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既然同時是一場新書分享會，我就先說說這本新書。2000年廣東教育出版社的書名叫《陳寅恪的家族史》，2019年東方出版社的新版書名改成了《陳寅恪家史》。這次的新版不只是換了一個書名，內容方面也有很大改動，原版27萬字，新版52萬字，幾乎重寫了一遍。這次重寫，讓我對舊話題做了一次新探索，也發現了很多新知識。
《陳寅恪家史》的前世今生《陳寅恪家史》出版之後，書評人蕭軼先生對這本書比較早地作出評價，我特別讚賞他對這個家族所作的角色定位——從「客家遷徙戶」最終發展成為「文化託命人」。蕭軼還特別肯定了這本書的腳註，認為「重新恢復了腳註的尊嚴」。我覺得很感動，因為他讀懂了我大量增補腳註的用心。《陳寅恪家史》是《陳寅恪的家族史》的重寫本。我在重寫的過程中，保留了原書的基本框架，我把更新的新史料、新結論、新感悟寫進正文裡，把那些和正文有關聯、又不便寫進正文的內容放在腳註裡，結果使得腳註的篇幅和正文幾乎一樣長。這樣的處理，居然獲得了不少讀者的認可，有的讀者說看腳註比看正文還過癮。說實話，我覺得有點歪打正著的意思。
我今天重點要講三個人。三人當中，陳寅恪先生是1890年在湖南長沙出生的，按虛歲算，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時他的年齡是九歲。儘管後來章士釗評價說，陳寅恪少年時代就有「骯髒」之氣
（「骯髒」是「骯髒」的繁體字，在這裡是另外一個含義，讀音也不一樣，念kǎngzǎng，千萬不能念āngzāng），其實不過是說陳寅恪少年老成，小小年紀就有高亢剛直的精神面貌。不排除章士釗後來給他說好聽的話，講客套話。應該說，陳寅恪當年畢竟是一個九歲的孩子，戊戌變法這段歷史應該對他的成長有影響，但影響不會那麼大。所以，我今天演講的主角是陳寅恪的祖父和父親。
義寧陳氏祖孫三代都是湖南戊戌變法的親歷者，我把這種關係概括為下面這段話：
如果說陳寶箴是湖南維新運動的首創者和領導者，那麼陳三立堪稱這一運動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如果說陳寅恪是湖南維新運動的總結者和反思者，那麼陳三立堪稱這一運動從實踐到回顧的連接者和引導者。祖孫三代之間早已不再是僅僅依靠著血脈之緣代代相傳的簡單關係，延續生命和家族的同時，更是文化傳遞和命運接力的痛苦歷程。這段話，我稱為「一點淺見」，未必精準，而且有文學語言的色彩，但還是把我想講的意思表達出來了。
我再把陳寅恪的一段文字拿過來，為我上面那段話做一個佐證：
鹹豐之世，先祖亦應進士舉，居京師。親見圓明園幹霄之火，痛哭南歸。其後治軍治民，益知中國舊法之不可不變。後交湘陰郭筠仙侍郎嵩燾，極相傾服，許為孤忠閎識。先君亦從郭公論文論學。而郭公者，亦頌美西法，當時士大夫目為漢奸國賊，群欲得殺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這是陳寅恪在讀了吳其昌的《梁啓超傳》之後寫下的文字。康有為、梁啓超和戊戌變法的關係，大家都知道，後面還會講到。在這裡，陳寅恪特意把他祖父和父親的主張與康梁的主張做了一次切割，同時和湖南先賢郭嵩燾做了一次連接。
接下來是我對俞大綱的一個評價。俞大綱是陳寅恪的表弟，他的姑姑俞明詩是陳三立的第二位夫人，他的哥哥俞大維同時又是陳三立的女婿，他和義寧陳氏的關係非同尋常。《寥音閣詩話》原本是詩話，但很有歷史評論的色彩，含義也特別豐富。俞大綱特別強調陳寶箴「未嘗與康梁輩通聲氣」，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在湖南倡導新政，「但主設施」，開創各項新事業，「以植國本」「以培民本」。相比之下，「其於改制變法，雖未嘗不措意及之，然深悉積重之勢，非朝夕所可更張」。而康梁等人，「則以危言激行，邀信時主」，「欲以數紙詔書，一夕頓致中國於富強」，的確是太激進了，「雖其心跡可原，而事必敗覆」，因此，絕非陳氏父子「所心許也」。俞大綱這段話，我是從李開軍教授編撰的《陳三立年譜長編》裡第一次看到的，之前沒有發現。感謝李教授這樣的研究者，讓我不斷豐富這方面的認識。
