出版遇挫，大的商業出版社不肯接受，而張愛玲不願意將小說作為小眾讀物交給可以接納的學術類出版社。《小團圓》沒有發表，則是緣於宋淇的勸告，宋提醒她彼時臺灣仍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小說內容涉及政治敏感，況且胡蘭成正在「大寫其文章」，小說也難免為其利用。宋淇勸張愛玲修改小說內容再出版，然而她終於還是寧肯放下。
不過，如果說作家願意用自傳描述自己的一生，那麼1993年發表的《對照記》大致可以看作一個較為正式的自傳版本了。可是，她顯然不滿足於這種「看圖說話」式的「自傳」，這是一種易於討好讀者的寫作、出版方式，她顯然覺得從中不能夠看到真實的自己。有意思的是，正在她寫《對照記》的時候，看到了陳子善發掘出來她中學時代的一些舊作，發表了《雛鳳新聲——新發現的張愛玲「少作」》，並附有她高中時填過的一個調查表，由此勾起張愛玲的回憶，她覺得表中所填都需要解釋，於是開始寫《愛憎表》，希望作為一篇附記放在《對照記》裡，那麼讀者從中「可以依稀看得出一個自畫像來」[1] 。然而，這篇附記《愛憎表》最終沒有完成，《對照記》也就沒有收入。
從這個角度來看，散文《愛憎錄》是張愛玲最後一次書寫自己的故事，也最像以此勾勒出「自畫像」的。拋開《雷峰塔》、《易經》、《小團圓》不曾出版這一點，《愛憎表》的重寫自我和張愛玲之前的寫作相比，對自我的認識、希望讀者了解的重點有什麼新變嗎？
2. 忠厚
親戚中就數李家大表伯母來得最勤，一日忽然笑道，「小煐忠厚。」
我母親笑道：「聽見沒有？『忠厚乃無用之別名。』」
——《愛憎表》
《愛憎表》第二部分「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太早結婚」，主要解釋彼時心目中「天才」和「結婚」兩個觀念是怎樣的。「天才」的話題中心就是《天才夢》中所說的，「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而「結婚」的話題則是幼年時期關於性的意識如何受到環境的影響。
對於自己的「無用」，張愛玲反覆提及。《天才夢》裡說，不會削蘋果，不認路，怕上理髮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在現實世界裡，我是一個廢物」。《小團圓》裡寫和姑姑同住公寓時，母親要請客，缺一隻椅子，九莉就去找，只找到一張小沙發椅，拖椅子到餐廳仿佛曆經十八般磨難，母親卻罵一聲「豬」，於是又把沙發椅往回拖。接下來馬上又寫學琴的尷尬，學校的老師和家裡請的白俄女教師不一致，兩下裡夾擊，乾脆就不學了。《愛憎表》重點講了學琴的事。母親對她學琴有期望，「想培植我成為一個傅聰。」於是，就要努力學琴。然而，兩個鋼琴老師教法不一致，張愛玲無所適從，其實對鋼琴也沒有那麼熱愛，乾脆練琴的時候躲在鋼琴背後看小說，「白俄女教師向我流淚」。終於向父親與後母說「我不學琴」了，卻又感到背叛了母親和姑姑一心培養她的希望。
所謂「無用」者，不過是類似這些事情，當然是笨拙的，然而仔細看來，卻也證明那位大表伯母說得沒錯，動作笨拙、與人交接木訥的背後，卻是實實在在的「忠厚」——替人著想和不願辜負。而這「忠厚」的評價，《小團圓》中已經寫過：
「小莉老實，」竺大太太常說。「忠厚。」
「『忠厚乃無用之別名，』知道不知道？」蕊秋向九莉說。[2]
《愛憎表》第三部分「最喜愛愛德華八世」並沒寫完，不過她在致鄺文美及宋淇的信中對此解釋得很清楚：「因為辛潑森夫人與我母親同是離婚婦」。[3] 對愛德華八世刮目相看，原來為的是他娶了一個離婚女人，而且為此放棄了王位。參照寫作大綱可以看出，張愛玲認為母親和辛潑森夫人「形貌近似」，瘦削而有風韻，而且都「喜旅行」，「傾囊遠遊」。
張愛玲固然多次寫母親的不無自私以及施加給自己的壓力，然而她對母親的經歷依然是同情的，甚至為自己是否妨礙了母親獲得新生活而不安。《小團圓》寫完拖椅子的狼狽、放棄學琴是替母親丟臉，接下來就描寫九莉偷看母親和男友的通信，因為她太痛苦了，需要確定是否自己「拆散了一對戀人」。
在待人接物上，張愛玲的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之往往感到歉疚。成年後，她和弟弟關係淡漠，可是，對於早年間想幫助弟弟而不能，她又是一直念念不忘。《童言無忌》寫看到在父親後母面前弟弟表現怯弱而哭泣。《小團圓》裡，九莉先是見到弟弟被父親打，又聽到保姆洗被單帳子的聲音，因此，「她有許多發財的夢想，要救九林韓媽出去」[4] 。
