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上海證券報
中流砥柱
大象跳起資本舞步大行「蝶變」再出發
從「不良貸款率高企至20%以上」到「霸榜世界銀行1000強前四」，中國大型商業銀行用了不到20年的時間。
根據英國《銀行家》雜誌公布的2020年全球前1000家銀行排序，中國四大行包攬前四。這是四大行第三年蟬聯前四名，也是「宇宙行」工商銀行第八年冠絕全球。
若以資本總額和利潤的增長率排序，中國四大行的數據均高於美國十大行。《銀行家》雜誌為此預測，待來年此時再戰，又將有新一波中資銀行衝入前二十。
復盤20年「蝶變」路，始於2003年的那場股份制改革上市，是國有大行華麗轉身的起點——徹底改造公司治理，促使進一步轉換經營機制，實現真正的市場化經營。
1999年末，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約3.2萬億元。巨額不良貸款對中國的銀行業乃至金融業運行構成嚴重威脅。
在這一背景下，1999年，國務院先後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對口承接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共計剝離上萬億不良資產。
然而，剝離不良資產依然沒有觸及銀行經營管理體制的深層次矛盾，沒能根本扭轉國有銀行的經營困境。與此同時，打開開放的大門後，外資銀行的競爭悄然而至。
市場迫切期望一場改革。於是，國家決定啟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按照 「四部曲」方案進行：一是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二是按照市場化原則剝離處置不良資產；三是外匯儲備註資；四是境內外公開上市。
作為一家有著特殊使命的中字頭公司，中央匯金公司當年深度參與了四大行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引進戰投、IPO等一系列重大決策。
據中央匯金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沈如軍介紹，為解決四大行上市前普遍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信息披露不充分、盈利能力和發展潛力較差等問題，中央匯金公司注資後，積極推動四大行按照現代金融企業制度要求，建立相對規範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各司其職，相互制約，相互協調。
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使得四大行獲得了境內外投資者的廣泛認可。2005年10月，歷時近兩年的籌劃，建設銀行在四大行中率先叩開了港交所大門；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於2006年先後分別在香港、內地成功上市。
「無論A+H同時發行上市還是『綠鞋』機制，儘管是在工商銀行首發時的創新，但更應該看成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創新，表明我國證券市場正在逐漸走向成熟，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在上市推介會上，時任工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表示。
2010年7月，農業銀行分別在內地、香港成功上市，四大行會師A股。時任農業銀行副行長的潘功勝談起這段歷史時，亦道出了背後艱辛過程：「農業銀行從啟動上市進程伊始，就面臨著迥然不同的嚴峻形勢。當時全球經濟復甦步伐放緩，資本市場持續低迷，國際股指大幅下跌，很多新股上市還頻頻破發。」
從明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中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農業銀行成功上市，耗時近10年之久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終於成功收官。
在資本市場上市是四大行改革的深化和升華。
上市後首年，四大行業績水平突飛猛進。由於營業收入快速增長，運營效率提高，2006年中國銀行A股上市後首年淨利潤增速達到52%；同樣由於利息、非息收入實現雙增，2007年工商銀行稅後利潤增速達到65.9%。
業績之外，經過不良處置、股改上市、引入戰投等一系列改造，四大行的面貌煥然一新，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初步建立，業務和股東結構也逐步多元化。沈如軍介紹，在中央匯金公司的積極推動下，四大行治理水平不斷提升，經營業績平穩增長，運營效率不斷提高，抵禦風險能力持續增強，國有金融資產實現了保值增值。
作為中國銀行業的標杆，四大行的華麗轉身，也為行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近20年來，我國銀行業整體實力大幅提升，資本實力、資產質量和經營效益不斷提高。銀保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超過307萬億元，是2003年改革前（2002年末為23.7萬億元）的近13倍。與此同時，商業銀行內部風險管理能力持續增強，公司治理架構不斷規範。