關於光緒湖南新舊黨爭，今天我只講三個要點：「誰在爭」；「爭什麼」；「怎麼爭」。
第一個要點可以稱為新舊黨爭的陣營問題。最簡便的方法是貼標籤，這一邊是維新派，另一邊是守舊派，看起來很好，因為一分為二、清清楚楚。但歷史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除了維新派和守舊派，還有不少人不好歸入哪個陣營。中間的這一派真不好命名，也不敢命名，你總不能稱為「半新半舊派」「真新假舊派」「真舊假新派」吧？所以，我姑且稱他們是「××派」。
我們先看維新派。這個陣營相對而言人員構成比較清晰，看起來沒有什麼大的爭議。康有為（1858-1927）、梁啓超（1873-1929）是維新派最大的領袖。湖南維新時，康有為沒有到湖南，梁啓超在長沙也就是短短幾個月，但師徒二人在湖南的影響特別深，追隨他們的青年學子也特別多。請注意，我在這裡特別引入了一個新的視角，那就是這些歷史人物的年齡。康有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年齡是40周歲，光緒二十三年（1897）虛歲也是40歲，我就取戊戌年的周歲來說事。這一年，梁啓超25歲，英氣勃發，廣東帥哥一枚。譚嗣同那年33歲，唐才常31歲，都非常年輕。
熊希齡（1870-1937）那年28歲，比譚嗣同、唐才常還要年輕。時務學堂的學生張伯良（1872-1944）更加年輕，只有26歲。張伯良是湖南新舊黨爭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可惜長期被忽視，迄今為止關於張伯良生平研究最到位的還是張寬信老師。從張老師的這篇文章我們知道，熊希齡和張伯良前前後後合作過好幾次，關係非常密切。當年在時務學堂，兩個人雖為師徒，但年紀只相差兩歲，其實情同手足。
再來看看守舊派。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當年61歲，可以說管著湖南巡撫。大幕僚梁鼎芬（1859-1919）39歲，深得張之洞信任。張之洞的外號是「大鼎芬」，梁鼎芬的外號是「小之洞」，可見兩個人多麼志同道合。這兩位，可以說一直在觀望、遙控著湖南的維新舉動，在他們認為局面控制不了的時候，就會站出來予以直接幹涉、施加壓力，逼迫陳寶箴等人作出策略調整甚至轉向。
王先謙（1842-1917），嶽麓書院山長，56歲，照片上顯得很嚴肅，深思憂慮，不苟言笑。葉德輝（1864-1927），外號「葉麻子」，那個時候還蠻年輕的，才34歲，學問很好，長得就不怎麼討人喜歡了。1934年，在北平養老的陳三立，向張伯楨（張篁溪）索要他寫的《南海康先生傳》，看完之後寫信告訴張伯楨：王先謙不是守舊黨，曾經幫助陳寶箴推行新政，張伯楨寫的康有為傳中有「湘紳王先謙等守舊黨大攻新黨新政」這類話語，陳三立建議張伯楨刪掉。我第一次在《陳三立年譜長編》裡看到這段文字，感觸很多。誰都想不到，陳三立在王先謙去世（1917年）十多年後會主動幫他說公道話。一方面看得出陳三立在事過境遷之後確實放下了以往的爭執；另一方面也間接反映了當年湖南維新運動的複雜性、多樣性。我們一直視為守舊的反對派（甚至被稱作「反動派」），其實也有要求改革的一面，也有通過維新改變國家命運的理念和舉措，這一點，和維新派看不出什麼本質區別。
蘇輿還有一個人叫賓鳳陽（生卒不詳），是嶽麓書院的齋長，大概類似於現在的學生會幹部吧。和前面那個張伯良一樣，也一直找不到他的照片，甚至連生卒年都不清楚。蘇輿（1874-1914）24歲，是王先謙的學生。上兩次在長沙做講座時，還沒有找到他的照片，這次多虧了吳仰湘教授，吳教授讓他的學生周明昭博士幫我在谷歌上找到了蘇輿的這幅照片，應該沒有錯。說句開玩笑的話，蘇輿長著一副倒黴的樣子，難怪背了一輩子鍋。
維新派，我在這裡找了六個人，守舊派，我也找了六個人，旗鼓相當。接下來要講的「××派」，數量上明顯比前面兩派多得多，這也可以間接說明貼標籤的做法未必管用。
首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1831-1900），67歲，在湖南獲得了實現人生理想的最後機會。再就是他的公子陳三立（1853-1937），45歲。
