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金融學家，搞了半輩子金融，50歲的時候突然決定改行，不搞金融，開始鼓搗字母。
現在我們叫他跨界先鋒，當時他在背後卻不知道被人喊了多少次傻帽。連他上小學的孫女都說他：「你搞經濟半途而廢，你搞文改半路出家，兩個半圓合起來不就是個0嘛！」
他做的工作極其複雜，但出來的結果卻非常簡單，有人嘲笑他：「幾個字母，搞了3年。」其實這些人哪裡知道，他何止是做了3年啊，前前後後加起來，6年時間都過去了。
除了被周圍人說「傻」，他還被另一些人稱為「洋奴」。這些人覺得，他所做的工作是外國人的玩意兒，中國文化傳承了幾千年，根本不需要他和他所做的工作。
說到這裡，相信很多朋友已經能猜到他是誰了。
他是周有光，是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者之一，他與葉籟士、陸志韋共同起草了關於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初稿。媒體喜歡稱他為「漢語拼音之父」，但他自己卻從未接受這個稱謂，反而一直在說自己是「漢語拼音之子」。現如今，上億的年輕人因為他所做的工作而受益，如果沒有他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研究，就不會有搜狗輸入法這樣的拼音輸入產品，也就不會有現在大家在電腦和手機上的暢快輸入
——當時的人覺得他傻，我們覺得他帥爆了。
他說:「千千萬萬的人都是平凡的人，都是沒有大作為的人，都是隨波逐流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平凡的人怎麼生活，這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我對這門科學和藝術沒有貢獻，不過我的一生倒是有平凡生活的經驗，如此而已。」
他視自己若等閒。他只承認自己是個「語文工作者」，就像張佳瑋把自己的專欄稱作「寫字的地方」，或者，也許可以這樣認為？
他本業是經濟學，曾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曾站上復旦的講堂。50歲，知天命的年紀，才應邀扎進文字改革，現代漢語學隨之得以草創。他編寫《字母的故事》，他參與制定推行了漢語拼音通用方案，讓我們能輕易地打下一個個漢字，串成一行行排成一段段騙幾個贊。當然，他不是一些媒體渲染的「拼音之父」。但若沒有他，漢語拼音，現代漢語，不定什麼樣呢！蘇聯曾經專門派人來說，你們要文字改革，就改用我們俄文的西裡爾字母吧！要真這麼幹了，則太難推想，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和國際接軌」又將經歷幾重曲折…毛澤東指示，可以考慮用民族形式，用筆畫簡單的古漢字。這麼幹幹了幾年，又怎麼會成功呢…是周有光，說咱們採用拉丁文字吧。
是周有光，為我們的現代漢語定形、定音、定序、定量。他一度需要回復海內外四千封教授來信，試圖說明漢字拉丁化之可行。我們熟習而漠然的「jqx小淘氣，遇到ü眼要挖去」，「iu並列標在後」，「Peking變Beijing」，都和他有著絲絲縷縷的關聯。
他也曾被下放到寧夏。不能帶研究資料和參考書，他就帶上二三十國文字的「偉人」語錄，開始研究比較文字，研究中文信息處理和無編碼輸入。他和七十一歲的教育家林漢達被派去看守高粱地，沉默的大多數欲沉默而不得的時代，他們對著幾萬株高粱高聲交談。大多數人如臨深淵，他對著深淵輕輕吟唱。大多數人如履薄冰，他在冰上跳起了輕快的舞。
他，經何廉的介紹，和愛因斯坦見過幾次面，聊過幾回天。但這事直到百歲之際才被晚輩「挖掘」出來。他覺得愛因斯坦那會兒百無聊賴，只是就當時的國際形勢，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聊一聊。於是，他把這次經歷視若尋常。他把這茬忘掉。
他更參與主持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編譯，三位編委他是其中之一。同時是日文版的國際學術顧問。連襟沈從文笑稱他為「周百科」。(說來只能無奈，昔年歐洲小國以百科全書相贈，我們竟無以為報，給了人家一本新華字典…)
他年輕時得過肺結核、患有憂鬱症，算命先生說他「活不過35歲」。他竟活成人瑞。晚年孤寂，簡直文人常態。周夢蝶一粒花生米就一口白粥，卞之琳喜聽薯片咬碎時發出的脆響，張愛玲更是不晤人，不應門，每以速凍食品充飢，把電視劇的聲音放得很大，卻不看，在空調的冷氣中離開了人間。他卻能始終保有鬱勃的生機，在一百一十歲的光景，照樣吃幾回烤鴨，大閘蟹，蔥油海參。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升起星星點點的敬意，感嘆他走過，他完成，完成了這麼多，完成的這麼好。
