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系列之周有光
周有光，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時期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做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他的學術方向改變，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擔任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三人之一。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內地的語文改革，提倡現代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
開篇語：
20世紀初，他們銳意進取、開風氣之先，他們在各自的行業不懈追求，成績卓然……今天，讓我們走近這些跨世紀的大師，感受他們的人格魅力，重溫一個時代的精髓。
在北京悶熱的桑拿天，年過106歲的語言學巨匠周有光慢慢喝完一杯西瓜水，像孩童般樂呵呵地說「好喝」，然後開始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雖然年事已高，對話需要助聽器，不時還要藉助紙筆，但他談吐條理分明，聲音洪亮，說到好玩之處愛開懷大笑。
作為「拼音方案」主要創製者，澤被後人，周有光卻不喜「漢語拼音之父」這頂帽子。他說：「我不喜歡人家捧我，大家都這樣講，我也沒有辦法。我前半生搞經濟學，後半生搞語言文字學。只是寫過幾本書，在大學裡教過書。」
前半生研究經濟成名
周有光原本是學經濟的，早年曾留學日本，二戰後考察過歐洲經濟和社會。後來任職新華銀行，1947年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在經濟學圈子裡很有名氣。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時，他還與愛因斯坦有過兩面之緣。「當時，愛因斯坦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我的朋友說愛因斯坦剛好得空沒事幹，想找朋友聊天。他的學問我不懂，我搞經濟學他也不懂，我們兩個沒辦法談學問，只是普通的聊天，這是一個遺憾。」
1949年，周有光懷著一腔愛國熱情，回國擔任復旦大學和上海經濟研究所的教授。「上海解放以後，我們在國外的人都認為中國有希望，紛紛歸國。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選擇回國？我說那時候回來的不只是我一個人，是許許多多人。」他說，「在國外我的工作很輕鬆，待遇非常高，只是有錢沒有意義。回國我並不遺憾，我還是幸運的，在語言文字學方面有所作為。」
1955年10月，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他到北京參加擬訂漢語拼音方案及文字簡化工作，任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員和第一研究室主任。「當時我說，語言文字學我是業餘搞的，我是外行。領導說，這是一項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我從學生時代，對語言文字學就很感興趣。這可以說是我的娛樂。」在歐洲期間，他發現字母學很有趣味，買了許多書自己看，純粹是出於好玩，想不到隔了幾十年會用上。
六年制定漢語拼音方案
如今採用拼音打字
從上海調到北京，專門做漢語拼音方案的工作，周有光定下了漢語拼音方案的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語化。對於當時有何借鑑，周有光說：「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之前，有漢語羅馬字，應當說是很科學的，但是太複雜了，小學生不好學，外國人更學不好，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要重新訂漢語拼音方案。中國的文字改革運動，又稱語言文字現代化，這個運動是清朝末年就開始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已經告一段落了，現在還訂了語言文字法。」
制訂漢語拼音方案過程困難重重，周有光說：「要說沒有困難，怎麼會整整搞了6年，花3年變成中國標準，再花3年工夫變成國際標準。困難大得很，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收到了國內外4000多封信，可見是個大事情啊。問題很複雜，今天我們也都解決了。」改行以後，他專門研究語言文字學。後來由於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又因博學多聞，還曾被連襟沈從文戲稱為「周百科」。他笑言：「從1955年冬天開始到現在，我搞語言文字學也有大半個世紀了。」
如今他用拼音打字，也正是得益於他半世紀以來從事的語言文字工作。他已經使用打字機30年，至今用壞了5部打字機。他形容說，「使用打字機後寫作變得更快了， 一天可以做以前五天的工作。」
不看小說，看真的事情
周有光85歲才離開辦公室，退休以後就離開專業。他說：「我生活在專業的井底裡面大半個世紀，走出這個專業的井底，我發現井外還有一個知識的海洋，在這個海洋裡面，我是文盲。所以，離開專業以後我要自我掃盲。」
周有光被視為「兩頭真」的老知識分子，平時他把有價值的各種資料都放在身邊慢慢地看，平時閱讀涉獵無所不包，主要關注的是國際形勢變化和文化問題。但有一點，他不看小說。因為「小說都是假的，我要看真的事情」。
2010年，在104歲高齡之時，周有光推出雜文集《朝聞道集》，此後兩年，他又陸續出版了《拾貝集》《靜思錄》。最近，已有出版社為他籌劃出版全集《周有光文集》，將他迄今出版過的42本書重新整理面世。實際上，即便現在，周有光仍然筆耕不輟，不斷在報端發表文章，文字間竟顯露自然的年輕生氣。
長住蝸居
「心寬室自大」
周有光的小書房約9平方米，即便整個房子也只是50平方米的蝸居，他已經在這裡住了二十多年。他說：「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
在一扇朝北的窗戶前，他常常靜坐在小書桌旁讀書、看報、打字，桌子臺面已見斑駁老舊。身後的牆上掛著他和已故夫人張允和的溫馨合影，四壁擺滿了書。他說：「因為我年老，耳朵又不靈，去外面活動不方便，我的天下就是這麼大一個小房子。所以我開玩笑說，我只有半張破桌子、半間小屋子，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他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看書、寫作，閱讀時他眼鏡、放大鏡並用，對他來說，能夠看書是一種莫大的享受，絲毫不覺煩悶。「我在不能參加社會活動以後，看的書反而多了。」不時地，他還「接活」，為晚輩的新書作序。
周有光和張允和70年的恩愛婚姻曾羨煞旁人。自2003年張允和病逝後，周有光每晚在小書房沙發上屈腿過夜，不再回到臥室去睡覺。半年後，周有光才慢慢恢復過來。
對話周有光：
創造未來是
下一代的任務
廣州日報：有人稱您是「明白老人」。為什麼您對現實問題能夠保持清醒認識？
周有光：我想，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應當有這個能力，孟子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明白人是多數，糊塗人還是少數，否則就完啦。
廣州日報：作為語言文字學家，您如何看待文字改革的進程？當前我國文字改革的任務是什麼？
周有光：文字改革有四件大事情，第一，全國普及普通話，現在這個目標差不多實現了。第二，文言改為白話，從清朝末年開始提倡，「五四」形成高潮，至新中國成立已經完成。第三，要整理漢字，因為漢字太亂，該工作要長期做下去。第四，給漢字標音，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注音字母，但注音字母不方便，所以1958年我國又重新設計漢語拼音方案。總的來講，語言的現代化是長期的工作。有一個問題，拼音需要進一步提倡實行「正詞法」和「分詞連寫」，增進拼音的功能。這件事情需要好好宣傳、推廣，許多人還不了解，有的人甚至還反對。
廣州日報：作為老一輩學人，您對後輩有什麼期望嗎？
周有光：我很喜歡跟青年人做朋友，後輩用不著我去期望什麼，他們會創造未來。創造未來是下一代的任務，我是樂觀主義者，整個世界是在前進、發展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發展很快。全球化時代，又稱為知識化時代。知識當中有兩樣東西最重要，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民主。我希望年輕人要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專題策劃： 趙潔文： 北京站記者 謝綺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