黃遵憲（1848-1905），廣東人，鹽法道、署理按察使，50歲。徐仁鑄（1863-1900），直隸宛平人，祖籍是江蘇宜興，湖南學政，35歲。他們倆都是陳寶箴在湖南推行維新事業的得力助手。
歐陽中鵠（1849-1911），49歲，是深受陳寶箴、陳三立信任的幕僚，也是譚嗣同、唐才常的老師。鄒代鈞（1854-1908），著名學者，44歲，也深受陳氏父子的信賴。陳巡撫的幕僚有很多，這兩位大概是湖南本地的代表性人物。
皮錫瑞皮錫瑞（1850-1908）是經學大師，當年48歲，他的日記曾經在《湖南歷史資料》上選登過，一直是研究湖南戊戌變法的重要史料，後來被吳仰湘教授全部整理出來了，功德無量。
下面這三位人物，也很重要。
第一位廖樹蘅（1840-1923），58歲，做過陳寶箴家的塾師，後來被委派去常寧水口山辦礦，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第二位蔣德鈞（1852-1937），46歲，也是一位對湖南維新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物，後面還會提到這個人。第三位梁煥奎（1868-1930），30歲，是一位傑出的礦業先驅。我之所以提到這三位人物，是因為學術界過去對他們的關注還不夠，現在終於有了進步。比如，廖樹蘅的《珠泉草廬師友錄·珠泉草廬文錄》已經出版，他的六世孫廖志敏正在編寫《廖樹蘅年譜長編》，這張照片就是廖志敏老師給我提供的。又比如，《蔣德鈞輯》和《梁煥奎輯》作為「湘學研究叢書」的兩種，也在2018年出版了，為研究者貢獻了第一手的可靠史料。很多觀點需要調整，很多結論需要改寫。
今天，時間有限，還有許多很難貼上清晰標籤的人物，這裡簡要提一提。比如樊錐和易鼐，大概可以歸為維新派中的激進者。要知道，1898年某一期《湘報》上曾經刊登過易鼐的一篇尺度很大的文章，主張引進耶穌教來改造孔教，主張黃種人和白種人通婚來改良人種。這些驚世駭俗的言論，不但引起張之洞、梁鼎芬的強勢打壓，連陳寶箴也覺得難以接受。又比如李維格和李經羲。前者是時務學堂西文總教習，但是和葉德輝關係不錯；後者是典型的官二代，是合肥李鴻章的侄子，擔任過湖南按察使，但是和黃遵憲的關係一直處不好。皮錫瑞在日記裡也認為，只有把李經羲離調湖南，維新才有希望。樊錐、易鼐、李維格、李經羲，我舉這四個人為例，是想說明當年湖南維新運動的人員構成很複雜，貼標籤的做法往往不一定管用，解釋不了那麼多錯綜複雜的人和事。
再舉個例子。去年夏天，我在北京結識了廖樹蘅的六世孫廖志敏。廖志敏老師把他寫的《廖樹蘅年譜長編》拿給我看，我看了才知道廖樹蘅和王闓運（1833-1916）的關係相當不錯，而廖樹蘅和著名的反洋教的急先鋒周漢也是老友。王闓運對陳寶箴和陳三立說過不少諷刺挖苦的話，一般被人歸為守舊一派，但他給廖樹蘅七十歲生日寫的壽序，還有這樣的公道話：「方其受事之時，……無尺寸之柄，而御數千萬人，外排眾議，內檢罅漏，為湖南所恃以立國，陳撫所賴以雪謗。」至於周漢，反洋教早就出了名，陳寶箴不得不把他拘禁起來，既保全維新大業，又避免周漢惹是生非，但這種巡撫認為兩全的做法，廖樹蘅卻不以為然。這些事情，一次次提醒我們：120多年前的湖南戊戌變法，如果從年齡大小這個角度來講，其實是祖孫三代人共同參與、共同完成的一次超級實驗。在這個過程中，不能排除年齡、身份、見解，甚至籍貫、地域等因素的綜合作用，表現出來的情態必然會非常複雜，不可能那麼簡單。
2018年1月，我應邀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做講座，主持講座的吳仰湘教授在小結髮言中對此有十分形象而準確的概括：120年前，在湖南長沙上演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事實上，當時的情景既有「激流澎湃」的一面，又有「暗潮湧動」的一面。對於前者，學術界「比較關注」；對於後者，「注意到了」，但是「發掘、關注不夠」。做這類講座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人關注以往關注不夠的另一面。
