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01歲 繪圖/陳一青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長命百歲。100歲是人的生命極限，超過極限是有的，但那是例外，我自己一不小心已身處例外了。上帝糊塗，把我給忘了……
叩響國家語委宿舍樓的一戶普通單元門的門鈴後，筆者很快在家政服務員的引導下見到主人——一位清癯和藹的老人正從書桌旁的椅子上站起來迎候，他就是久聞大名的「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簡單的寒暄之後，我們面對面坐在略顯斑駁的小書桌前開始交流。儘管老人有些耳背，採訪中偶爾還得藉助紙筆，但記者自始至終都能感覺到老先生思路的清晰、思維的敏銳和精神的豁達。
半路出家的語言學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56個民族有數十種方言，並且大多數人都是文盲。要建設這樣一個國家，沒有統一的、能適應現代化需要的文字語言，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文字改革問題很早就被置於國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並從全國範圍內網羅了許多專家學者來從事這項開創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名邀請精通中、英、法、日四國語言的周有光參加會議。會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說：「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會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說：「我不行，我業餘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從上海調往北京。從此中國經濟學界少了一位金融學家，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多了一位委員、一位語言學家。
1906年1月，周有光出生於江蘇常州，先後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早年讀大學時，周有光主修經濟學，但因對語言學的愛好他還選修了語言學，並在1952年出版過一本《中國拼音文字研究》。
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裡，如今既藏有經濟學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的著作。從金融經濟到語言文字，周有光改行可算是「完全徹底」。他的孫女在上小學的時候，曾經很嚴肅地與爺爺討論這個問題。她說：爺爺，你虧了！搞經濟半途而廢，搞語文半路出家，兩個「半圈」合起來是一個「０」！周有光笑道：「我這是在『劫』不在『數』。那時候搞經濟的後來都倒了黴。我逃過了『反右』的劫難，是我命大運氣好，留在上海搞經濟的很多同事都成了右派，有的因為受不了政治迫害而自殺。我卻因為已改行而移居北京，參與文字改革，躲過了這一劫。
「我的改行是偶然的，不過我是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改行了就要認真做，當時的工作任務很繁重，我就把所有能夠利用的時間都拿來補充知識。因為作為外行可以馬馬虎虎，但真正作為一個專業人員你就決不能馬馬虎虎，以前看過的名著我要重新細讀。那個時候我的確很用功。」當時拼音方案委員會一共有15個人，由幾個大學的語言學家組成，不過主要是開會參加討論。「文改會具體工作由3個人來做：葉籟士、陸志偉和我。葉籟士兼秘書長，比較忙；陸志偉要教書，還兼語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離開了上海，沒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這個事情。我們三人就起草了第一個草案：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當時，周有光提出了三點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事實上，我們三個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個拉丁字母，沒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沒有什麼不同的對立思想，只有一些技術性的不同。」
羅馬字母成為漢語拼音的背後
「我們在上世紀50年代，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時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不少人積極參與創造方案，大家熱情很高的。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我們非常慎重，從原理到技術都廣泛徵求意見、深入研究。有人曾給我們講笑話：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幹3年。我今天回想：這3年時間花得還是很值得。事實上，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意見，而他們提的意見我們都研究過，幾乎沒有新的意見。今天就得到了這麼點安慰。假如當初沒研究好，有漏洞，就遺憾了，畢竟要彌補就很麻煩了。」
周有光說，漢語拼音採用的是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但它在上世紀50年代曾遭受過很多人的反對：「當時有人認為中國有5000年的文化，幾個字母還不會搞，幹嗎要用帝國主義的字母。」
早在1952年，毛澤東主席到蘇聯訪問時史達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此後，研製了多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但意見不能達成一致。當時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匯報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難以研究後，毛澤東同意研究羅馬字母，再提到黨中央，得到批准，這才把精力放到羅馬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研究上來。
確定用羅馬字母了，但怎麼用？周有光以「j、q、x」的制定為例來說明這項工作所費的周折。當年周有光花了很大氣力研究世界各國的字母用法後，將其分為三類，基本用法、引申用法和特殊用法。「j、q、x」就屬於特殊用法，比如「x」，它一方面有學術根據「mexico」(墨西哥)中的「x」，發音和中文的「x」差不多，另一方面清朝就有人提出這樣的用法，「只是當時沒人理他。」
「一開始不敢用這種特殊用法，反對的人很多。比如有人姓『齊』，首字母是『Q』，他就反對說，那他就變成阿『Q』了。我就說那英文中女王也是『Q』開頭。」周有光說這是笑話，但當時的確有阻力。後來「j、q、x」終於確定在《漢語拼音方案》中。
1956年，國務院正式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和《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同樣是1956年秋，應北京大學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開講「漢字改革」課程。根據講稿整理成的《漢字改革概論》1961年出版，1964年再版，1979年出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譯版。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遠郊區的國務院「五七」幹校。去幹校不能帶研究資料和參考書，不願讓頭腦閒置的周有光靈機一動，帶上了二三十本各國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語錄》，還隨身帶有一本《新華字典》。當年，65歲的周有光和71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兩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熱烈討論中國語文大眾化問題。林漢達問：「未亡人」、「遺孀」、「寡婦」哪種說法好？周有光開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又說，從前有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為《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討論逐漸深入，最後一致同意，語文大眾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語化、規範化。二位老先生高聲地交談，好像對著幾萬株高粱在演講。
幹校勞動間隙，周有光以收入《新華字典》的字為依據，科學分類統計，把資訊理論引入古老的漢字研究領域，開創了一門現代漢字學。勞動之餘，他還憑藉當時多種語言版的《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有光才自「五七」幹校返京。
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在華沙召開文獻技術會議。周有光在會上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提議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ISO通過全世界投票，使漢語拼音方案成為國際標準。從中國標準到世界標準，這是過去沒有的。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中國文化要和外國文化溝通交流，一定要得到世界認同。」
後來，周有光還主持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的制訂，提出正詞法的基本原則和內在矛盾，規則在1988年公布。
社會的變化快，語言文字也跟著變化快。如今，各種個性化的語言可以說五花八門。周有光說：「現在中國人特別愛用外國字母，覺得表達起來很方便，像TV、卡拉OK、CD、PK等等。還有一個事情很有趣，『○』算不算中國字？在不久之前，《現代漢語詞典》是不收的，後來收了，承認它是個中國字。因為這個『○』到處用了，比如現在常這樣表示二○○七年，過去則是二零零七年，其實這兩個『○』是外國的，現在已經成了中國的。」
個性化語言的大量出現，會不會與國家推廣了的「語言文字規範化」相衝突呢？周有光搖了搖頭說：「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性表示擔憂，但我認為這大可不必。不僅是中國，如今許多民族都有這個問題，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以後。現在我們接受的外來詞，主要是英國、美國的。為什麼？他們的口語在全球的使用頻率高，我們學他們的許多口語，結果把他們的許多詞彙也學來了。其實，即使英語也不是純粹的，英語裡有不少詞彙也是外來的。所以說，我們國家出現的這種現象，是變化過程當中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