但是，周有光的存在，就在於年輕時這些斐然華彩？他百年人生就是為了讓我們在「先生」之前加個點綴稱他為「老先生」？
不，周有光之象徵性在於:茫茫比特海上，有這樣一位老人，走出專業的深井，試圖穿過半世風雨，試圖撥開百年迷霧。哪怕上帝忘了他，我們也忘了他。
他說:「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重新算起」
他甚至搭建了博客，像蜘蛛一樣在網上行走。他甚至在百歲之際寫了一本《朝聞道集》。
他賦閒在家，不拿自己當國寶，也不靠各種題詞賺取高額潤筆。他笑言:「季羨林被捧得那麼高，其實跟錢偉長一樣，兒子來看他都不方便啊」
他不作振臂呼，只是堅守常識與理性，無所羈絆，保持清醒。看似清風徐來水波不興，卻不期然而然地閃爍出智性之光，輕易地突破或繞過重重話語權力與權力話語。他無意製造也無意遵循任何理論體系，始終保有著一種強大的「業餘感」。偏又有一些頗有分量的前輩，如三聯的老編輯，結結巴巴地交口稱道先生的好。他不靠性格的平和，衣著的簡樸，活的時間長來收割讀者。他只是對全世界，全中國，全人類保持關切。他也不靠雞湯和溫情脈脈的文字感動讀者，儘管他和夫人張允和，如涓涓細流般相攜走過七十歲月。
他說:「Google現在要退出中國，為什麼一個私營公司要退出，美國總統會出來講話？這說明它不單單是一個公司的問題，也不單是科技的問題。羅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現在是五大自由，第五個就是網絡自由，網絡不應該被控制。」
他說:「參加世貿只是產品進入世界，不是人民進入世界。人民進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他說:「大國崛起的觀點是錯誤的。富當然不是講國家的，富是講個人的。」他說:「意識形態屬於玄學思維,這個概念也是玄學思維的概念,不是科學的,科學領域裡面沒有什麼叫做意識形態的。」他說:「有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其實，要改的是國情，不是民主。」他說:「「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學」，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國家的。」他說:「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跟過去不同，主要是：過去從國家看世界，現在從世界看國家。」他說:「稱先生是尊敬，稱女士是不尊敬。這明明表示了重男輕女的下意識。想要尊敬，反而不尊敬了。」他說:「唐駿這個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們現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會地位還要一個文憑,怎麼辦?只有造假了。」他說:「全球化跟其他歷史時代一樣，幸福和災難共生。幸福沒有全球化，恐怖主義倒已經全球化了。」
他所說的，其實就是「常識」二字。好在平實，懇切。但不妨坦言，我們不會去看周有光的書。不會了。那樣的百科全書風格（不是百科全書式）的寫作，好像再也不適合我們這個時代了。大師逝去，總會激起幾多悵惋，幾多紀念，甚而有朋友圈裡「雲治喪」的場面。就像人們口中筆下的楊絳，往往是那個「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人們樂道於《我們仨》遠甚於《幹校六記》，遠甚於《洗澡》。更不用說楊絳的姑媽--楊蔭榆女士的生與死了。葛兆光《諦聽餘音——關於學術史、民國學術以及「國學」》：真正的學術史，應當討論的是「學」。比如，談王國維，應當討論的是他的古史之學、甲骨文字之學、蒙元遼金史地之學，而不是他在頤和園的自沉；談陳寅恪，應該討論的是他的那些預流之學問，比如中古歷史與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上說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至於周一良，學術史最好討論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畢竟是書生》。
不過，周有光的不同在於:
他的存在本身，就儼然一座豐碑。「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個世界公民的職責」，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