講完了「誰在爭」，接著講第二個要點，「爭什麼」。當年的湖南新舊黨爭，除了政治之爭，還包括利益之爭、學術之爭，甚至還有人性之爭——在這種巨大的變革和衝擊面前，人性的複雜展露無遺。
先看兩個年輕人之間針鋒相對的鬥爭。譚嗣同說：「中國所以不可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官權雖有所壓，卻能伸其脅民之權，昏暗殘酷，胥本於是。故一聞官字，即蹙額厭惡之。」不加掩飾地厭惡官權，痛恨官權，主張民權，伸張民權，認為官權、民權之間不可調和。賓鳳陽卻說：「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權耳，平等耳。試問權既下移，國誰興治？民可自主，君亦何為？是率天下而亂耳。平等之說，蔑棄人，不能自行，而顧以立教，真悖亂之尤者！」他指責康梁和譚嗣同：你們想幹嘛？你們這是造反！不難看出，彼此之間，水火不容。
這是兩個年輕人之間血氣方剛的鬥爭。轉過來看另一種鬥爭形態。67歲的陳寶箴和56的王先謙，他們也會說一些過頭的話，但總體上還是彼此留足面子，儘量不失風度。陳寶箴上奏摺，請求皇帝用康有為可用之才，又要防範他的學說對年輕學子的誤導，希望能夠銷毀康有為《孔子改制考》這本書的書板，從源頭上予以掌控。上奏之前，陳寶箴先把奏稿送給王先謙看。這個舉動本身就很有講究，值得玩味。王先謙看了奏稿，毫不客氣地點明陳寶箴的用心，又含蓄地提醒陳寶箴這樣做可能給他帶來怎樣的危害。陳寶箴的回信，也是滴水不漏，委婉而得體。這是雙方書信往來的文字，大家可以把全信找來看一看。汪叔子先生和我合作編纂的《陳寶箴集》裡收錄了這些書信，《陳寅恪家史》裡也有摘選。結合當時的背景，可以更深地理解雙方見解上的差異。
再來看看陳寶箴跟譚嗣同的關係。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湖北巡撫，比陳寶箴大八歲（當年75歲），兩人在湖北共事過，譚、陳兩家堪稱世交。譚繼洵是一個「守老氏之寶，不欲為天下先」的老官僚；兒子譚嗣同，偏偏那麼激進，動不動喊只有鬧到新舊兩黨流血成河，變法才能獲得成功。感謝研究者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下面展示給大家看的歐陽中鵠的三封信，就是《譚繼洵集》披露的。我們以往只知道陳寶箴很欣賞譚嗣同的才學，看了歐陽中鵠寫給陳寶箴的這封信，才知道陳寶箴對譚嗣同身世的了解、對譚嗣同的關心愛護，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歐陽中鵠的原話是：「愛才如命，又嘗親近而教之」「知復生入微」。「復生」是譚嗣同的字。
歐陽中鵠的三封信，圖片右下方為譚繼洵像這裡面有不少信息值得關注。比如陳寶箴稱呼譚嗣同為「恭世子」。這裡用的是晉獻公和長子申生的典故，影射譚繼洵、譚嗣同父子關係失和是有原因的，而且主要原因在譚繼洵身上。歐陽中鵠在寫給劉人熙的信裡也說，譚嗣同「受厄家庭，毫無生人之趣」，又說「能與子言孝，不能與父言慈」，同情作為兒子的譚嗣同，批評作為父親的譚繼洵。作為譚嗣同老師的歐陽中鵠，還說學生對自己「心悅誠服，亦步亦趨」，二十年來師生之間情同父子。這些信息，孤立地看，好像是家長裡短，但是把它們和幾個人在湖南維新事業中的言行結合在一起觀察，就能獲得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內容。比如，譚嗣同以宗教殉難者的姿態投身於政治改革，為了維新變法不惜付出生命代價，難道就沒有來自個人身世的影響？又比如，歐陽中鵠與譚嗣同情如父子的關係，為什麼很快就在新舊黨爭中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些問題，以往關注得還很不夠。