比起弟弟來，她對保姆感情更深，保姆從小帶她，她因無以回報而歉然。《愛憎表》中，再次寫到為保姆何乾洗衣服的聲音刺痛：「頭髮雪白還要洗被單，我放月假回來，聽見隔壁裝著水龍頭的小房間裡洗衣板在木盆中咯噔咯噔地響，響一下心裡抽痛一下。」《雷峰塔》中，琵琶從父親家逃到母親那裡，何幹專門巴巴地給琵琶送來小時候的東西，其中有一個鑲金龍藤手鐲。這樣，當讀者後來讀到《對照記》描繪圖四十八「出大陸的拍斯照」，主要說的卻是當年離開上海時檢查行李，「唯一的金飾是五六歲的時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鐲，有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跟《雷峰塔》中的鐲子聯繫起來，就能對上號了。檢查的青年幹部用刀刮來檢驗是否真金，「我臉上有點心痛的神氣」[5] ，那心痛顯然就不僅僅是為了這童年舊物被破壞。《雷峰塔》、《小團圓》也都寫到保姆最終離開張家時，年輕的張愛玲（琵琶/九莉）專門到老大房買了保姆捨不得吃的甜點去車站送行，繼而為沒想到給她一點錢而自己又實在沒有錢懊惱。
3. 「我答錯了」
「我答錯了，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另一個答案也不妥。我已經費盡心力，就也只好隨它去了。」
——《愛憎表》
從這個角度來看，張愛玲有些看似奇怪的舉動其實也就不怪了。比如，《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的前言中，莊信正曾經提到一個令自己納悶的發現。張愛玲去世後，宋以朗寄還給莊五十三封他致張愛玲的信函，其中四封只有封套沒有信。而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年卡封套裡，則夾著一封張愛玲手抄的莊信正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長信。莊信正不明白，她為什麼要抄信？
那麼，一九八八年那封信說的是什麼事呢？原來，洪範書店約莊信正編一本《中國現代小說選（1918-1949）》，莊的構想是以魯迅始，以張愛玲結束，選張的代表作《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但是沒想到張愛玲婉拒了入選集的計劃。張愛玲的理由是，以前聯副要把張當年在副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入選那年的聯合散文集，她拒絕了，告訴聯副自己一直拒絕作品入選集，怕此例一開，作品銷路受影響，對不起出版社。莊信正雖然覺得張愛玲屬於過慮，仔細權衡還是尊重了她的意見，但撤下了張愛玲的小說，又覺得不好向讀者解釋，乾脆連帶撤下了許地山和凌叔華，準備在序言裡找了個理由說是三位作家在臺灣都有全集，鄭重向讀者推薦全集。然而莊遭到書店拒絕出書。信裡主要說的就是這些，此外信裡也介紹了莊自己的近況，並關心張愛玲的飲食健康。
信的內容了解了，張愛玲手抄信件的心結也就不難探知了。從她對這封信的回覆也能感受一二。「事實是我對一切選集有偏見。收到這封信跟上次電話上一樣painful——讓你這樣為難，我自己也損失重大，當然能躋身於這選集裡於我有幫助。」[6] painful，顯然不是說說而已，不然也不會把莊的信抄了一遍。莊信正當然不是為了編書而和張愛玲聯繫的某個泛泛之交，對於在美深居簡出的張愛玲來說，莊是少有的聯繫密切的友人之一，工作、搬家諸多事宜都靠他幫助聯絡、處理，而莊去了紐約後，還委託他在洛杉磯的朋友林式同就近照應張愛玲。林也是個可靠人，最終成為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就是這樣一個人，好意編選集，張愛玲卻拒絕了他，為的是堅持自己不出選集的承諾，不惜讓莊為難，自己也損失重大。
