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在哪個年代，恪守節操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孤獨、寂寞不說，貧困就是最直接的敵人。一個人熬得了三年五年的貧困，像陶庵老人那樣一熬三十多年，委實不易。可貴的是，他固然是個激烈的人，卻沒有因境遇的改變而牢騷滿腹，或流入苛酷的仄路上去。
人們所熟知的張岱，大抵是《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裡的那個張岱，即便不能說達到了晚明精緻生活的最高境界，恐亦相去不遠。那個張岱，是五十歲之前的張岱，極愛繁華，任性好奇，參契幽微，妙趣橫生，作文仰慕徐文長，著史思繼太史公。這麼一位紈絝子弟，是真名士，亦是大玩主，玩什麼東西，都幾乎玩到了極致的地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無一不精。好彈琴，一不留神便成了紹興琴派的代表人物；好梨園，則家養戲班享譽一時；好美食，則「食雞而知其棲恆半露，啖肉而識其炊有勞薪」，著有《老饕集》。
他的五花八門的愛好，所擅長的各種巧藝，當然不止於此，而明末的大動亂則把一切都打碎了。張岱曾說，這個大動亂是塊試金石，可見出世人的心術與真面。據新發現的沈復粲抄本《琅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我們才知道張岱曾毀家紓難，親身參與了迎奉魯王監國的隱秘歷史。其時大廈已傾，奸佞當道，他屢次受到詆毀，只好避其鋒芒，深山著史。沈氏抄本中有一些新材料，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的日常生活。
陶庵是茶道高手，少年時即「死心究茶理」，「辨析入精微」，還革新了日鑄茶的製作技藝，將之命名為蘭雪茶，對茶史也進行過細緻的研究。庚寅（1650）三月，看到有人在賣日鑄茶，他「輾轉更躊躇，攘臂走階址」，無錢購買，只能「嗅之而已矣」，——此時他「斷飲已四祀」。對於這樣一個講究精緻生活的人來說，心裡該有多麼難受。沈抄本還有一首詩寫他往日鑄山做茶，不像以前請了徽州的茶工，用炒青新法做茶，這回陶庵只能自己動手了。倘若他能用自己制茶、烹茶的手藝謀生，就像明遺民徐汸賣畫謀生一樣，大概也可以小有貼補。可是他寧肯躬親稼穡，也不肯放下自己的架子，養蠶舂米都是常幹的事。《看蠶》一詩，寫家中僅有八九棵桑樹，不能為新蠶提供桑葉，而一家老小早晚斷炊，「人飢蠶又餓」，老人卻只能在院子裡轉圈子，真是讓人嘆息不已。為了謀生，陶庵買了上千尾魚苗，希望通過養魚致富，還僱了個老頭看魚塘。結果卻是「未曾見寸息，一罄我所儲」，夏糧不繼，又復斷炊。思前想後，最後名士派頭髮作，竟然把圍口打開，把魚兒都放跑了。陶庵仰慕淵明，修修史、寫寫詩、種種菊花還成，養魚則全然是外行。他與淵明最相似的是貧困，不過一個是不為五鬥米折腰，一個是陵谷滄桑所致，而赤手支貧、躬親稼穡則一也。集中有《舂米》《擔糞》二詩，寫陶庵「身任杵臼勞，百杵兩歇息」，「婢僕無一人，擔糞固其分」。想想當初「婢僕數十人，殷勤伺我側」的生活，再想想而今「連下數十舂，氣喘不能吸」的窘迫，陶庵老人只能以「日久糞自香，為圃亦何恨」解嘲。「處貧」不是單單擺在張岱面前的一個難題，也是擺在所有遺民面前的難題，對張岱則尤為嚴峻。因為他生長膏粱之中，缺少謀生的技能，不能力耕，不肯坐館，不願入幕，亦不屑於巫醫卜筮，所以就只剩下受窮忍飢了。這對於他精緻的味覺、嗅覺以及消化能力來說，是個巨大的考驗，但他似乎一直在嘗試調整自己。
