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月13日電 今天，有「漢語拼音之父」稱謂的周有光先生，迎來了自己111歲生日。儘管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做壽，但近些年學界卻一直惦記著這位年過百歲的老人。《周有光文集》策劃人、責編葉芳近日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生活上，周有光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在學術上，則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他曾經對我說過，他是對這個世界認真思考了的。這也是周老先生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何方則認為，周有光不僅在文字學上有成就，思想也比較先進，「就看問題來說，他站得高、看得遠，不同於一般的老人」。
周有光。圖片來源：新京報
將《周有光文集》看作對一生工作的總結
由於工作關係，葉芳也多次去周家拜訪周有光。據她回憶，《周有光文集》的編纂，得到了周老先生的全力支持，「他把這個文集看成對自己一生工作的總結，感到很欣慰」。
「他很謙虛，也非常在乎別人的工作。從來不會因為你工作上出了一些差錯，或者編輯不夠圓滿來責備你，這在任何作者那裡都很難遇到。」葉芳對中新網記者表示。
對於周有光在文字學上的成就，葉芳介紹，其實早在周有光年輕的時候，他就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在聖約翰讀大學的時候，周有光已經選了文字學的相關課程。至於《漢語拼音方案》，不是周老最早提出的。但是確定一個可操作性強的工作方案，那就是他的功勞了。他也講過，說那是很多人工作的成果」。
「周老先生不太可能有全新的作品面世了，即便再出的書，也基本都是選本。」提及周有光是否還有可能再出新書的話題，葉芳表示。
對世界充滿好奇心：自評「認真思考了這個世界」
到了晚年，乃至年過百歲之後，周有光仍然沒有停止思考。在以85歲高齡退休之後，他潛心思考和研究文化學、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等宏大問題，撰寫了大量兼具學術性與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評家解璽璋曾這樣評價道「他達到了勇者無懼的境界」。
「周有光先生晚年的思考，是把文字史上升為『大文化』，研究社會規律和文化發展規律。他常說，『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張森根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在葉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維敏銳的學者，也是一位寬厚待人的老人，「他過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現在身體很弱，坐那麼長時間聽別人說話是很耗費體力的，但他特別寬容，不會阻止別人說話，靜靜等著人家離去。這是一種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說過，從來都是把壞的東西儘快忘掉，記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葉芳說，周有光對世界新奇的東西總是充滿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鐵發展給人們帶來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鐵回常州老家，但他心裡知道，再也不可能做這樣的長途旅行了」。(上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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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迎111歲生日：仍眼界開闊 關心國家大事
中新網北京1月13日電(上官雲)今天，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文字學家周有光迎來了111歲大壽。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經歷可謂傳奇：早年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1955年開始專注於語言文字研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國建立了漢語拼音系統；百歲過後，仍然精神健旺，先後出版《周有光文集》、《朝聞道集》等作品。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曉園在接受中新網(微信號：cns2012)記者採訪時表示，舅舅在百歲之後仍然思路清晰、眼界開闊，只是這兩年身體確實比以前差了一些，「他還一直關心國家、世界上發生的大事」。
傳奇經歷：入新式學堂讀書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家祖籍宜興，其曾祖父做官兼營實業。十歲時，周有光隨全家遷居蘇州，進入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後來，與同為語言學家的呂叔湘成為同學。1923年，成績優異的周有光中學畢業，在親友資助下，來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華大學繼續學習。大學畢業後，他與夫人張允和同往日本留學。因仰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周有光離開原本就讀的東京大學，轉考入京都大學。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經被逮捕入獄，周有光未能如願成為河上肇的學生，只好專攻日語。
隨後，在1935年，周有光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任教光華大學。在此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基本都在經濟、金融領域工作，並出國任職。解放後，放棄了海外優裕的生活，毅然選擇回國，並在50歲左右時，改行專職研究語言學，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面對這樣頗為「錯位」而又傳奇的人生，周有光自己卻很坦然：「人生很難按照你的計劃進行，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你的計劃幾乎都打破了。」
「半路出家」：50歲改行研究語言學
在周有光的工作經歷中，最為人熟知的或許就是他參與「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資料稱，是周有光主導建立中國漢語拼音體系，他也因此被稱為「漢語拼音之父」。1955年10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會議，為期一個月的會議結束後，組織上通知他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就這樣，周有光開始了語言學方面的研究。
「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周有光曾這樣回憶道，「當時我說：『我是業餘搞語言學、文字學的，我是外行，留下來恐怕不合適。』領導回答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這樣，我離開了經濟學界，到了語文學界」。
改行之後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參加擬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時間內，周有光認認真真工作，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在與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該方案最終於1958年正式公布。
回想往事，周有光曾調侃：「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幹三年。」但他認為，這三年的時間是值得的，「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相敬如賓的婚姻 「流水式」的戀愛
1933年4月，周有光與張允和結婚。在隨後的近70年中，兩人一直相濡以沫。在《周有光百歲口述》中，周有光談起過兩人長達八年的戀愛過程。他說，與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發展，不是像現在『衝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當時的思想也比較開明。」周有光在書中寫道。至於婚後幾十年的生活，在毛曉園的看來，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婚姻，「舅舅對舅媽也很好，從來不跟舅媽急。兩個人互相尊重，他們像對待客人一樣彬彬有禮，但也一點都不生分」。
2002年，張允和離世。這給了一向從容的周有光不小的打擊。毛曉園說，舅媽有心臟病，事情來得很突然，「他從來沒想過，會失去相伴那麼久的夫人。不過，當時舅舅還是蠻鎮定的，只是慢慢地，覺得家裡空落落的，要很長時間來調整自己。總的來說，還算是豁達鎮定」。
「後來，舅舅說他想通了：人生就是一波浪花嘛，最好的紀念方法就是把舅媽沒出的書出版了。像《崑曲日記》什麼的，就是後來出的。」毛曉園表示，「他們的婚姻，真算得上是相敬如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