也許張愛玲當初和皇冠出版社有某種口頭承諾，也許她不滿意唐文標之流當她已經不在世般不徵求意見就發表她的舊作，但她的新作不入選集和《金鎖記》《傾城之戀》入選定位為遴選經典的《中國現代小說選（1918-1949）》之間似乎沒有那麼大的矛盾，她卻覺得如此為難，就像當初在姑姑和母親面前被問喜歡誰時她那種為難。可那時候她終於選擇回答喜歡姑姑，儘管覺得這個回答兩個人都不滿意。「兩姑之間」，她是一寫再寫，《雷峰塔》寫，《小團圓》寫，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莊信正寄去的信封套背後仍草擬大綱，準備寫這個「兩姑之間」。莊信正後來得到宋以朗寄回的信，以為那是張愛玲所擬的小說大綱，現在來看，其實是《愛憎表》的大綱：「如傅聰。學藝不成，寄託。……『是她自己不要學了嘛。』『是她自己願意的。』壓力／遁入平凡的女人。／楊小姐＆『琴先生』。『兩姑之間』。」[7] 莊信正認為「兩姑之間」或許指姑姑和母親，他的判斷是對的。這些內容後來果然出現在《愛憎表》中，她寫在「兩姑之間」選擇的為難：「我答錯了，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另一個答案也不妥。我已經費盡心力，就也只好隨它去了。」
4. 哀矜而勿喜
不記得是不是《論語》上有這樣兩句話：「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內情，與一個人內心的曲折，我們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張愛玲短篇小說集自序》[8]
這種「我答錯了」的痛苦一直困擾著她，她甚至為自己某一瞬間的言行是否背叛母親而內疚，懺悔不已。五歲時候，父親的姨太太為了籠絡她，給她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問她是喜歡自己還是母親，她回答「喜歡你」，卻為了這個回答非常不安。這件事，她在至少寫了四次。在《童言無忌》中，這樣寫：
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捨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並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於心了。
在《雷峰塔》中，琵琶的不安加重了：
「喜歡你。」琵琶覺得不這麼說沒禮貌，但是忽然覺得聲音直飄過了洋，她母親都聽見了。[9]
在《小團圓》中，九莉甚至想到了猶太對耶穌的背叛：
「喜歡你。」九莉覺得不這麼說太不禮貌，但是忽然好像頭上開了個煙囪，直通上去。隱隱的雞鳴聲中，微明的天上有人聽見了。[10]
到了篇幅不長的《愛憎表》，經過多年的反覆回憶、反思，張愛玲對當時感受辨析得更加細緻，鋪敘、解說得更長：
其實我一直佩服我母親用零頭碎腦的綢布拼湊成童裝，像給洋娃娃做衣服一樣，俄延片刻方［答］：「喜歡你。」似乎任何別的回答都沒禮貌。但是一句話才出口，仿佛就有根細長的葉莖管子往上長，扶搖直上，上達天聽。又像是破曉時分一聲微弱的雞啼，在遙遠的地平線，嫋嫋上升。後來我在教會學校裡讀到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桌上告訴門徒猶太曰：「在雞鳴前你會背叛我三次。」總是想到我那句答話。
在張愛玲的這一次次自我書寫中，她小說中屢屢可見的那種尖銳豐富的道德感，體現得更為突出。小說也是一種自我書寫。她要寫真實，如她自己所說，在小說中仿佛把人「看扁」了，其實她對自己的審視更為嚴苛，就像魯迅說的，「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 1950年代她在香港重印短篇小說，寫了個短序，對少作評價不算高，只說「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寫的」，「我們明白了一件事的內情，與一個人內心的曲折，」應該「哀矜而勿喜」。「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她此後的寫作一以貫之。
5. 恕道
「想著你要是有個什麼，我殺了這狗娘養的。」
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
