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的新作《親愛的》再過一周就上映了，這本取材自真實事件的電影，入圍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單元，也被威尼斯電影節組委會邀請作為今年的參展電影。
陳可辛大概算香港電影人「北上」群體中融入得最好的一位，《如果愛》、《投名狀》、《中國合伙人》，都是難得的口碑和票房一致不錯的華語片。北漂十年，所感所得，值得一聽
「北漂十年，現在自我感覺最良好」
焦雄屏×陳可辛
從2004年起開始「北漂」的陳可辛終於得到內地電影獎項肯定：他導演的電影《中國合伙人》獲得最佳故事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男主角獎等三項大獎。日前他接受焦雄屏的訪談，話題也由此開始。他還承認，前一部作品《武俠》的失敗讓他進入人生低潮，沉寂兩年。
回首北漂十年，站在一個相對清醒的立場，陳可辛也談及兩地電影產業的得與失。從他執導的第一部電影《雙城故事》到《投名狀》、《中國合伙人》，友情是主題之一。「因為沒有，所以才拍」，陳可辛說，「很多時候，我在訪問裡面更開放，我更容易把內心說出來。」那麼，他內心裡在想什麼？
‖「從《甜蜜蜜》到《中國合伙人》」
焦雄屏：陳導演，恭喜《中國合伙人》得到金雞獎三個大獎，會不會覺得《中國合伙人》反而無心插柳？成本比較小，卻得到這麼高的票房，在電影節也那麼豐收。
陳可辛：你講得對，但也不能說是無心插柳。自己對這個題材挺有信心，也覺得應該會可以。另一方面看，在整個（創作）過程裡面，它回到我比較自然的狀態。
焦雄屏：比起《武俠》和《投名狀》？
陳可辛：輕鬆多了。前幾年是為了追求市場的一些要求，違反了自己的能力跟強項，去做一些很使勁也很痛苦的東西。
焦雄屏：《中國合伙人》是一個answer，一個答案，對《甜蜜蜜》。《甜蜜蜜》，你抓到了一個時代非常重要的訊息，也就是香港人去看內地人；《中國合伙人》剛好反映了近30年來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或中國社會的改變。這兩個影片，我覺得是互相呼應的。
陳可辛：有時你拍戲不一定有那麼完整的一套（理論）去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那個巨變，改革開放那感覺是我很有興趣的。大時代好看，就是（因為）它有很大的變化。嚴格來講，這兩個戲是沒有安排也沒有任何設計，但結果其實講的是同一批人，同一代人，只是有兩個去了香港，另外這幾個，去美國的，或者去了再回來。
焦雄屏：你年輕時關心的主題比較接近愛情，到了《中國合伙人》，我覺得你更關心友情、事業，跟整個人生走過的過程。更多的感覺是在檢驗友情這件事情，有沒有這樣的變化？
陳可辛：我覺得有的。因為不同年齡就拍不同的東西，很多人都說你為什麼不多拍像《甜蜜蜜》這樣的戲？第一，已經拍過很多遍了，自己能理解的不同角度的愛情都拍了，也沒覺得有什麼還沒拍的。年紀大了，肯定就會對一些別的東西更有興趣，但是對這種唏噓感———友情、青春的逝去、流失這種感覺———我很年輕時就有。反而不是因為年紀大了才拍，本來就喜歡拍。
焦雄屏：您飄泊過很多地方，我們常常會用一個名詞叫「離散」，像當代另一個創作者李安，他的「離散情結」很大一部分是東西文化上的衝突矛盾，還有父權，尤其父親這個形象使他感到傳統的壓力，他的電影一直在突破這樣的東西。可是你的「離散情結」很多是建立在一種飄泊感上，很多時候希望愛情或友情是一種救贖，但是你的友情有非常多背叛。
陳可辛：你講李安導演，我覺得中間差了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你講的爸爸。其實我從小就沒有在那種傳統的中國教育裡面長大，也是因為爸爸的問題。我爸爸對我像一個美國爸爸，所以我說我像80後。但是友情那部分，我從小都沒有太多朋友，也可能因為我一路在不同的地方，沒有建立很牢的圈子。我對友情、對這種唏噓的感覺，都是我在電影裡面找回來的。我把電影經歷變成自己的經歷，一種投射，我對那種東西特別嚮往。
焦雄屏：對，從《投名狀》到《武俠》，到《中國合伙人》，都是講一種非常強烈的友情，可是又沒有辦法對友情有安全感，再配上您的飄泊感，所以就會出現三部影片對於男性情誼的處理很多是很黑暗的。另外，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武俠》，在影片中間出現了李安式的父權反叛。我就在想，是不是你居住在內地以後，產生了某些政治的寓意呢？
陳可辛：其實我沒有那麼聰明，在電影裡面放政治的寓意。香港很多朋友，從《投名狀》到《武俠》，無限放大很多寓意，我也聽過。但是，我不是那種能放寓意的導演。我來到內地，覺得原來我們（香港人）講的話太簡單，因為內地人講話都是有很多層次的，我真的不懂。我覺得《武俠》很多時候是要圓故事，所以找了很多方法，在過程裡面碰到很多東西，其實沒有刻意。別說政治寓意，連對父權反叛都沒有刻意。
焦雄屏：在評論的狀態下，的確是有觀眾去跟影片本身發生另外一種閱讀的影射關係，這也都成立。
陳可辛：其實影評不就是這樣嗎？就是去找一些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看得到、甚至連導演都未必看得到的東西。