上面這幅照片，請大家重點看後排的三個人。從左到右，依次是譚嗣同、熊希齡和唐才常。下面這段話，來自譚嗣同寫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你看看譚嗣同在信裡是怎麼咒罵陳三立的。兩家雖然是世交，但在新舊黨爭最激烈的時候，譚嗣同毫不客氣地大罵特罵陳三立，說陳三立平時就罵梁啓超、罵唐才常，又極力阻止聘請康有為到湖南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請注意，陳三立到底有沒有極力阻止聘請康有為來長沙，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十足的證據。但是，越接近歷史場景的文獻，理論上應該比後來的回憶更可靠，越可能接近事實本身。此外，這封信是學生寫給老師的私信，真實性也比較強。
譚嗣同詬病陳三立的話再來看熊希齡和戴展誠、戴德誠兄弟的關係變化。1898年，湖南新舊黨爭最激烈的時候，王先謙等人給巡撫陳寶箴遞上《湘紳公呈》，要求撤換時務學堂教習，全面予以整頓。陳寶箴的批覆，走的還是息事寧人的折衷路線，含含糊糊地說這是門戶之見引起的爭執，又把一部分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幾天後，熊希齡為了回擊舊黨，利用自己掌控《湘報》的權力，在《湘報》上刊登了那份《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矛頭直指包括王先謙在內的書院山長。下面這份稟稿的開頭，熊希齡把戴家兄弟的名字一同列上了。想不到的是，戴德誠居然當面稟報巡撫陳寶箴，把自己和這份稟稿的關係撇得一乾二淨：「近日門戶攻擊之風甚盛，倘有人以德誠名並列具呈，請置弗論。」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人假借我的名義搞三搞四，我絕不認帳！
《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開頭部分儘管目前能夠使用的資料還很有限，但足以證明新黨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並不是始終完全同步的。在維新派內部，一再可以看到激進主張者和穩健主張者不同步、不合拍、不一致的現象，有時候矛盾甚至會公開化。
光緒丁酉、戊戌年間（公元1897年到1898年），湖南維新運動中各類鬥爭的聚焦點，最終落在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身上，種種矛盾最終需要通過他們來化解。特別感謝瀏陽籍臺灣地區學者黃彰健先生，早在1970年，也就是距今整整50年前，他就對陳氏父子在湖南新舊黨爭之間的總體表現作出了八個字的評價，那就是「老成持國，無可非議」。陳寅恪倡導研究歷史需要具備「了解之同情」，黃彰健這八個字堪稱深得其精髓，因為確實找不到比這八個字更好的評語了。
最後講第三個要點，「怎麼爭」。首先是「不敢說」，其次是「不便說」，然後是「不願說」和「不忍說」。試想，在極左思想、極左路線盛行的時代裡，誰敢說唐才常等烈士也會採取不太光彩的下劣手段？誰敢說熊希齡在極端情況下也會造謠誹謗？社會在進步，至少我們現在可以對湖南維新運動的歷史場景進行客觀還原，而不需要有什麼忌諱。至於在更深入的研究之後，進入了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設身處地站在他們的角度去考量、去評論，那個時候也許就會「不願說」「不忍說」了。
上圖左邊的三個人物，自上而下分別是：譚嗣同、鄒代鈞、熊希齡。在鄒代鈞寫給汪康年的這封信裡，鄒代鈞非常坦誠地告訴這位遠在上海的朋友長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陳寶箴在省內省外的壓迫之下，不得不對時務學堂、湘報館進行改組。熊希齡被迫交出湘報管理權後，也和譚嗣同一樣，動不動就說「流血成河」，不但和接替他的鄒代鈞結下「深仇」，而且對巡撫和巡撫公子也大為不滿，一點面子不給。汪康年曾經勸鄒代鈞遇事要隱忍，要看開一點，鄒代鈞在這封信裡回覆說：我已經很容忍、很低調、很不計較了，不然的話，譚嗣同、熊希齡早就拿槍把我幹掉啦！最後三行話，值得關注：「此二人者，鄙人向引為同志，本有才，從前作事尚為公，一旦陷入康門，遂悍然不顧。籲！康徒遍天下，可畏也。」鄒代鈞把譚嗣同、熊希齡的改變，歸結為信從了康梁的學說，被那些激進的、不切現實的主張衝昏了頭腦，甚至改變了性情。鄒代鈞的這番話，不妨看成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對於康梁之學大興於三湘大地的擔憂和不滿，而這種擔憂和不滿或許當時在維新派內部已經形成了較為普遍的共識。