之雍出現了，微笑著把她往木屋裡拉。……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
——《小團圓》
如果說張愛玲過於自省，總是過於敏感、苛責自己，總是纖毫必究地去探究人與事的真實，這仿佛與大表伯母對她「忠厚」的評價愈行愈遠，其實，她固然執著於追究真實，對人卻很能夠心存感激，特別能夠記得別人對她的好。一直照顧她的何幹不說，關心她、給了她一筆私人獎學金的英國教授不說，即使是讀者覺得對她不無虧欠的幾次戀愛對象，她也能在秉筆直書中體現出她獨特的恕道。
讀者初讀《小團圓》，難免覺得在她筆下，不論是曾經有過一段感情的燕山，還是後來在美國結婚的汝狄，對九莉都不夠體貼，各有自己的男權主義，畢竟，一個最終因為她的身份敏感舍她而去，一個在她遭受墮胎痛苦的時刻沒心沒肺地吃烤雞，還讓她也吃。
然而，再細讀卻會發現，她很能認識汝狄這樣一個人的好，同樣一段記述中，前面寫汝狄本來表示願意要這個孩子而九莉不肯，於是汝狄如何在墮胎不合法的美國找到醫生。醫生要求現場沒別人，九莉以為汝狄早已躲出去了。醫生走後，汝狄進來，拿著斧頭——他說自己沒出去，就藏在樓梯口，「想著你要是有個什麼，我殺了這狗娘養的。」[11] 他對她，畢竟是真誠的！他感慨「我是個懦夫」，也是真誠的表現，雖然到了晚飯他就自顧自吃烤雞而忘了九莉還在忍痛當中。
對燕山也是，九莉對離她而去的他頗有恕辭，特別能體諒燕山在兩人感情上的保留。「幹他們這一行的，要是不會處世，你就是演出個天來也沒用。」自然，她自己也是不無保留的，加上不願自己多少有些複雜的政治身份、個人聲譽影響他，所以也對他毫無要求，只是對兩人感情抱著無望的感傷。是不是她的無要求和感傷反而讓燕山感覺到疏離呢？「但是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甚至小說開頭是從與燕山的關係開始的：「九莉快三十歲的時候在筆記簿上寫道：『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為你是因為下雨不來。』」[12]
讀者當然會把自傳體小說和現實中的原型一一對應起來，汝狄和燕山分別對應現實中的賴雅和桑弧的話，這兩個人個性分明，如在眼前。反覆考量，讀者終究會說，他們對她也不算差，賴雅甚至是個有缺點的「美國好人」。
對於胡蘭成／邵之雍，張愛玲／九莉算是看清楚了，雖然如此，感情的創傷並不能很快平復，很長時間裡還是，「無緣無故的那痛苦又來了」。她用科幻小說的「痛苦之浴」來比擬：外科醫生能把牛馬野獸改造成人，但隔些日子會長回來，露出原形，要浸在硫酸裡，是謂「痛苦之浴」。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成人禮」，儘管「五中如沸」，她肯定了這是自己的成長。正是因為自己的成長，她才在《小團圓》的結尾寫到了那個意味深長的快樂之夢：在俗豔的風景明信片般的背景中，微笑的之雍伸手拉她。
6. 兩個小團圓
幾度小團圓，我想正在寫的這篇長文與書名就都叫《小團圓》。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13]
張愛玲為什麼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寫自己的故事？如果說《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沒有發表，《對照記》過於簡略，於是要寫深入一點的長文《愛憎表》，可是，到了1990年代，臺灣的政治局勢已經變化，胡蘭成也早已故去，為什麼她不嘗試出版《小團圓》，反而重寫一篇散文？她甚至很珍惜「小團圓」這個題目，在臺灣出版宣傳中預告全集包括《小團圓》，那麼這是說她曾準備出版這本小說？
因為張愛玲與宋淇夫婦關於創作內容的書信仍未全部整理出版，這裡謹就能夠掌握的材料作一推斷，那就是，張愛玲打算把小說《小團圓》的內容改寫為長篇散文。起因先是看了陳子善發掘的舊作，於是從「填過一張愛憎表」寫起，想把《愛憎表》作為《對照記》的附記出版[14] ，因為「有照片的一本新書需要添點有份量的東西」，怕人說「出寫真集」[15]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信中可見，她還一度想將附記《愛憎表》該題為《小團圓》，並將加上附記的《對照記》書名也改為《小團圓》。
