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璟璟
近日，上海一88歲獨居老人王老伯將300萬元房產送給水果攤主一事引發熱議。水果攤主小遊出示了一份「遺贈扶養協議」，該協議以遺囑方式訂立，遺囑訂立人將財產留給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1月26日，上海市普陀公證處工作人員表示，當時老人能夠準確表達出自己的想法，符合辦理公證的基本要求。（澎湃新聞）
老人將300萬房產送給水果攤主，與之相似，在此之前還發生過「老人把巨額財產贈與保姆」的事情。這類案例的頻頻發生，已經很難看成是孤例。但很遺憾的是，這每一起個案的背後，每每都會引發巨大的爭議與猜疑，乃至是曠日持久的爭產糾紛。這一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對於這一特殊的財產繼承方式，在社會認知和公共制度層面，或許並沒有完全準備好。
按照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繼承方式主要有三種，也即遺囑繼承、法定繼承以及遺贈扶養協議。作為一種年輕的法律創新，「遺贈扶養協議」或許還不為太多人所了解。簡而言之，其就是一份扶養人承擔遺贈人的生養死葬的義務，從而換取財產繼承權的「契約合同」。在本案中，水果攤主就是通過這一模式，「獲贈」了王老伯的房產。從民事法律的權利義務關係上看，這一操作無疑是合規的、成立的。
真正複雜的情況在於，在消息曝出之後，王老伯的「法定繼承人」（侄女等），跳出來對這份「遺贈扶養協議」有效性和公證程序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之於此，很多人高舉道德大棒口誅筆伐，斥之「不贍養，只要錢」云云。圍觀者情緒激動很好理解，但卻是沒有太多道理的。須知，向公證機構提出複查，挑戰公證書的效力，本就是法律賦予利害關係人的權利。這一制度設計，同樣是為了保護公平正義，為了堵住漏洞算計。
如今的關鍵是，要釐清在籤訂協議、進行公證之時，王老伯是否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是否「意思自治」？對此，本著誰主張誰舉證之原則，有異議的利益關係人必須拿出實錘才是，比如說專業的醫學診斷書等等。若是僅僅只憑一面之詞，斷然是無法推翻既有「遺贈扶養協議」的——所以說，要尊重和包容近親屬的申訴，他們運用法定權力、基於法定程序的「挑戰」，對於「遺贈扶養協議」制度的成熟、完善，都是極有意義的實踐樣本。
當然了，法律的歸法律，情感的歸情感。親屬後輩事發之後揪著「遺贈扶養協議」找茬，動輒質疑老人「年老昏聵，老年痴呆」，終究不得不直面一個根本性的詰問：為什麼自己沒有被老人選為意定監護人？是不是走得不夠近、處得不夠親、做得不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