再來看「怎麼爭」的加強版和升級版。圖中這位老先生就是黃彰健，他的祖籍是湖南瀏陽，他的父親黃穎初是譚嗣同的幕僚，與譚嗣同、唐才常曾經號稱「瀏陽三傑」，也是一位維新人士。黃彰健先生對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作出了「了不起的貢獻」，這是茅海建老師的評語。中間這個，就是黃彰健先生的光輝著作《戊戌變法史研究》，右邊是這本書2007年在上海書店的簡體版。
黃彰健先生1970年所能使用的研究材料十分有限，而像《湘報》《汪康年師友書札》《陳寶箴集》《皮錫瑞全集》等，都沒法使用。但就是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黃彰健先生依然取得了至今仍然不可替代的成就，所以茅海建老師才會給出那麼高的評價。最難能可貴的是，黃先生的這本書1970年在臺灣出版，37年後才在大陸推出簡體版，黃先生還對自己的舊著進行了增補，儘量吸收新材料。我們現在的條件比起他當年不知要優越多少倍，更應該儘可能地用好材料，下足功夫，而不應該偷懶，否則真的對不起前輩。
黃彰健先生所使用的有限材料（一）黃彰健先生所使用的有限材料（二）下面我們重點關注一下兩個歷史場景的還原，從中可以真實地再現新舊兩派到底是「怎麼爭」的。
先說第一個場景。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節期間，時務學堂的學生們將寫有老師批語的課卷（札記冊）各自帶回家鄉，「民權」「平等」等大逆不道之詞引起軒然大波，在得知巡撫陳寶箴將要調閱課卷的消息後，時務學堂的分教習到底有沒有連夜塗改課卷上的評語？
流傳已久的一個說法，來自狄葆賢的《任公先生事略》。狄葆賢說：「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巡撫一方面通知要調閱課卷，一方面又派人通風報信給梁啓超，這個說法確實具有傳奇色彩，事實上根本經不住推敲。黃彰健先生不但證明了狄葆賢所說是不足採信的道聽途說之詞，還利用他當時所能使用的有限材料，得出了這樣的推論：「當時外間傳說，唐竭一夕之力塗改，大概沒有冤枉唐。」後來出現的新材料，一再證實了黃先生50年前的推論是正確的。各位想不到吧？偉大的維新烈士唐才常，當年為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居然也會造假！這裡做一點聲明，我們經常說「是非對錯」，今天只說「是非」，暫時不說「對錯」，也就是說，只還原歷史場景，不作價值評判。
再來說說第二個場景。陳寶箴與康有為雖非一黨，但在調閱時務學堂批語後，還是湮滅了康黨「叛逆」的證據，沒有追究。不久，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這裡說的是農曆），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新黨士氣為之大振。五月二十二日，王先謙等人遞上《湘紳公呈》，鐵證如山，陳寶箴只得「含胡」批覆，隨後又被逼無奈地對時務學堂和《湘報》作了改組。然而，新、舊兩黨均不領情，水火依然難以兼容。六月二十三日，光緒帝下旨給陳寶箴撐腰：「即如陳寶箴，自簡任湖南巡撫以來，銳意整頓，即不免指摘紛乘，此等悠悠之口，屬在縉紳，倘亦隨聲附和，則是有意阻撓，不顧大局，必當予以嚴懲，斷難寬貸。」七月初六日，時務學堂學生張伯良受到熊希齡的鼓動，具呈指控嶽麓書院齋長賓鳳陽等人見到六月二十三日上諭後變羞成怒，「而又不敢彰明較著，於是造為謠謗，鼓惑人心」，在五月上王先謙函內添加誣衊時務學堂學生的汙詞穢語，如「學堂教習爭風，擇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雞姦」等，「刊刷揭帖，四處張貼分送，冀以洩其私忿」。