不過，沒有等她寫完附記，《對照記》就在1993年11月發表了。顯然是出版社等不及了，並非張愛玲改主意，在一九九三年致方麗婉的信中，她提及：「我忘了《對照記》加《小團圓》書太厚，書價太高。《小團圓》恐怕年內也還沒寫完。還是先出《對照記》。」一九九三年十月七日致陳皪華信中還說，「《小團圓》一定要儘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此後張愛玲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致莊信正的信中還說，「我正在寫的《小團圓》內容仝《對照記》，不過較深入。」說明她仍然在《愛憎表》基礎上續寫散文《小團圓》。莊信正說，張愛玲去世後林式同在同年十月十八曾打電話說，他見到《小團圓》有兩種手稿。那麼，一種就是已經出版的小說《小團圓》，一種就應該是從《愛憎表》脫胎而來的散文《小團圓》了，而後者應該沒有完成，不然的話該會早已整理出版了。而在一九九二年三月致鄺文美、宋淇的信中涉及遺囑內容，其中有「《小團圓》小說要銷毀」的話，然而接著又說，「這些我沒細想，過天再說了。」可見，張愛玲後來並不想出版小說《小團圓》，而是利用那些材料，在《愛憎表》的基礎上寫長篇自傳散文《小團圓》，準備將此作為自己一生的記錄與說明。
關於散文《小團圓》，那封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致鄺文美、宋淇的信非常重要：
《對照記》一文作為自傳性文字太膚淺。我是竹節運，幼年四年一期，全憑我母親的來去分界。四期後又有五年的一期，期末港戰歸來與我姑姑團聚作結。幾度小團圓，我想正在寫的這篇長文與書名就都叫《小團圓》。全書原名《對照記》我一直覺得uneasy，仿佛不夠生意眼。這裡寫我母親比較soft-focus。我想她rather this than be forgotten. 她自己也一直想寫她的生平。這篇東西仍舊用《愛憎表》的格局，輕鬆的散文體裁，剪裁較易。[16]
可以看出，散文《小團圓》只準備寫到「港戰歸來與我姑姑團聚作結」，時間段和英文自傳體小說《雷峰塔》、《易經》是一致的，她的寫作生涯、她的愛情婚姻糾葛、她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糾葛，這些統統都切斷了，一概不談。為什麼這麼重寫？
前面的對比已經可以看出，張愛玲每一遍重寫，其實對己越來越嚴，對人越來越有恕辭。她當然也有自我辯解、自我說明的意願。一九七六年的時候，宋淇讀到小說《小團圓》，已經看出張愛玲想把九莉寫成一個不循常規（unconventional）女人，使讀者認識到「她的不快樂的童年使她有這種行為和心理」。的確如此，小說《小團圓》的結構安排就特別有深意。比如，與之雍定情的一章（第五章），剛剛寫完還未離婚的之雍屢次空口說「結婚」，馬上就跳到十幾年後九莉在紐約墮胎。讀者初讀會理解為她對男性的不信任，描寫了男性的自私。再讀卻會發現，其實是用汝狄的真誠來反襯之雍性情的涼薄，關於這一點，前文已經分析，這裡不再贅述。下面之雍登報離婚的一章（第六章），開頭寫之雍向九莉報告這個消息，接下來就轉為更久遠的回憶。先是姑姑講述母親蕊秋曾經打胎的舊事，接著轉入四歲之後母親留學出國，九莉如何在女傭身邊長大，父親如何把妓女相好領進家門。這樣的結構安排毋寧是說，九莉是不循常規的，在婚戀上似乎也沒有尋常的倫理顧忌，但她的行為和心理都是由她的成長經歷塑造的。這多少有自辯的意味，用的是她一貫服膺的弗洛伊德理論。雖然宋淇能夠理解張愛玲這種寫法，但是他判斷大多數讀者反而不會這麼看，不會同情九莉，於是勸她改寫。
到了晚年，張愛玲似乎也不再執著於自辯了，她特別需要辯解的跟胡蘭成的關係、漢奸的嫌疑，早已在《色，戒》中道盡。她在自傳散文中只想寫出她為什麼成為了這樣的張愛玲，於是，散文只需要寫到自港返滬即可，正是那個時候，作家張愛玲基本塑形完成。
7. 個人主義的困境
張愛玲一再重寫自我故事，一方面因為一直沒有留下對自己的準確說明，另一方面更因為她認識到，理解自我是理解人性、理解世界的途徑，也是確立自我、發現真實的過程，在寫作中，「我一直認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17] 。
