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芳華》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

這兩天，最火的電影，應該就是《芳華》了。

《芳華》根據嚴歌苓的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在上世紀70年代軍隊文工團，一群正值芳華的青春少年，經歷著成長中的愛情萌發，與充斥著變數的人生命運。

嚴歌苓曾說，《芳華》是她最誠實的一本書。因為在軍隊文工團裡的那段生活，對她太重要了，左右了她一生的走向。

環環曾在2012年，對嚴歌苓進行過越洋電話採訪。當時，她剛經歷了長達半個月的長途奔波，她說自己「有點像是吉卜賽人」。

嚴歌苓出身於書香門第。祖父嚴恩春是留美博士，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父親蕭馬（原名嚴敦勳）是名作家，更是個全才式的人物，他當過畫家，做過建築設計師，乃至打獵、騎馬、攝影、做菜，「樣樣都來得」。在嚴歌苓眼中，父親是一個「最最藝術化、最最浪漫」的人。

在她三四歲的時候，身為演員的母親就開始有意識地培養她的文學素養，大段地讀莎士比亞、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給她聽。父親則把所有的藏書開放給她，就連一些不適合小孩子讀的書，比如線裝本《西廂記》，也隨她去翻。「所以我的教育在那個年代是很糟糕的，一點都不無產階級。」嚴歌苓笑道。

12歲時，嚴歌苓作為舞蹈演員被選入軍隊文工團，開始自己賺錢養活自己，養成了獨立自強的個性。進入文工團這個「小社會」，也讓她早早地步入成人世界，學會了保護自己、揣摩別人，「很小就成了一個成年人」。

嚴歌苓在文工團一待就是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她被調去擔任戰地記者，突然發現自己身上來自父親的寫作基因「佔了上風」，隨後踏上寫作之路。

寫作帶給了嚴歌苓愛情和姻緣。

1986年的一天，她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寫作樓邂逅了著名作家李準的兒子李克威。同樣出身於作家家庭的兩人很快相戀並結婚。1989年，她進入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就讀，獲藝術碩士學位，並定居海外。李克威則去了澳大利亞，兩人離婚。

嚴歌苓的第二段婚姻更具傳奇色彩。在美國，她與外交官勞倫斯·沃克相識並相戀，但因為她來自「共產主義國家」，遭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各種調查。美國外交部要求勞倫斯在職位與嚴歌苓之間作出選擇，勞倫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嚴歌苓，離開外交部去了一家商會工作。1992年，兩人在舊金山結婚。所幸後來美國政策鬆動，勞倫斯又回去做了他喜歡的外交工作。

儘管20年來，跟著外交官丈夫遍遊四海，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很大，但嚴歌苓說，她的「整個瓤子」還是中國人。

環球人物：就像您一開始說的，您的生活狀態像吉卜賽人，總是奔波於中國和外國之間，您享受這樣的生活嗎？會不會有一種「邊緣人」的感覺？

嚴歌苓：我非常滿足於自己現在的狀態。在柏林我肯定是個「邊緣人」，連德語都不會講；在美國，你的黃皮膚就說明你是個「邊緣人」；回到中國，我對現實也不了解，所以在哪裡都是「邊緣人」。但只有「邊緣人」才有不斷比較、發現、思考的機會。我很享受這個狀態，能讓我很冷靜，有一種距離感，看什麼都比較清楚，也會自然地有一種批判性在裡面，這對一個寫作者是很重要的。

環球人物：作為「邊緣人」，不會覺得缺少歸屬感嗎？

嚴歌苓：一個人如果太被生活「定住」了，覺得生活就是這樣，那就不會有太多追問，不會質疑，不會常常在腦子裡思考、推翻、顛覆。而且我覺得人說到底就是一個寄居者。像中國人現在的流動性是最大的，這種歸屬感又有什麼用呢？我生活在這一刻，這一刻非常充實，那這一刻就是我的歸屬。

環球人物：現在中國文化在面向西方傳播時有一個困惑，比如華語商業電影，還有一些小說，要麼不顧及對方的理解能力，要麼過度迎合。作為用中英雙語寫作的作家和編劇，您覺得該怎麼解決這樣的困境？

嚴歌苓：我想還是要自然而然。就我個人來講，就是要求自己誠實。你要問自己：這是你真正要寫的嗎？人在駕馭不了的時候就會被你寫的東西拖跑，整個的感覺就寫歪了。我現在覺得到了這個歲數，就是要寫準，寫誠實。有的時候連自己都覺得沒有服帖，文字沒有落地、砸實，就會缺乏說服力。

環球人物：您覺得中西文化、文學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嗎？

嚴歌苓：確實很難。我們跟西方文化共享的東西少，比如宗教，他們的很多典故，甚至人名都是從宗教中來的。而中文始終停留在比較古老的形式上。還有中國人的寫作習慣和情感表達方式都是世界上最含蓄、最難傳達的。

我想如果有一群中文很好的西方學者和西方翻譯家，會對中西交流有幫助。一個國家強大了，文化自然會被重視，中國文學的大時代才會到來。經濟地位影響政治地位，然後影響文化地位，在某一方面干著急是沒有用的。

自1989年赴美，嚴歌苓寄居海外已20多年，這期間，她成了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人作家之一。通過影視作品改編，她的《小姨多鶴》《金陵十三釵》《陸犯焉識》《補玉山居》等作品，也漸漸為大眾所熟知。尤其是在《補玉山居》中，長年身居海外的她，以這家鄉村客棧老闆娘的視角，切開了中國當代社會一個光怪陸離的剖面。這類當代題材，在她以往的創作中並不多見。