陳寶箴接到張伯良的稟帖後，以賓鳳陽等「謠散學堂、阻撓新政」，下令徹底根究；學政徐仁鑄也指斥賓鳳陽等「狂吠不休，毀辱桑梓」。不料，王先謙愈挫愈勇，挺身獨任，更以辭館為要挾，毫不相讓。僵持不下之際，八月初，政變突然發生，這個月二十七日《湘報》所登陳寶箴關於匿名揭帖的第二份批詞，換成了另一番景象：「本部院詳加訪察，近來匿名揭帖往往遍傳各處，而省會城廂內外未見張貼，該生等所稱『並未見有此帖，以故無應辨白。又向有親族在學堂肄業，斷無污衊之理』等語，自系實在情形。既不知為何人所增，又本非原書所有，即與該生等無涉。」最終還了賓鳳陽一個清白。
陳寶箴針對匿名揭帖的第二份批詞，刊載於《湘報》第一百七十四號，並沒有像第一份批詞那樣被王先謙附入其《虛受堂書札》，1970年的黃彰健自然無從尋覓，故而他最初只能用「不了了之」四字概括這樁無頭公案的結局。直到1986年，黃先生在臺灣看到戊戌年《湘報》的縮微膠捲，才對早年論斷作了補正：「政變後，陳終於採納王的意見，說時務學堂學生所檢呈的揭帖系痞徒所為，『與賓無涉』。」
遺憾的是，1981年首次披露的皮錫瑞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黃彰健先生應該可以看到，不過他似乎沒有留意到，至少在他增補舊著的文字中沒有發現痕跡。事實上，王先謙當天親口告訴皮錫瑞：「賓鳳陽揭帖有穢褻語一段，乃熊竄入。」請注意，日記裡的「熊」是哪個「熊」？看來除了熊希齡，沒有其他人。熊希齡與張伯良的親密關係，我們前面剛剛做了介紹。因此，完全可以推斷：賓鳳陽遭到張伯良等人栽贓陷害，熊希齡正是背後推手。
最後，我想談談自己這些年做研究的幾點感悟，或者說啟示：
史實重建比價值判斷更重要；
秉承「了解之同情」的態度；
在研讀經典論說中獲得養分；
重新解讀、從新使用舊材料；
不斷挖掘、有效使用新材料；
勇敢地嘗試新理論、新方法；
共同完成學術研究的接力賽。
第二條是「秉承『了解之同情』的態度」。「了解之同情」，我們大多數人是通過陳寅恪先生才知道這五個字的，陳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裡說：「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1930年，梁啓超說史學家要有「四長」，哪「四長」呢？「史德，史學，史識，史才。」把「史德」放在首位。講得非常好！但是，拿梁啓超本人，包括他的老師康有為的做法來衡量這「四長」，尤其是放在首位的「史德」，你就會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1896年，康梁師徒通過向富人募捐，花錢買通言官，請他們幫忙上摺子，針對科舉制度提出改革主張。如何解釋這種不怎麼光彩的手段，梁啓超的話可謂振振有詞：「豪傑舉事，但求有濟！」什麼意思？豪傑之士為了成功，只看結果，不看過程和手段。然而，到了1925年，梁啓超在悼念孫中山的文章裡，又轉過來批評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認為政治家也必須講道德，「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人人都藉口於『一時過渡的手段』，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在一邊，所謂『本來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和梁啓超的前後不一相比較，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後的蓄意造假、持續造假，更讓人難以接受。這方面的研究，隨著茅海建老師等研究者的不斷推進，越來越逼近歷史的真相。早在50年前，黃彰健先生就已經敏銳而犀利地揭開人為構造的謎團。最難得的是，黃先生沒有停步於解密，也沒有一味地指責，而是留下了一些值得我們不斷深思的話語：「一個人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久而久之，其所謂目的，可能亦變成一個幌子。」「我對康及康弟子之集體作偽，不得不表示惋惜。」「我們不必責備梁啓超筆墨不謹，因為這是難以避免的。」「我們應如實地了解並同情這些愛中國的志士的救亡圖存的英勇行為及其遭遇。」