那麼，張愛玲是大表伯母口中「老實」、「忠厚」的？還是她自己筆下、母親眼中「無用」、「愚笨」的？小說中，之雍追求九莉時描述「尋求聖杯」時可以聯想到的高貴，能夠形容她嗎？抑或之雍不無得意地調侃九莉那句「自私自利」？然而，女傭碧桃說了句「小姐不要是上了人的當吧？」她否認之後，反而也會覺得自己「天真得不可救藥」。
這些都是張愛玲的一部分，她信服弗洛伊德，追尋、塑造現代自我是她一貫的主題。《小團圓》中，九莉的自卑和自省，之雍的自戀、自欺和虛榮，母親蕊秋的獨立、自私、愛教訓他人，這些其實是她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在自卑的人物序列中，可以看到葛薇龍、佟振保、聶傳慶、白流蘇、長安，同理，還有自省的葛薇龍，自憐的佟振保，自戀的翠遠、王佳芝，自欺的葛薇龍、佟振保，虛無的範柳原……這些困守於現代自我的人物，來自張愛玲個人主義的信仰，也有意無意形成她對個人主義的洞察與批判。
她在最後一次嘗試完成散文《小團圓》的時候，放棄了成年張愛玲的故事，其實也意味著她對自己越來越嚴苛的審視使她意識到堅持個人主義的困境，所以才會在《對照記》中花大篇幅寫祖父母的故事，念念於他們流淌在自己身上的血脈，才會在《愛憎表》中把自己的「無用」跟外婆聯繫起來，找到遺傳學的紐帶。
如果我們也將審視的目光變得嚴苛的話，那麼，她的寫作是否無可苛責？日據時代她是否曾在散文中美言日本文化？抗戰勝利她是否馬上寫《中國的日夜》以表白心跡？《十八春》、《小艾》是否明顯在順應新政權的意識形態？《赤地之戀》、《秧歌》是否是在拿了美新處的錢之後寫的？就連最後要出散文《小團圓》，她也要給出理由說《對照記》的名字不夠「生意眼」！她經不起這樣的追問，就好像當年姑姑問她「喜歡誰」，她回答了，可是很痛苦，到了《愛憎表》中還在痛苦：
「我答錯了，但是無論如何，我覺得另一個答案也不妥。我已經費盡心力，就也只好隨它去了。」
這就是張愛玲個人主義的困境。她的個人主義是「弱」的，她同情，她憐憫，她想報答，她也想報復，她卻缺乏行動力，連向母親或親戚借點錢送給一去不返的何幹都無法做到。她的個人主義，不像她母親，後者即使有惡的成分，卻比她的更強，所以母親對她說，「忠厚乃無用之別名。」
散文《小團圓》沒有寫完，不知道她是否計劃寫自港返滬的船票是怎樣得來的。在《易經》中，琵琶是掌握了幫日軍主持救濟的莫醫生的把柄，通過威脅他向日本人告發，從莫醫生那裡爭取來了船票。莫醫生一伙人私賣救濟物品，還因此殺了人，他有所忌憚。琵琶做這件事之後也擔心莫醫生會對自己不利，還會牽連到別人，但是，她終究是成功了，即使沒有成功，她也不遺憾：
至於她自己，她倒願意面對風險。這和死於戰火不同。這是她咎由自取。她這麼做不值得稱道，卻是她人生的開始。做的事都是已經為你規劃好的，成功失敗都像在夢中。做的是你自己想要的，感覺就與眾不同。就連後果都不那麼苦澀，一旦你有了預備。和戰時一樣，她不再忖度生死。生握在她手裡，她知道它的價值，因為無論有沒有價值都是她唯一所有。儘管悲慘，面對結局的時刻一到，貪嗔愛欲都會瓦解，而她就像指揮大軍的將領一樣鎮定冷血，一舉手而萬骨枯，而不止是一條人命煙消雲散。[18]
有了這種自覺，就超越了為生存不擇手段的野蠻勇氣，不同於馬基雅維利式講求實效的自我，而是悲劇性的以傲慢形式出現的自我肯定，這是一種弗洛伊德式的現代自我，正如特裡林將弗洛伊德奉為英雄時所說的那樣：
弗洛伊德對生命的反應和那種雖不與宗教無涉但又不是明確的宗教，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包含在宗教之中並得到宗教支持的態度之間存在相似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猶太教和基督教中的悲劇成分，它與真正的悲劇文學體裁及其通過再現受難而獲得的莫名奇妙的活力相關，它是與希望很不相關的信念，是實際上以傲慢形式出現的虔誠——不管命運如何殘酷無常，其固有意義的真實性都是不容否認的，對某種命令的認識就是對這種真實性的肯定，這種命令既讓真實得以呈現，也要求必須對它加以接受，從而斷定了命運所及的那個人的真實性。[19]
然而，靠以告密相威脅得來船票並勇敢面對可能的危險，這恐怕只是張愛玲的想像，是她將自己所不能做到的賦予了琵琶，這倒像她母親的行為方式。《小團圓》絲毫未提船票的事。是她後來對這樣的行徑不以為然，在道德感上恥於認同？不，這不像她在傳記性書寫中一再描繪的自我，說是小說虛構似乎更為合理。