唯有改革才能基業長青。「嚴格來說，上市並不意味著銀行改革的成功，也並不能解決國有銀行中存在的所有問題，上市只是邁出了萬裡長徵的第一步，改革還需要不斷深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深化分支機構改革。」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對記者說。
20年蝶變之路，國有大行的一路成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金融市場勃興的軌跡。跳起資本舞步的大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體系的中流砥柱。
但改革的重要使命遠未完成。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凸顯的當下，如何利用好資本市場工具箱，發揮好頭雁作用，讓「金融活水」精準滴灌「實體之花」「產業之花」，成為國有大行的必答卷。
「對於商業銀行來說，上市夯實了資本基礎，為銀行後續發展拓寬空間。」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看來，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構建更多元化的資本補充渠道，使得商業銀行能夠加大信貸投放，進一步支持服務實體經濟。
今年以來，為對衝疫情影響，四大行貫徹逆周期調節政策，加大貸款投放力度。根據三季報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工農中建四大行發放貸款及墊款項目，分別較上年末增長10%、11.99%、9.33%、11.12%。同時推動普惠金融增量、擴面、降價。
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同時，四大行資本充足率水平有所下滑，依靠資本市場融資成為補充資本的主要措施。今年以來，四大行大規模發行二級資本債、永續債等資本補充工具，共發行二級資本債券2420億元，發行永續債規模達1600億元。
改革永遠在路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國有大行需要持續推動經營轉型和完善公司治理。曾剛認為，根據國有銀行自身改革需要，探索中長期的激勵機制也十分重要，未來銀行可以通過員工持股等中長期的激勵約束，推動經營管理行為更加穩健。
作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國有大行也將面臨更高的監管指標要求。此外，從優化銀行的外部約束角度來講，上市銀行需要接受更多、更透明的市場監督。改革之路還很漫長。
對於未來的中國銀行業，正如多位接受採訪的業內專家所提醒的，在未來，中國商業銀行仍然面臨著如何繼續深化改革的艱巨挑戰，完善現代公司治理、增強風險控制能力、提升綜合競爭實力、增強內生動力、更好服務實體經濟仍是永不結束的話題。
新生力量
「小角色」登上大舞臺
城農商行磨劍數年迎綻放
2008年冬日的一天，寒風刺骨。
在江蘇常熟的街頭，23歲的石磊騎著電動車，拿著一張宣傳頁，要到一家小微企業調研貸款意向。這是他畢業後進入常熟農商行第一年的工作常態：白天走街串巷拜訪客戶，晚上寫報告直到凌晨。
在石磊成為銀行業「新兵」的這一年，大部分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已實現上市。彼時，這位「掃街」的「85後」客戶經理想像不到：幾年後，這家剛從信用社轉制過來的縣域農商行也會上市，而自己在10年後會成為該行旗下一家村鎮銀行的董事長。
從2007年起，以城商行、農商行為代表的「第三梯隊」銀行，開啟了謀求A股上市的砥礪崛起之路。十三載後，作為金融機構中「小角色」的地方銀行，不僅成為了A股上市銀行中數量最多的銀行類型，更重要的是，彌補了大行和股份行在中小微企業融資中的市場空隙，為實體經濟的穩健發展發揮出更大的力量。
1991年4月3日，深圳發展銀行上市，由此開啟了中國銀行業上市大幕。然而，銀行上市「蝶變之年」，卻是16年之後的2007年。
這一年，建設銀行等7家銀行相繼實現A股IPO，成為中國資本市場自創立以來，第一個銀行上市「大年」。
這一年，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和北京銀行的成功上市，標誌著繼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批量上市後，「第三梯隊」的地方銀行也正式登上了資本市場的「舞臺」。
到這年末，有包括4家國有大行、7家股份制銀行和3家城商行在內的14家主流商業銀行，實現了A股上市。
彼時，在上證指數衝擊6000點的大牛市中，南京銀行、寧波銀行和北京銀行分別實現了首發募資達67.14億元、40.27億元、146.85億元，一舉將資本充足率水平分別從2006年末的11.71%、11.48%、12.78%，提升至2007年末的30.67%、21%、20.11%，成為當年資本充足率最高的3家上市銀行。
此時，農商行在國內尚無上市先例。A股「舞臺魔力」的展現，大大激發了地方銀行上市的欲望。對於金融體系的「小角色」而言，A股賦予了它們拓寬資本補充渠道、提升銀行品牌、完善公司治理等不少想像空間。
隨後，幾十家城商行、農商行躍躍欲試，宣布上市計劃。以農商行為例，2007年，張家港農商行成為第一家遞交上市申請的農商行，隨後常熟農商行、江陰農商行、吳江農商行也提交上市申請進入IPO排隊序列。
「看到當時寧波銀行和南京銀行上市後的各種效應，我們很受啟發和鼓舞。」一位華東上市農商行老員工回憶起當時啟動上市初衷時表示，「最直接的上市動力是意識到上市銀行在品牌方面的價值。」