大概是因為要忙於填飽肚子，陶庵晚年詩作不富，唯於生辰以及歲除之際偶有所作，內容不外乎嘆老嗟貧，而窮困的狀況則一篇有一篇之不同。五十八歲生日這一天作《甲午初度是日餓》，感嘆「餓亦尋常事，尤於是日奇」，不過他天性豪爽，也被自己的貧困逗樂了，一邊自嘲地說「一貧真至此，回想反開頤」，一邊問家人誰把他的酒藏起來了。其家累之重，見於《甲午兒輩赴省試不歸走筆招之》，一大家子十八九口人，「日食米一鬥」， 貧困至此，他也不肯出去交際，還嚷嚷著「寧使斷其炊，取予不敢苟」。詩中對六個兒子的描寫也很有趣：大兒子奔走四方，僅能餬口而已，二兒子打著讀書的名義，貪戀的是酒杯，三兒子只喜歡嬉遊四方，把性命交給朋友，四兒子則好為大言，還有「二稚更善啼，牽衣索菱藕」。真是夠揪心的。他對兒輩「慕功名」、喜交遊並不反對，可是為了求功名「撇我如敝帚」，老人則是有些不滿的，於是呼籲他們「不如且歸來，父子得聚首」，過一種恬淡的生活。這一年次子參加科舉考試，試圖再現祖上考中進士的輝煌，卻灰溜溜地歸來。兒子沒有考上，說不準陶庵還心中竊喜呢。要想擺脫貧困，對年青一代的讀書人來說，科舉應試仍是謀取俸祿、重整家風的便捷之道，陶庵對此雖沒有明確反對，心底裡大概未必以為然。
讀張岱的詩文，讓人感到親切的是他不迴避家庭的矛盾，把那種一地雞毛的窘況寫出來了。《仲兒分爨》寫老人對兒輩的不滿：「正告吾兒曹，年有近三十。娶婦而儒冠，毛羽不復溼。老父當此時，望爾供晨夕。奈何五六口，猶望我之粒。柴米稍不周，詬誶到我側。」於是陶庵提出讓二兒子分家單過，甚至說出了「餵兒不得飽，殺之亦何益」的狠話來。這跟現代家庭鬧分家，搞得雞飛狗跳的情景並無二致。張岱還寫過一篇《兒盟》（僅見於沈復粲抄本），作於明亡後十九年，是與兒女們訂立的贍養協議。以陶庵的風雅，倘不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大抵不會幹這種有傷風度的事。他開頭先表揚了自己忍飢守節的立場，接著說了自己的無奈，本著忠孝的家風，要求兒女們「日致米半鬥，老子則自備水薪；月分任一兒，先生則思饌酒食」。老陶庵念念不忘的是「花開結子，生育只為今朝」的古訓，且要立字據為證。有趣的是結尾二句：「倘不以吾語為然，但只問女安而已。」這篇文字用了駢文的形式，又夾雜著「留得青山在，依舊好砍柴燒」之類的大俗話，戲謔亦復心酸。戲謔，正是陶庵的一貫風格；辛酸，在在折射出其晚境之艱難。
陶庵晚年隱居著述，甚少外出遊覽，明亡後僅兩至西湖。1654年，他重返柳洲亭，看到西湖名園「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或許也刺激了他對往事的回憶。也是在這一年前後，大兒子答應給他造一艘小划船，可以徜徉於千巖萬壑間。這又勾起了老人的詩性，美滋滋地想著「靜載琴書去，幽深是六陵」，觸目皆是「白蓮砦下藕，紅水獨山菱」，日落歸來就可以「薄言供晚酌，船尾掛魚罾」了。從骨子裡來說，陶庵是個浪漫的人，常常生活在回憶裡，才會寫出《陶庵夢憶》《西湖夢尋》那樣極美妙又極悲傷的文字來。隨著故友凋零，認識他的人越來越少了，只要遇見親友故舊，重話故園滄桑，便忍不住有一番傷悼懷舊之感。陶庵為人，將烈士與名士、激烈與深情、慷慨與嫵媚兼於一身，其詩初學徐渭，繼學竟陵，晚年描寫日常生活的詩作，卻與他們全不相似，洗落繁華，宛如家常，而胸臆自出。
無論在哪個年代，恪守節操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孤獨、寂寞不說，貧困就是最直接的敵人。一個人熬得了三年五年的貧困，像陶庵老人那樣一熬三十多年，委實不易。可貴的是，他固然是個激烈的人，卻沒有因境遇的改變而牢騷滿腹，或流入苛酷的仄路上去。日常生活中的他，依然喜歡戲謔，依然保持著那種浪漫與嫵媚，不過更篤實平易，更接地氣了。
本文刊於2017年11月3日《文匯報 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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