她的書寫超越了自我。
作者簡介：祝宇紅，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出版專著《「故」事如何「新」編——論中國現代「重寫型」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無雙的自我——張愛玲的個人主義文學建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
圖書介紹：本書由引言和四章正文構成。引言說明本書的切入視角與研究方法。第一章《自我的譜系》從譜系學角度辨析張愛玲小說與英法小說的關係，尤其是與18世紀英國小說的關係。第二章《自我的美學》主要從美學角度辨析張愛玲小說與散文的個人主義色彩。第三章《重寫自我》主要分析張愛玲自傳體小說如何重寫自我和家族的故事。第四章《無雙的自我》主要通過張愛玲與「張派傳人」白先勇和王安憶同主題作品的對比，呈現張愛玲小說對幽暗自我的發掘和對世俗生活的審視。
（公眾號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辛穎）
【注釋】
[1] 張愛玲：《重返邊城》，第242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2] 張愛玲：《小團圓》，第79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3]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六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及宋淇》，轉引自馮睎乾《〈愛憎表〉的寫作、重構與意義》，《收穫》2016年秋冬卷長篇專號。
[4] 張愛玲：《小團圓》，第100頁。
[5] 張愛玲：《重返邊城》，第232頁。
[6] 莊信正編註：《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第239頁，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7] 莊信正編註：《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第262頁。
[8] 張愛玲：《重返邊城》，第3頁。
[9] 張愛玲：《雷峰塔》，趙丕慧譯，第47頁。
[10] 張愛玲：《小團圓》，第181頁。
[11] 張愛玲：《小團圓》，第156頁。
[12] 張愛玲：《小團圓》，第15頁。
[13] 轉引自馮睎乾《<愛憎表>的寫作、重構與意義》，《收穫》2016秋冬卷長篇專號。
[14]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轉引自馮睎乾《<愛憎表>的寫作、重構與意義》。
[15]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轉引自莊信正編注《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第287頁。
[16]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三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轉引自馮睎乾《<愛憎表>的寫作、重構與意義》。
[17]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張愛玲致宋淇》，轉引自張愛玲《小團圓》，第5頁。
[18] 張愛玲：《易經》，趙丕慧譯，第334頁。
[19] 萊昂奈爾•特裡林：《誠與真》，劉佳林譯，第152頁。
蘋果手機用戶打賞渠道：長按上圖二維碼以轉帳形式打賞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評論功能現已開啟☺
請您點擊下面的廣告支持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