彼時，不少城商行、農商行剛從城信社、農信社改制過來。這位老員工也從農信社進入了組建後的一家農商行。「在當時環境下，很多機構和老百姓不認識我們，也不認可我們的業務和產品，人家甚至懷疑我們是一家私人的銀行。」對此段經歷，這位有著20多年工齡的老員工仍感慨不已。
2008年，A股經歷了一場牛熊轉換，而同期，城農商行上市審核也因多種原因被按下「暫停鍵」，此後便是長達8年的「靜默期」。直至2016年之前，A股市場的IPO閘門便再沒有面向銀行業開啟過。
實際上，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剛剛分別從城信社、農信社改制成功的城商行、農商行，雖然形式上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框架，但不少銀行仍沿襲陳舊的管理模式。無論是資產規模、盈利指標、股權結構還是公司治理等方面，都與監管機構要求的上市銀行標準有著不小的差距。
這段上市「候場期」，它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即股東清理。
「尤其是剛從信用社改制過來的農商行，股東人數眾多，容易出現股權權屬不清、股東身份不確定的情況。例如，我們在信用社改成農商行的時候，股東就達到3000多個。」前述某農商行老員工回憶，當時城商行、農商行普遍面臨股權分散之困。
「最大的壓力是股東不好找，工作量大。我們投入大量的人員和精力，集中一個禮拜的時間，將幾千股東全部找到。」這位老員工清晰地記得，為了對股權進行真實確權，他們請了律師、股權託管機構等到場，在登記場所，設計了一條流水式作業來規範登記，來面對面跟股東解釋。
「實際上，上市不是目的，而是一種完善自身的手段。」這位老員工表示。
如何利用籌備上市這一契機，加快改革步伐、轉換內部經營機制、建立高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是地方銀行轉型過程中的挑戰。此前國有大行引入戰略投資者、經過股改上市的發展路徑，給了城農商行借鑑作用。
實際上，城商行早有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意識。其中，上海銀行、西安銀行早於1999年、2003年就相繼引入滙豐銀行、加拿大豐業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
此後，北京銀行、杭州銀行、南京銀行、成都銀行以及青島銀行，先後於2005年至2007年間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並在此後的發展過程中學習國外銀行的先進管理經驗。
相比之下，農商行則更為積極地引入國內大行作為戰略股東。例如，2008年，常熟銀行引入交通銀行作為其戰略投資者。
清理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提升和完善了公司治理水平和業務競爭力，一連串的動作是地方銀行備戰上市、化解自身歷史包袱的「前奏」。
「從2009年到2015年這個階段，正好是銀行業快速轉型發展的階段，我們農商行的小微業務在快速擴大市場，這給了我們年輕人很多機會。」石磊如此回憶到這一「IPO沉寂期」。
他開拓了一個又一個小微細分市場，並從小微信貸部門轉戰零售、銀行卡等多個部門歷練，一步步從普通「小白」員工、小微客戶經理，成長為銀行卡部總助、零售銀行總部總助、副總，並由此成為該行旗下一家村鎮銀行的「一把手」。
終於，上市曙光再現。2015年5月，當時證監會發布了《中小商業銀行發行上市的發行監管問答》，重點關注中小銀行的產權結構、公司治理、風控能力等11個問題。該文件的發布，標誌著停頓多年的銀行上市將再次重啟。
2016年8月，A股銀行股IPO閘門終於重啟，排隊多年的十幾家地方銀行看到了希望。短短幾個月內，就有8家城農商行成功在A股上市，並吸引了已在港股上市的中小銀行啟動「回A」之路。
其中，江蘇銀行成為此輪上市潮中首家IPO的銀行，江陰銀行、無錫銀行、常熟銀行等5家農商行的上市，使得A股終於有了上市農商行的類型。
在經歷2017年至2018年的銀行上市「淡季」後，2019年，銀行IPO發行再次「駛入快車道」，先後有紫金銀行、青島銀行、西安銀行等6家地方銀行成功上市。
截至目前，37家A股上市銀行中，有14家城商行和8家農商行，上市區域銀行數量佔據了A股上市銀行的六成，成為「金融板塊」中一股重要力量。
登陸資本市場的地方銀行，大大擴展了之前有限的資本補充渠道。而今，它們可以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平臺，多途徑補充資本。
以南京銀行為例，作為首家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城商行，上市13年來，該行運用配股、定向增發、優先股、二級資本債等多種融資工具，共進行外延式資本補充10次，共計募集資金707.9億元；與上市時相比，至今該行總資產增長了約20倍，淨資產增長了約38倍，稅後淨利潤增長了約16倍。
整體看，據統計數據，22家城農商行通過A股首發、增發、優先股、配股、可轉債五種融資方式，共計募集資金3265.12億元。
回首十三載的城農商行上市歷程，有著一條主線非常清晰——這些上市的城農商行與地方經濟相融共生，是踐行普惠金融的主要力量。上市後，有著暢通「補血」渠道的城農商行進一步增加了信貸投放空間，支持了中小微實體企業的融資。
廣發證券數據顯示，2019年末，披露了普惠小微貸款餘額的11家上市城商行和2家上市農商行普惠小微貸款總餘額4444.0億元，佔商業銀行普惠小微貸款總量比重為3.8%；12家上市城農商行披露了普惠小微貸款餘額，平均同比增速約26.4%。
上市不是終點。面對複雜的市場環境，上市地方銀行仍需要奮力應變，與資本市場共同成長，與時代發展同頻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