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和「太上皇帝」，是史料中經常出現的兩個詞彙。因為僅有一字之差，所以經常被人們混淆，甚至通用。事實上，「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原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太上皇」一詞，最早見於《史記》。秦始皇平定天下後，除了規定最高統治者為「皇帝」，還特意「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於是莊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贏異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太上皇」頭銜的人。太上，即最高、無上，形容極其尊貴。不過，當時贏異人已去世多年。
劉邦
歷史上，第一個活著的太上皇是劉邦的父親劉太公。劉邦稱帝後，每次去拜見父親劉太公，劉太公均用人臣之禮迎接。在劉太公看來，「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亂。劉邦心裡很不是滋味，兒子成了龍，當父親的總該有個與之相稱的頭銜，於是下詔：「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漢書》)。
秦漢時期的「太上皇」是一個尊號，一種榮譽，不是皇帝，不問政治。對此，東漢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顏師古注曰：「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見，「太上皇」是當朝皇帝出於人倫對父親的尊稱，沒有實際政治權力。
漢代以後，開始出現了「太上皇帝」這個稱號，也就是凌駕於皇帝之上的皇帝。如十六國時期後涼天王呂光、北魏時期獻文帝拓跋弘、北齊武成帝高湛、唐睿宗李旦等，生前退位後均自稱「太上皇帝」。從年代遠近來看，「太上皇帝」源於「太上皇」，但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呂光提前退位，目的是想作為「太上皇帝」壓陣，使權力平穩過渡；拓跋弘退位後，「國之大事鹹以聞」(《魏書》)；高湛退位後，「軍國大事鹹以奏聞」(《北齊書》)；李旦退位後，規定「五日一度受朝於太極殿，自稱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其處分事稱誥、令」(《舊唐書》)。可見，「太上皇帝」禪位後依可以處理國家大事，是凌駕於當朝皇帝之上的皇帝。
在古代，「帝」的分量要遠遠大於「皇」。二者比較，「皇」是虛幻縹緲，「帝」握有實權，所以皇帝也可以簡稱為「帝」。「太上皇」中單一個「皇」字，原本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名譽上的虛銜。
大概是由於「太上皇帝」源於「太上皇」的緣故，在以後的史料中出現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雜亂現象，其中以《宋史》最為突出。史官在稱呼同一個已經禪位的皇帝時，一會兒用「太上皇」，一會兒用「太上皇帝」，如《高宗紀》稱宋高宗趙構退位時提出「朕稱太上皇帝」，而《孝宗紀》卻稱「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從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紀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紀》稱宋光宗趙惇退位後被尊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寧宗紀》卻稱「太上皇違豫，赦。辛卯，太上皇崩」，兩篇本紀前後不同。
按「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親，不掌握大權；「太上皇帝」不僅是父親，而且是皇帝，大權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對禪位後享受什麼樣的尊號很在意，退位前專門規定「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其奏對稱太上皇」，意思是說，正式文件必須稱「太上皇帝」，口頭上可以稱「太上皇」，一句話點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權(《清史稿》)。
從南北朝時期，「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現了一些別的叫法。如北齊後主高緯被尊為「無上皇」(《北齊書》)，北周宣帝宇文贇自稱「天元皇帝」(《周書》)，唐玄宗李隆基被尊為「上皇天帝」，又尊為「聖皇天帝」(《新唐書》)，唐順宗李誦被尊為「應乾聖壽太上皇」(《新唐書》)，宋徽宗趙佶被尊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西夏神宗李遵頊自號「上皇」(《宋史》)，等等。筆者考證，尊號中只帶個「皇」字的，不掌權，屬「太上皇」一類；帶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權力，應視為「太上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二十多位「太上皇」或「太上皇帝」中，其中有三位比較特殊，即晉司馬衷、宋趙構、清弘曆。
司馬衷是輩分最低的太上皇。太上皇，通常是指皇帝的父輩或祖輩，而司馬衷卻被叔祖立為太上皇。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司馬懿的第九子，也就是司馬衷的叔祖趙王司馬倫在「八王之亂」中篡位，逼晉惠帝司馬衷下臺，並將其幽禁於金墉城。為了掩飾篡逆行徑，堵住悠悠眾口，司馬倫不倫不類地給族孫司馬衷送上一頂「太上皇」的冠冕，成為一歷史笑柄。不過，好景不長，司馬衷復闢，司馬倫被殺。
趙構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太上皇帝。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十六歲、正值壯年的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閒退」(《宋史》)為由，下詔傳位皇太子趙眘，自稱「太上皇帝」。後來，趙構又當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歲才壽終正寢。其實，趙構盛年主動禪位，並非因為「老且病」，而是與施恩趙眘、貪生怕死、改變抗金策略等因素有關。
弘曆是最專權的太上皇帝。乾隆皇帝弘曆當了六十年皇帝後，內心十分糾結，想繼續君臨天下，又不敢跟當了六十一年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比肩，故禪位於太子永琰。事實上，乾隆皇帝退位後，「軍國重務仍奏聞，秉訓裁決，大事降旨敕。宮中時憲書用乾隆年號」，嘉慶皇帝永琰除「尊高宗為太上皇帝」，還要朝夕聽其「訓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親政」(《清史稿》)。
作為封建社會皇位終身制的一種補充形式，中國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禪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時也對周邊國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越南的陳朝最為明顯。陳朝建立後，為避免爭奪皇位發生內訌，於是實行太上皇與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並作為有陳一代的定製。越南古代史家吳士連稱：「陳氏家法，……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聖慈官，以上皇稱，同聽政，其實但傳大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上皇，嗣主無異於皇太子也」(《大越史記》)。其中提到的「但傳大器，……事皆取決於上皇」，與中國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謂如出一轍。越南陳朝皇帝禪位後多數被尊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說明「太上皇」與「太上皇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劉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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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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