與此相關，到底怎麼看待維新派中激進主張者的那些驚世駭俗之說？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困擾了很多人，也不斷啟發我們進行深刻的反思。著名歷史學家羅榮渠先生在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五四以來有關中國的文化趨向和發展道路論爭文選》時，特意寫了一篇總序，題目叫《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思潮演變的反思》。 在這篇大文章裡，羅榮渠先生這樣分析胡適的「全盤西化」主張：在胡適看來，為了改造中國，「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羅先生認為，「這就是胡適堅持必須儘量承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這種看來非常過火的西化觀，同我們常說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其精神是一致的。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可說是一種頗有獨到之見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理論。」羅先生認為：「從幾次思想論戰來看，各種折衷派觀點，中體西用論也好，中西調和論也好，中國本位論也好，都一直受到責難和批判。但中國的現實思想生活卻正是沿著折衷的道路在走著，具體的表現為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這說明民族傳統事實上是既離不開，也擺不脫的。」
我們把羅榮渠先生的這番話移用過來，去看待和分析康、梁、譚、唐、熊等戊戌維新派的激進言行，也應該可以獲得一些新的感悟。
第七條是「共同完成學術研究的接力賽」。就拿我們湖南學者舉例子吧。湖南時務學堂聘請梁啓超擔任中文總教習的過程，陳寅恪在《讀吳其昌撰梁啓超傳書後》裡轉述他父親的說法：先是黃遵憲向陳寶箴推薦康有為，陳寶箴徵求陳三立的意見，陳三立說讀過梁啓超的文章，梁的論說似乎比康更強，因此「不如舍康而聘梁」，這才有了後來聘請梁啓超來長沙任教。事實上，「聘請梁啓超任湖南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蔣德鈞是第一個提出者」。這是楊錫貴和李超平兩位老師在《蔣德鈞輯》的「前言」裡得出的結論。《蔣德鈞輯》和《梁煥奎輯》是「湘學研究叢書」的兩種，《蔣德鈞輯》的整理者是李超平、楊錫貴兩位老師，《梁煥奎輯》的整理者是梁曉新老師和她的先生李自強老師。這兩本書裡面的不少材料，進一步豐富了湖南戊戌變法研究。類似的「接力」，相信還會不斷出現。
再舉一個吳仰湘教授的例子。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湖南的守舊黨搜集了黨爭的一些重要文獻，編了一本書叫《翼教叢編》，整理者署名「蘇輿」。後來，守舊派主要幹將葉德輝說這書是他編的，明顯想要搶功勞。我記得2018年1月，吳教授在嶽麓書院告訴我，《翼教叢編》很多地方有疑竇，整理者應該另有其人。最終他確定真正的編者應該是蘇輿的老師王先謙。你看，學術研究就像偵探一樣，從1898年到現在，一百多年才破案。如果沒有敢於懷疑的精神，沒有一種自覺接力的韌勁，真相永遠無法大白於天下。
《翼教叢編》整理者實際是王先謙今天就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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