環球人物：在《補玉山居》之後，您還會繼續關注中國當代社會的題材嗎？

嚴歌苓：當然會。我現在回國的次數比較密集，每次回來都會聽到一些故事。我畢竟出國20多年了，絕大多數作品寫的都是以前的事。現在我的生活又和中國社會聯繫在一起，我已經準備寫新的東西了，但還需要一些專業的調查研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想到中國的農村多住一段時間。在中國，當作家不寫農民，這是說不過去的，因為農民是中國人口比例最大的階層，特別是他們中很多人現在已經變成了半城市人。他們這種改變的狀態，包括在從農村到城市流動中的一些極端情況，我都很想了解，當然這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去體驗。

環球人物：像以前老一輩作家、藝術家講的那樣體驗生活。

嚴歌苓：對，體驗生活。作為一個作家，你想要寫哪個地方的文章，必須要到那兒住一住。資料的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省力氣。

環球人物：《補玉山居》讀起來比較輕鬆，而您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更為沉重，甚至殘酷，比如您的上一部作品，描寫一代知識分子遭遇的小說《陸犯焉識》。

嚴歌苓：真實的歷史一定比我寫的更殘酷。這些故事有多沉重，經歷過的每個人心裡都清楚，能寫出來我覺得很驕傲。

環球人物：您覺得一個好故事的標準是什麼？

嚴歌苓：沒有標準，什麼故事都可以寫，問題是你怎麼寫。每個人的敏感點、訴求和境界決定他喜歡什麼樣的故事。讓我感興趣的故事很多，但有時候，過一陣子我想來想去也沒看出這個故事後面還有什麼，那就沒寫頭了。故事一定要有意義，要不然就是通俗小說了。

環球人物：您久居海外，這對您的觀察和寫作有什麼影響？

 嚴歌苓：我不在其中，所以沒有司空見慣的東西，所有故事都讓我覺得新鮮，受到刺激。有些人對中國的一些狀態，比如貪腐問題，可能會司空見慣，覺得「就是這樣」，但我的探究心永遠不會削弱，永遠都是一個很敏感的狀況。

環球人物：那麼您會怎麼描述您眼中的中國當代社會？

嚴歌苓：非常活躍，生命和細菌共存。可以說沒有任何西方社會像今天的中國社會這麼精彩，給作家提供這麼多好的素材。

環球人物：但大家普遍有一種感覺，現在無論是生於50年代的老一輩作家，還是「80後」新銳作家，反映當代社會的作品都不是那麼有分量。

嚴歌苓：雖然有這麼多好的素材可以寫，但作為小說，還是需要時間的沉澱，不像新聞報導，馬上就能生產出來。

我不知道長期在中國的作家生活是什麼樣的，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太司空見慣了，觸角漸漸麻木了，敏感度會消退。還有一點，在中國特別容易把人養起來，成了一個「爺」，不需要再去特別勤勉地幹什麼。我在國外接觸到的作家，只會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寫作。這就是一個行當，我們用這個行當謀生計，沒有一個體制把某個人變成「爺」，變得和一般人不一樣。

環球人物：您的很多作品被改編成了影視劇，您自己會看嗎？有讓您覺得很離譜的改編嗎？

嚴歌苓：我自己不看我改編的電視劇，主要是因為沒有時間，另外看過之後會覺得很可怕（笑）。但電影我會看，有的看了不止一遍，像《天浴》。

我沒覺得自己的作品改不得，別人會把我改砸了。有時候人家改得比我還要高明些，比如《少女小漁》。我看電影時常常會把我是原著這件事給忘了，看得非常投入（笑）。

身為女性作家，嚴歌苓作品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從《第九個寡婦》裡「豹一樣的野性女子」王葡萄、《一個女人的史詩》中苦愛一生的田蘇菲、《小姨多鶴》裡堅忍的多鶴、《補玉山居》中潑辣、精明的曾補玉，她們都生活在充滿變遷的時代中，各具特色，但都有一種頑強、堅韌的內在生命力。

環球人物：您筆下有很多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您會特別關注女性的命運嗎？

嚴歌苓：因為我是女人，所以比較容易理解女人。我身邊的女性朋友也特別多，很容易得到這一類故事。

環球人物：您欣賞哪種類型的女性？

嚴歌苓：比較堅強能幹、獨立自主的女人。女人如果獨立，就不會被男人製造成附屬品和犧牲品。

環球人物：您自己應該也是這種類型的女性。

嚴歌苓：我喜歡那樣的人，但其實我內心還是挺脆弱的。不過，我有個女兒，我要讓她看到我是個很堅強的人，不管遇到什麼事，也不能表現得很焦慮。當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在獨立的前提下，得到別人的關愛。我是個很普通的女性，普通的家庭主婦，可能比別人更耐得住寂寞就是了。我也很喜歡吃喝玩樂，我覺得做女人挺開心的。

環球人物：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女人活得並不開心。

嚴歌苓：現代社會的壓力實在太大了，很多人都不開心，暗暗地得著抑鬱症，我能感覺到。但其實，女人的很多不開心是比較出來的，老拿別人的物質標準、婚姻標準來比較，別人拎個好一點的包也能成為她不幸福的原因，這是自己給自己製造焦慮。

環球人物：那您為什麼可以這麼開心地生活？

嚴歌苓：因為我知足。我覺得不屬於我的，我就不會去要那麼多。我得到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親手掙來的，沒有飛來橫財。包括愛情也靠自己掙來。沒有努力的事情，我不要求得到回報；需要我努力的，我比所有人都要勤奮。

環球人物：看得出來，您筆下的女性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您的影子。

嚴歌苓：每個人物身上恐怕都會有一點點我自己，這樣你才能「站在她的鞋子裡」去理解她。因為小說家不能評判，只能剖析和展現。你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個人物身上，從這個角度來說，她也就是你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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