‖「身為北漂成功的案例」
焦雄屏：一般的認定，內地的電影比較厚重，比較有歷史感，香港的電影特別注重製度跟專業性，臺灣是比較注重個人性。香港的專業性在哪裡？
陳可辛：其實為什麼那麼多香港導演去美國拍戲水土不服？包括我，其實我們融入不了真正的制度性。我們的制度性是香港的制度，都符合商業規則，但我們不是每一秒每一分都本能按照規劃。要是我晚了，我後面會追回來。外來的人進來很難去適應你們的節奏，時慢時快，有時候停下來不知道幹嘛，突然間一想通了就很快，想不通的時候就在那兒等。
焦雄屏：跟香港人的個性也有關係，隨時在變通。我本來以為香港的制度化在這方面是比較強的。
陳可辛：怎麼說呢？我覺得我們都已經給寵壞了。香港的這種即興，這種靈活程度，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願意去配合這種非常沒有人權的（工作方式）。
焦雄屏：大家可以很任性地拍。
陳可辛：不只是在拍戲……你現在去哪裡，都覺得慢，覺得服務不到位——不是來到內地，去到倫敦，去到紐約，去到哪裡，你都覺得（差不多）。每個事情在很多國家很多文化都要按部就班，都有它的一個節奏，在香港就是——永遠要有，馬上就有，這東西馬上就在你面前出現。
焦雄屏：您現在算北飄成功的案例，從香港來的導演中，除了您跟徐克，我想不出第三個像你倆這麼成功的導演。比較這兩個制度，你覺得香港有沒有特別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你在短短的有生之年住了這麼多地方，真正的歸屬感認同感現在在哪裡？
陳可辛：產業上的問題，我真的想說一下，香港的快，在個人的單一的行為上，可能給你很多方便，但在宏觀方面，這種快不一定是好的，因為它沒有制度，對整個機器、整個系統來講是不對的，跑不久。
我2004年才在內地拍戲，也看到很多變化。從開始覺得內地的公司很多很不專業，到看著他們不停進步，有些時候我們還是覺得慢，但其實已經有點龜兔賽跑的感覺了：他慢，但他有他的節奏，你跑得快，不一定你最快到終點。我上世紀90年代常常看美國的雜誌，一些業內的Variety（綜藝雜誌），對美國業內的分析，從營銷到制度到系統等等，覺得他們很多方法是很好，但在香港不合用。但現在看到中國內地的公司，電影圈這些制度與美國是直接接軌的，拿美國這一套直接能用得上，一點點的adaptation（適應），一點點的調整，完全用得上。
焦雄屏：基本動作現在變好了。
陳可辛：對，這個機器不是自動的，它肯定有它的理由。這些是我們香港人永遠不會明白的，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中國電影市場之變」
焦雄屏：都在預言，三五年後中國會變成世界第一大市場。你覺得，包括你在內參與華人電影的建設工作，華人的電影業準備好了嗎？比方我們臺灣，這麼快被好萊塢全面吞噬掉，因為這麼肥的市場，大家都會躍躍欲試，好萊塢會更加加緊滲透。
陳可辛：我覺得在內地應該不會那麼嚴重。也有一定的保護政策，我還看到這一代觀眾確實是喜歡看華語電影。就算在一個百分百公平的競爭之下，好萊塢電影不是百分百能打進來。現在開始發展二線城市，二線城市的票房確實是華語電影比較好。這對電影工作者來講是另外一個隱患。
二線城市喜歡看華語電影，但喜歡看一些我們不想拍的電影。因為口味的偏向，但這就是商業，你沒法改變，能改變的最多就是使得政策讓華語電影有一個立足之地，但不能說：歧視這批觀眾，覺得這不是我的觀眾。站在市場上，我們在未來的五年、十年能變成世界第一是不難的，但也不代表華語電影能夠出去到哪裡。市場大，不代表我們的影響力大。我們真的不能有這種很民族主義的想法。
‖「內地審查」
焦雄屏：你對於內地環境常常有很多批評，現在還是那些看法嗎？你自己碰到的審批制度並不多。
陳可辛：其實並不多，我自己從第一部戲《如果愛》，唱那首《外面的世界》，周迅為了要去美國跟老外睡了，我都以為不會過。結果完全沒事，一刀沒剪。《中國合伙人》也是一刀沒剪。包括我下一個拍拐賣的題材，現在在送審的途中，也應該沒有太大的意見。
我覺得是在改變，而且對我來講，最大的一個好處，也可能是使我從一個對立面跳到比較中立，甚至乎更靠近審查那個角度的一面。我終於明白，其實審查不是一個跟你對立的機構，它也是一個「中間」的機構，它也是一個希望電影能過的機構。你看很多戲審查可能過了後還有出問題的，其實它就（通過）協調使得這個問題出得少一點。當你明白這個東西時，對審查就不會有一種對立的感覺。站在個人來講，我不覺得是跟一個官僚在溝通，我是跟一個在幫我的人溝通。
焦雄屏：你覺得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使你作為一個北漂導演，在內地立足的優勢會比其他香港導演強？
陳可辛：做人最重要是要客觀，知己知彼。很多時候我們站在一個對立面，不聽理由。問題是大家現在都只想自己，不想別人的立場。這絕對不是妥協，你可以了解了之後堅持，但是了解總比不了解好。
焦雄屏：你預測自己三到五年中間，會變成什麼樣的局面？
陳可辛：其實我一路準備把監製當作是我的終生職業。未來這三四年，我是非常想多做導演，我還是會做監製，但不會是我的主業。我覺得我現在是自我感覺最良好的時候。
本文來自南方都市報，限於篇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